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货币与信用原理》([奥]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著)(二)

(2018-03-20 08:58:58) 下一个
1797年,为应对拿破仑战争引起的巨大开支,英国政府宣布暂停将纸币兑换成黄金。随后,当时扮演央行角色的英格兰银行开始大量发行没有准备金的纸币,一时间银行、投机家争相利用信贷扩张进行高风险投资,以期从中获取暴利。从表面上看,战争并没有给社会带来灾难,相反催生了繁荣活跃的“战时经济”。
 
1770年,在伦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只有五家公司;到了1824年,交易所中已有624支股票可供投资者选择。然而表面繁荣的市场背后,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正在酝酿——战后政府债台高筑、入不敷出;银行赖以获利的高回报战争债券不复存在,海外投资的收益远远不及预期;英镑贬值,金本位恢复,利率上升……
 
1825年,以股票市场崩盘为开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经济危机”爆发了。短短一年内,六家伦敦银行和六十家地方银行倒闭,大批企业因缺乏资金而破产,许多人的毕生积蓄在顷刻间化为乌有。
 
然而这只是一个开端。1836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每不到十年经济危机就会再次发生,且规模一次比一次惊人,破坏力与日俱增。1929年美国爆发大萧条,随后演变成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恐慌、挤兑、失业、饥馑成了那个时代的共同记忆。
 
频频爆发的危机究竟是不同“周期”恰巧重合的结果,还是有着存在于经济体内部的深刻原因?是因为资本家对劳工剥削过度,以致消费不足造成“生产过剩”?还是因为人的“消费欲望递减”,从而引起“有效需求不足”?或者仅仅是源于人厌恶风险的心理,恐慌引发的连锁效应导致经济体陷入“流动性陷阱”?经济理论家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以前,人类社会也时常面临各种危机,不过它们大多源自自然灾害、瘟疫、或外敌入侵。直到金融业经过十八、十九世纪的高速发展,形成以中央银行为中心的银行网络,经济危机才开始上升成为历史的主角。
 
这一切当然不仅仅是巧合。米塞斯在《货币与信用原理》中指出,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正是银行系统主导下信贷的过度扩张。
 
正常状态下,经济体中的企业和个人的生产所得,除了用于消费的部分外,余下的储蓄被用来投资。商业银行吸收闲散资金,集中起来投向那些具有增长前景、回报率高的项目;这些投资或者提高了现有产品的生产率,或者创造出全新的需求,这样就实现了所谓“经济增长”。在这个过程中,向企业或个人放贷的银行也会在一定期限后收资金,并获取利息作为回报。
 
但如果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通过指示央行“降准降息”,令整个银行系统同时放松银根,短时间内将大量资金投入市场,这时的情况与一两家银行的个别行为有很大的不同——足以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大量投资想要获得回报,必须以社会整体生产效率提高为前提——这在短期内通常是无法保证的,(通胀形成的)“多余”的资金往往流向了一些缺乏前景或收益不明朗的项目(如基础设施建设),一些甚至被白白浪费掉了。
 
信贷造成的货币超发会对正常的经济活动产生诸多不良影响——流入市场的大量资金造成资产、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过热”的市场进一步刺激了各种投机行为,金融系统的风险不断增大;原来与正常的“消费-储蓄率”相适应的生产结构,因为新涌入的货币而发生了扭曲,资源过度投入那些原本无利可图的领域,而原本经营良好的企业则因为通货膨胀的冲击而无法获得足够资源,生产受到影响;低利率还使人们更倾向于消费,降低的储蓄率令原本已经因为负债而变得脆弱的金融系统雪上加霜。
 
随着大量贷款的发放,经济体步入短暂的“繁荣”期;然而,一旦投资没能如预期那样获得回报,而民众也没有增加储蓄,那么一段时间后银行会积累越来越多的坏账。一旦某家大型银行或金融机构因为严重亏损而陷入危机,产生的连锁反应会令更多银行和企业陷入困境,恐慌很快就会在金融系统内蔓延开来。
 
作为金融系统的监管人和市场的稳定剂,中央银行有责任向困境中的商业银行提供应急贷款,帮助其渡过难关。然而中央银行同样会面临资金紧张的问题,没有能力在整个金融系统即将崩溃的情况下力挽狂澜;同时央行身为宏观经济的调控者,往往需要警惕过度的通货膨胀,以及过量的泡沫加剧潜在的危机。一旦央行停止刺激计划、收紧银根,商业银行必然面临资金紧张,甚至会因严重亏损而倒闭;而那些长期以来依靠低利率贷款维持的企业也将难以为继,其中一部分会因资不抵债而破产,大量工人随之失业。
 
经济体中,任何一家企业都可能因经营不善而破产,但这通常只会对某一地区或某一行业产生重大影响,而不会形成波及整个经济体的危机。以央行为中心的银行系统则不同,不仅系统内的银行通过相互合作联系在一起,而且它的行为牵涉到经济活动中几乎每个行业、每一家公司;一旦金融系统内的一家或数家大银行遭遇危机,影响到的就可能是整个社会、各行各业。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金融系统越发达,银行贷款金额越大、风险越高,最后酿成的危机就更深重、更持久
 
史上历次危机几乎都是由热衷投机的金融机构引发的,按理说银行系统最应该吸取教训、严格控制投资风险。然而现实中,面对巨大收益的诱惑,大银行明知存在高风险却无法遏制投机的冲动,直到引发危机后才向最后的救命稻草——政府求援。
 
而政府不可能任由金融系统崩溃,不得不动用纳税人的钱替投机者不负责任的行为买单——这一点银行家们心知肚明,他们 Too Big to Fall。
 
“Too Big to Fall”,这个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为人熟知的说法其实并不新鲜。早在十九世纪中期,时任英国首相的Robert Peel所发起的金融改革中,为限制货币超发而立法将纸币发行权集中到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手中,并试图通过将这一家银行置于政府的严格监管之下来根绝通货膨胀引发危机的可能。然而获得垄断地位的英格兰银行逐渐在与政府监管部门的角力中占据上风——因为这一家银行牵涉整个金融系统,“Too Big to Fall”,议会不得不在它因为过度信贷遭遇困境时,作出妥协取消对它的严格管制(如允许银行终止金属货币支付)。
 
正因为洞察了金融系统在经济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以米塞斯为首的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才“不合时宜”的坚持恢复金本位,并自始至终反对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
 
奥地利学派对于贵金属的偏执和对银行发行纸币必须有100%准备金的坚持,正是源于对与银行经营者及政府的不信任。遗憾的是,纸币、信用货币以及当代信息化了的货币拥有不可忽视的便利性,这一点被近两百年内货币演进的过程所证明;现代人,无论是普通消费者还是银行家、政府官员,恐怕都无法设想完全取消信用货币、退回使用金属货币的情况。奥地利学派对于银行业垄断和政府的贪婪保持警惕无疑是明智的,但是这种对于大企业、政府的普遍怀疑使得他们的学说不可避免的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如果不信任政府能够约束中央银行滥发货币,又怎么能信任执法者能够坚定的捍卫“纯粹金属货币”或“100%准备金”的法令呢?
 
所以当今经济学界,奥地利学派只是被当作“非主流”经济理论看待。相反,鼓励政府积极干预经济,通过信贷刺激获取短期绩效的凯恩斯主义在支配经济政策近一个世纪之后仍大行其道。美联储在最近一次金融危机后实施“量化宽松”,中国政府在经济疲软之际推出“四万亿”刺激计划,都是基于凯恩斯理论的逻辑。另一方面,民众在“主流”经济学家巧舌如簧的蛊惑下对政府听之任之,陶醉于滥发钞票带来的“繁荣”,然后又一次重蹈覆辙;更有越来越多的人将生活改善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政府,认为创造就业、保持经济增长、增进福利都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也许这种观念的盛行才是危机不断袭来的真正原因。也因为如此,自由主义思想在今天才显得更加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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