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与愚
经历，感悟，思考，探索
对邓丽君的封禁始末
1980年1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和《歌曲》杂志编辑部联合主办“听众最喜爱的15首广播歌曲”评选活动。
在没有手机和网络的时代，17天内，主办方竟收到22万封听众来信。
1980年2月16日，那天是大年初一，上午9点，十五首最受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揭晓。
当晚，《十五首最受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音乐会》在北京首都体育馆演出，歌唱家们都是当选歌曲的原唱，音乐会热烈而隆重。
这是中国大陆最早的“流行音乐排行榜”，也是自“文革”以来，群众第一次亲身参与，投票选出真正喜欢的歌曲。
其中，李谷一演唱的《妹妹找哥泪花流》引发了巨大争议，虽然歌词写的是“阶级仇”，但是它的旋律、曲调和唱法，却背叛了它的内容。
她用极其深情凄婉的声音处理了“兄妹之情”，从而让人们体验的不再是兄妹的阶级仇恨，而是情哥哥与情妹妹的缠绵思念。
这首歌被认为最有“危险性”。
其实李谷一是有“前科”的。1979年末电视纪录片《三峡传说》播出，她演唱的《乡恋》随之风靡，唱法被指摘“嗲里嗲气，矫揉造作。”
只不过当时少为人知的是，李谷一这种唱法是模仿海峡对岸的邓丽君。
“文革”后，大陆的年轻人通过收听“敌台”初闻邓丽君歌曲后，就开始互相翻录她的磁带。
没人知道这个有着甜美歌声的女人是谁，只是在习惯了样板戏的激昂之后，突然发觉音乐原来还可以如此美妙。
邓丽君的歌曲通过“地下”的方式迅速流传开来，先是翻录磁带、盗版磁带，然后是翻唱集锦。
1978年后，社会上有“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之说。
这还了得！1980年，中国音协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专门展开对邓丽君歌曲的讨论与批判。
正统专家们认为，邓丽君的歌曲内容灰暗、颓废，属于“靡靡之音”、“黄色歌曲”。并特别对她翻唱的《何日君再来》进行猛烈批判。
歌词“人生能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从字面意思理解是青年男子与女友依依不舍的情景，属于“黄色”；这首歌创作于1936年，正值日本入侵中国之时，“君”指的是国家，或者说指的是国民党军队，“何日君再来”有“何时收复失地”之意。从这个角度讲，歌名与当时国民党鼓吹的“反攻大陆”暗合，又属于“反动”。
这次会议把邓丽君歌曲上升到“毒草”的高度。
两年后，大陆出了一本《怎样鉴别黄色歌曲》，依旧将矛头指向了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
“《何日君再来》不是汉奸歌曲，但它是首黄色歌曲……这是对血泪现实的掩盖，是对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生活的歌颂，是以醉生梦死的态度来对待现实。……现在还喜欢《何日君再来》的同志要认真想一下：是‘好花不常开’，还是应该用我们双手去创造永不凋谢的花朵。”
“第一批流行歌手百分之百地摹仿邓丽君，比如广州的刘欣如，北京的田震、段品璋、赵莉、王菲……”
很多年后，有音乐人士如此回忆，不仅如此，邓丽君还教会了人们可以用嗓音的另一个部位唱歌，即后来所谓的“通俗唱法”。在此之前，中国歌曲只有美声和民族两类唱法。
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只能说内地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没有通俗唱法。
近百年的华语流行音乐史就像夜空里的烟花。
1923 年，美国人在上海开通了我国第一家广播电台，此后诸多商业电台应运而生，灯红酒绿的歌厅舞厅中流行缠绵歌曲。
音乐大师黎锦晖被称为中国流行歌曲的开山鼻祖。他创建了明月音乐社，1927年后创作了许多“家庭爱情歌曲”，如《毛毛雨》、《妹妹我爱你》等，红遍大江南北。其中《毛毛雨》被音乐界公认为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
到了1930年代，美国爵士乐及欧美舞厅音乐流入上海娱乐场所，为华语流行音乐的带来了新的变革，形成第一个高潮。
当时流行歌曲多来自电影插曲，如《采槟榔》、《玫瑰花开》、《玫瑰玫瑰我爱你》、《夜上海》等，这些流行歌曲被大量灌制成唱片，其中灌制最多的歌手是周璇，总共有150 多张，被称为“金嗓子”，她以亲柔曼妙的唱法，树立一代歌风。
1940年代，又出现一种风格迥异的流派，由出生在中国的日本籍歌星李香兰引领，她以西洋传统发声方法演唱中国流行歌曲，如《忘忧草》、《海燕》等，这种演唱风格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歌坛的发展。
1950年代后，大陆进入高亢的革命歌曲年代，歌颂祖国、歌颂红军、歌颂党。到了“文革”，只有八部样板戏。
同期，华语流行乐在台湾和香港花开两蒂。
因为政权鼎革，大批作家、作曲家、歌星及听众从上海迁至香港，使得老上海的余韵得以在香江流播。
台湾则较为特殊，先被日本占据多年，国民党败退至此后，美军常驻，深受西方流行文化影响。
邓丽君少年成名，1960年代名满台湾，1970年代横扫日本，红遍亚太。只不过，彼时大陆正如火如荼地“闹革命”，两岸隔绝，直到“文革”后，嗅觉灵敏的听众才接触她的歌曲。
身体和灵魂禁锢久了，就迫切需要释放，挡也挡不住。
1984年，央视春晚首次邀请香港歌手，张明敏演唱了《我的中国心》，主旨虽是爱国，实则流行乐。
大陆流行音乐的崛起要到1986 年，那年5月，《让世界充满爱》大型流行音乐演唱会在北京体育馆举行，崔健、王迪、刘元、梁和平等人推出了《一无所有》和《不是我不明白》。
这标志着流行音乐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同年，中国音协等主办的首届民歌通俗歌曲“孔雀杯”大赛在京揭幕，首次设置“通俗唱法”，意味着流行音乐登堂入室，正式从“地下”走上台面。
那么，开放风气之先的邓丽君何日能来大陆呢？无数歌迷翘首以盼。
抛开耀眼的光环，邓丽君是个“苦命人”。
三哥邓长富曾总结过她人生中的三大遗憾：学历，自小家穷，中学辍学；婚姻，感情不顺，屡遇渣男；内地演出，没能踏足故土。
在泛政治主义的浪潮中，她如浮萍，只得随波逐流，最后覆灭。
《人民日报》第一次提到邓丽君是在1980年8月30日的第五版，刊登了作家苏叔阳的小说《傻子娶亲》，纯属“躺枪”。
工人们喜欢他，可姑娘们瞧不上他。跳扭摆舞、穿高跟鞋、听邓丽君的女郎，哪一只眼会看上个傻子？除非她也缺心眼儿。
1982年3月21日，邓丽君第二次登上《人民日报》（第4版）时，不过是负面：
北京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小组讨论会上发言摘要：
杜近芳委员说：现在到处放邓丽君的爱情歌曲，不仅许多小青年学唱，就连老太太也学着唱，这很不好。
往后，舆论稍微宽松。
1984年，《北京青年报》记者关键联系上香港某报记者，此人曾经采访过邓丽君，委托他代为联系邓丽君。一年后，香港记者打电话给关键，说邓丽君正在新加坡，并提供了电话号码。
1985年1月30日零时30分，关键打电话给邓丽君，于是有了一篇报道《邓丽君说：真高兴，能有电话从北京来》。
当我告诉对方我是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同时也是一个歌迷的时候，她吃惊地问：“什么，北京？”对方象是一边思考一边说：“我现在很惊奇，能有电话从北京打来。”
我说：“想不到您普通话讲得这么好。”
她听了忍不住又笑了起来，反问我：“是吗？”她接着又说：“我们是中国人，就应该讲自己的国语呀！”
我告诉邓丽君小姐，内地一些青年喜欢她的歌。
她听了想了想说：“三、四年前我就听说内地有人喜欢我的歌。我在美国电视上看到有个美国记者报道了这件事，开始我半信半疑，后来，我在香港又碰到一些人，也说内地有人喜欢我的歌。我想这大概是真的吧。今天您能直接从北京打来电话，我很受鼓舞，感到非常高兴，心里很激动。我感激内地的青年朋友！”
当我告诉邓丽君小姐，现在内地的广大青年都在为建设祖国而积极努力地工作时，她高兴地说：“把中国建设好，这是海外侨胞和海峡这边和那边中国人的共同意愿，居住在海外的中国人都很关心内地的建设。尤其是现在，不管是在什么国家，中国总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
邓丽君小姐又说：“我在香港看了一些报道，知道内地现在提倡现代化，提倡文明礼貌，提倡建设，这些我都觉得很开心。”
《北京青年报》这篇报道是大陆媒体第一次正面大篇幅报道邓丽君。
此后，邓丽君又“不经意”八次登上《人民日报》，最后一次是1989年4月17日，在一篇介绍1988年“金星”歌手苏红的报道中提及，非常正面。
许多关心苏红的观众殷勤致函，建议她演唱流行歌曲。苏红欣然动容，想：为什么邓丽君演唱的流行歌曲，像说话一样自然，像与朋友交谈一样亲切，这不也是一种艺术境界吗！
很可惜，她还是来不了内地。一连串的悲剧在延宕。
先从关键的悲剧说起吧。
第一个采访到邓丽君是他职业生涯的顶点，很多年后，《北京青年报》还把这件事当做光荣历史反复唠叨。
关键曾是一个模范记者。1984年04期《新闻战线》杂志就刊登过一篇《“呣,能干!”——记北京青年报记者关键》。
他，个不高，人略瘦，满脸胡子碴，看起来不象35岁的年纪。他笑起来眼角展开的皱纹，使人总会产生一种想对他说点什么的愿望。一个黄色的旧书包，无论冬夏总是斜挎在他的肩膀上。他骑着辆剥了漆皮的旧自行车，跑遍北京市的角角落落。于是，从那里——从盛大的会议上，从居民的小院里，从商店的售货台前，从工读学校的孩子们中间，传出了一条条引人深思的消息。
《新闻战线》是人民日报社主办，大陆最权威的新闻行业杂志，能被专门推介，是新闻记者的荣光。
不过，关键的结局让唏嘘和不解。
电话采访完邓丽君后，他又带领一班人去她的故乡拍了《邓丽君故乡行》的电视片。
但几年后，他获刑入狱，后因恶性肿瘤“保外就医”，假释不久，就离开人世。
1993年，另一本新闻行业杂志《新闻爱好者》，刊登过一篇《“必须生活于自己正当工作收入中”——从关键被判刑谈起》，披露了内幕。
该文把关键比作“于连式人物”，出生底层，为出人头地，不择手段。
为了满足去日本留学的私欲，多次窃取绝密和机密材料给“外国朋友”，在日本期间，充当国民党间谍机关的鹰犬，从出卖国家到出卖灵魂。
作者最后感叹，“于连”的戏演完了，但愿“于连”的悲剧能成为记者教训，自尊、自律、自爱！
邓丽君并不是“于连式人物”，悲剧还是不放过她。
1979年2月18日，为简化出入境手续，邓丽君持一份印尼护照从香港飞往日本，但这份由朋友代办的印尼护照被怀疑为假证件。
依照当时台湾法律，持假证件可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还有可能判死刑”。
这就是改变邓丽君命运的“假护照风波”。持有美国签证的她只好去了美国。
从美国的新闻中，邓丽君得知自己的歌曲在大陆十分流行，遂有意到大陆观光演出。
这令台湾当局感到恐慌，害怕邓丽君倒向内地。台湾高层派时任“新闻局长”的宋楚瑜与邓丽君联系。
台湾当局还不放心，通过邓丽君在军中的三哥邓长富与她的父亲邓枢接洽，得到邓父的表态后，决定重新力捧邓丽君。
1980年，国民党文工会主任楚崧秋亲自赴美邀请邓丽君回台演出，排场盛大，等于是为“假护照风波”平反。
回到台湾后，邓丽君开始劳军和义演，很明显，这是给大陆看的政治秀。
邓丽君生前的经纪人管伟华说，其实这也是邓丽君的一种妥协，她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台湾不再追查假护照，她就可以回台湾了。“邓丽君是个艺人，她自己不会参与政治的这些事，只不过她的家人在台湾，哥哥还是军人，都要考虑。”
1980年10月4日，邓丽君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举行了一场义唱，门票收入全数捐给公益基金会。
在演唱会中，主持人问邓丽君，听说在大陆有很多人想邀请你去大陆演唱。邓丽君表示：“如果，我去大陆演唱的话，那么当我在大陆演唱的那一天，就是我们三民主义在大陆实行的那一天。”
在两岸敌对的年代，邓丽君这句话基本堵死了她踏足大陆的可能。
1981年8月，邓丽君在台湾劳军一个月，跑遍各地军营，包括金门前线。此后台湾电视公司制作并播放了名为《君在前哨》的电视特辑。
于大陆而言，金门的象征性极强，政治意味与普通劳军不可同日而语。
自此之后，邓丽君在大陆官方眼中就不只是一名唱“黄色歌曲”的歌手，而是一名“敌对大陆的黄色歌手”。
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颁令，自同年7月15日零时起，解除在台湾本岛、澎湖与其他附属岛屿实施了38年的戒严令。
两岸关系有所松动。
那段时间，邓丽君蛰居香港，曾秘密与新华社香港分社接洽。
新华社指派一个主管港澳事务的副秘书长及两名香港分社人员与邓丽君联络。
她曾策划来大陆开四场演唱会，“第一站北京，第二站上海，第三站西安，第四站广州。”
但她只身在港，没有经纪公司为其运营，若委托其它公司，有恐泄密，此事不了了之。
后来，邓丽君又计划来大陆旅游，她想“大雪纷飞时，登上长城，一栏塞外风光”。
新华社香港分社建议她用假名，持中旅社的回乡证过关，但“假护照风波”让她心有余悸，此事也不了了之。
她最后一个心愿是，拜托新华社香港分社为其在苏州购置一套住宅，还曾于1988年春，与来港参展的苏州代表团晤面，谈及此事。
但后来，“因为某些原因”，新华社香港分社与邓丽君的接触中断。
内地的改革开放，给邓丽君带来新希望，“她几乎凌乱地给自己编造了许多梦。只是有一个无形的网笼罩着她，她始终无法冲破。”
去世前几年，她长居东南亚，大陆方面曾与之有过交往，希望她能到大陆演出，但还是未能如愿。
她早前的经纪人管伟华说：“前半段是政治原因，后半段是自身原因。那时候，她身体已经不好了，发胖，艺人不愿意把自己不好的状态给别人看。”
就这样，邓丽君与大陆始终缘悭一面。
1995年5月9日，央视四套在常规新闻里报道了一则消息：“台湾著名歌星邓丽君昨日在泰国清迈病逝”。
还播放了多段邓丽君生前演唱活动的电视画面，这是大陆最高级别的新闻媒介第一次正式报道邓丽君。
悲伤的是，这是她的身后事。
更悲伤的是，她的身后事，还是“任人摆弄”。
1995年5月28日，邓丽君出殡，遗体上覆盖着国民党党旗，国民党追赠她最高荣誉“华夏一等奖章”。
时任“台湾省省长”宋楚瑜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后任国民党主席的吴伯雄做覆旗官，国民党政要员连战、郝伯村、王金平以及民进党大佬悉数到场，十几位台湾现役军人抬棺。
据说邓丽君的葬礼规模仅次于蒋介石父子葬礼。
2005年，邓丽君去世十周年。
这年的四五月份，国民党主席连战及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相继访问大陆，开启两岸交流新里程。
连、宋两位台湾政坛大佬都参加过邓丽君的葬礼，邓丽君墓园的“筠园”二字还是宋题写。
那年底，“一代歌后邓丽君经典金曲交响音乐会”晚会顺利报批立项，并于2006年1月22日在北京音乐厅举行。
这意味邓丽君在大陆全面解禁，无论是民间层面，还是官方层面。
《怎样鉴别黄色歌曲》这本定价两毛二的小册子，如今在旧书网上被炒到了300元，卖主强调：“最好的时代见证，珍稀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