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尼燕京人

本人近期完成了历史记实故事,以我家四代为中心,在中国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甚至世界所发生的真实故事。希望让后人知到也可作为历史的侧影,供写这段历史的人参考。也是一为老人在离开世界之前想说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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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人 我的自述101:妈妈受“老妖奢侈展”“享受”

(2018-08-08 18:23:10) 下一个

          尾声

坚强的妈妈

 

 

      爸爸定成右派后,妈妈教研室要求妈妈下放到丰台农村劳动锻炼。走前校领导要求大家安心劳动,做出定居的决心。

       从不做体力劳动的妈妈勇敢地接受这个大的挑战,首先需坐四趟不同的长途汽车,市内公交车,下车走1小时的农村小路,一次需4个多小时。每四周回城过一个周末。

      妈妈到了农村白天和农村老年妇女一起干活,搓棒子粒。还担任食堂会计,一干就到深夜,人家都睡了她还在打算盘算账,数粮票,数饭票,每天累的要死。有时也尽力帮助农民提高文化水平,教他们识字,读报。帮他们出板报,写稿子。利用回城机会,自己掏钱买生产队需要的科技杂志、书报。由于她的努力和为人,农民喜欢和她接近,村干部也很关心她。

       她发现爸爸真正病倒了,请假回来陪爸爸看病,然后又回生产队。直到下放人员全部返回她才回来。这一年的下放对于一直娇生惯养住大城市的她实在太不容易了。

     爸爸去世后,妈妈继续在人大教中文,没有职称,工资是最低的副教授级。因为抗日胜利后她一直没在大学工作,这是根据学历、作品,给她定的工资。妈妈努力备课,经常因为一点有争论的地方给不同专家打电话讨教,她购买、收藏了国内外名著、诗词、史料、词典、名人注解,经常翻阅、参考,使课讲得生动活泼。

     由于长期躺着身体极虚,上45分钟的课全身衣服湿透,课间赶快换掉,然后继续讲课。两堂课后又湿透了,有时懒得换,赶快回家去换,结果路上招风受凉而经常病倒。1961年底到处精简、下放。她的领导认为妈妈经济条件不成问题就让她退休,这时还不到55岁。那时大学教师退休年龄是55岁。这就是说迫使她提前退,帮助国家解决困难。

   1963年妹妹北大毕业留校,和妈妈一起住在人大。从困难时期开始,那时粮食、油、糖、肉、黄豆、棉花、布等全定量、发各种票,妈妈的粮食定量太低,经常饿昏。过去的大家闺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一切由保姆买菜做饭。这时没吃食,只要有不限量的土豆、白薯、大白菜等,妈妈见到也和大家一起排长队等几个小时,然后慢慢扛回家。这漫长的困难时期妈妈浮肿的要命。周末为了我们回来改善生活只好去黑市买昂贵的鱼肉青菜等,就这样慢慢熬了过来。

    姐姐婚后仍在北医工作,但定居在五棵松姐夫的工作单位,小孩身体极弱,放在城里较好的托儿所,离姐姐、姐夫都远,从没自己带过如此之小幼儿的妈妈,这时挑起接送幼儿去托儿所的重任,北京公共汽车是挤得有名的,她推着儿童车,需别人帮忙才上得去,很多次没人帮不说,还把她扒拉开,有时把她推倒。低工资制的那个时代我们是雇不起保姆的。妈妈想尽力多帮助,让我们好好工作,一直坚持下来。

       突然文化大革命来临,已经退休五年的妈妈被保姆赵老太带着红卫兵抄了三次家。把所有家具,钱财,皮子,毛线箱子等,甚至我们的东西、我们结婚的礼物都抄走。我放在家里的琴书也全被抄走,连姐姐孩子的玩具也抄走,几乎是寸草不留。把她的唯一生活来源退休金也断掉了,多次挨批斗。

       更有甚者他们在一块空地上,搭了大蓬子,把妈妈的东西全摆在里面,门上写“老妖奢侈生活展”,我去看了这个展览,真是歪曲、添油加醋、哗众取宠。也真庆幸妈妈卖了钢琴,否则放在这大蓬里都弄坏了。也想如果爸爸活着,把右派问题加上,比妈妈要受更多的罪。

       他们来斗妈妈,说什么司徒雷登的徒子徒女,干儿子干女儿。还要把已去世的爸爸再数落一遍,全算在妈妈头上。

       妈妈连基本生活费也没了,幸亏我们都工作,可以帮助,特别是妹妹帮助最多。

       最后退文革的抄家物资时 ,妈妈的 许多东西都不见了。最有意思的妈妈最喜欢的饭厅四联玻璃柜只找到立着放的一联,其它都没影子。抄走的东西是一片混乱,没有登记,所以任何东西也不会写去向,等于创造机会让人偷走。幸亏在银行的钱是被冻结的,不许人拿走,这就保证妈妈后来的生活。

      文革时一天,妈妈对我说,他们抄走东西,又使劲批斗,遭受谩骂、侮辱,展览,几次想自杀,但一想这是“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年代,爸爸是右派,已让我们成份很糟,如果她再自杀,弄个“畏罪自杀”的“美名“ 加在我们头上这压力该是多大,这成份该多糟。她说宁可自已顶着这压力,也不能让我们的成份变得更坏。妈妈就这样坚持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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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思 回复 悄悄话 往事不能如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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