乐以忘忧
古稀之年，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自寻其乐！
闲话人生（四）
名落孙山
参加1965年高考，自信高考成绩是不低的，但是，那个年代不公布高考成绩，结果是名落孙山。我没有被大学录取，而被武汉市教育局录用为中学语文教师。那一年，武汉市教育局从高考落榜生中直接录用了近3000人为中学教师，据说都是高考成绩很好，但或自己或家庭有这样或那样的“政治问题”。我是什么问题呢？在退休之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里，我终于看到了那份“政审”材料：
高考委员会人事组：
我校考生李培永的家庭成分问题，本人填的是中农，有时又填工人，外调材料又说是小土地出租。汉口考区对此提出过疑问。我们又到中南路派出所去进行过了解，据派出所同志谈，他家“至少是小土地出租，也可能是漏划的地主”但因没搞社教，成分无法肯定。究竟属什么成分，请你们根据档案中的材料予以确定，不过，根据这一情况，我们认为录取绝密专业是不适宜的。
此致
敬礼
中共华师一附中总支
1965年7月23日
上述材料落款还盖有中共华师一附中总支的公章。在当年，我的档案中有这样一份共产党基层组织提供的材料，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没有被大学录取也是理所当然的，而这对一个憧憬美好未来的年轻人是多么残酷的打击！这颗人生的苦果对于正在成长中的我来说，真是苦不堪言！
武汉市教育局录用了我们这批近三千名高考落榜生后，为了尽快帮助我们完成从学生到教师的角色转变，决定要我们分别到武汉教育学院、武汉一师和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去培训一年。我被分到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语文（2）班。我的班主任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教师，名叫黄娉琴，是从印尼回的华侨。我还没有去报到，就被她指定为班长。第一次见她是在当年中秋节后的一个星期一，此前，我一直在家不想去学校报到。最后，在华师一附中团委书记蔡清萍老师耐心劝导下，才去报到。没有想到我迟到近一个月，她仍然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仔细询问我的情况，鼓励我努力学习，然后，带我到班上与同学们见面，同时告诉大家，他就是你们的班长李培永。
当时，我是一个很不称职的班长，积郁在心中的那股难咽之气久久不散。难言之苦，无处诉说，于是，就沉溺于棋牌之中。哪怕课间十分钟也要抓紧时间打几盘。以至于，班主任黄老师只要走进教室，看到我还在与同学打牌，总是微笑着说：“你又在打牌呀！”
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位于武昌付家坡，学校原来有高中部和幼师部，加上我们短训班就是一个近三千人的大学校了。全部由高考落榜生组成的短训班，学生思想复杂是不言而喻的，无心向学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让我不理解的是，在当时特别强调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重要性的形势下，集中这么一大批“出身有问题”的人，培训以后去中学当老师，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不会出问题吗？这是一个明显的悖论，可是，没有任何人来解答。
五十年后，再回头看那时武汉市教育局领导的决策，无疑是非常正确的。经过短训走上讲台的这三千人，不仅缓解了武汉市中学教育师资短缺的问题，而且，让这三千年轻人有一个展示自己才华的平台，对于社会稳定、个人成材都有极大的好处。事实也确实如此，这一批人后来大部分成为武汉市中学教育教学的骨干。
学校根据教育局的要求，为我们将来能够走上中学语文教学的讲台，开设了许多与语文教学相关的学科，也许当时那些老师是临时决定要上那些课，他们自己还不熟悉有关教材内容，例如《文学概论》，因此，上课讲得不怎么好，也许是我们不想学也不想听，好多课都没有一点印象了，只有教我们《古代文学》的罗书慎老师，让我们永远都忘不了，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她讲《触龙说赵太后》，她上课时的语言、表情、动作至今历历在目。她就是我的中学同学和后来在华师一附中的同事徐尚哲的妈妈。前几天，我还与现在美国波斯顿的徐尚哲通电话，一起怀念她的母亲罗老师的教学往事。
按照市教育局的要求，短训班应该在1966年暑假结业，当年5月中旬，我们分赴武汉市各中学实习还未结束，就被紧急召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特别讲究家庭成分，宣扬“血统论”，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要成立“文化大革命委员会”，学校高中部、短训班和幼师三部分，都要有学生代表参加。也许是因为短训班其他同学的家庭成分确实复杂，而我可能是“矮子里面的将军”；也许是心地善良的班主任黄老师极力推荐，我被学校党总支作为短训班的代表，挑选为“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后来，全国“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我也是学校的第一批“红卫兵”的负责人。
真是世事难料呀！因为家庭成分问题，上大学不宜录取！不到一年时间，相信我的档案已经在实验师范学校党总支的柜子里面了，家庭成分应该还是那个“问题”，我不仅可以当“文化革命”委员，还能成为第一批“红卫兵”，而且成为武汉市的“红卫兵”代表，第一批去北京天安门在1966年8月18日接受毛主席检阅。
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轨迹，与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变化息息相关，运行的轨道永远离不开大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