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与信用原理》（[奥]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著）（一）

“通货膨胀”这个词对于现代人来说一点也不陌生。现代新闻媒体谈论通胀的方式就好像它是一种自然现象——没有明确的根源，只是一直在发生。通胀被当成经济的一种顽疾，虽不至于危机生命，却也无法被彻底根治；人们比较今天和数年前的开销，纷纷表示通胀确实存在；然后话题就到此为止，对通胀的原因无人深究，就好像它和明天会下雨一样不可抗拒。

 

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曾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人类历史就基本上是政府制造通货膨胀的过程。”

 

其实在布雷顿体系瓦解之前，政府也一直设法制造通胀，只不过难度要大得多——早在罗马帝国时期，著名的暴君尼禄就曾为解决财政危机而降低银币含银量；到帝国后期，货币从最初银含量百分之百的纯银币沦落为含银仅百分之五的“镀银”币。中国宋代官方发行名为“交子”的纸币，为世界首创；但面对这样一本万利的诱惑，政府很快就因为财政压力走上了货币超发的不归路，最终交子因为严重贬值只得被终止流通。纸币被接纳为主流货币后，“恶性通货膨胀”已成为政府即将垮台时的一种典型现象，如一战后的魏玛共和国，即将丢失大陆的国民政府等。

 

哈耶克的老师，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第三代掌门人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其所著《货币与信用原理》一书中，对通货膨胀这一经济体的“恶疾”做了深入透彻的剖析。米塞斯或许并不是第一个认识到通胀危害的人，却很可能是首位全面细致探讨通胀对经济活动影响的学者。

 

米塞斯的功绩在于指出了通货膨胀并不仅仅是货币超发、物价上涨那么简单——如果所有人的财产和收入都一下变为原来的数倍，同时所有商品的价格也都等比例的上涨，那么虽然发生了“通货膨胀”但对每个人的购买力并没有任何影响，整个经济体还和原来一样运行，不会发生任何改变（因为消费习惯人对货币的使用会有一定的“惯性”，但如果有意识的调整应该并不费时）。然而通胀的奥秘在于，超发的那部分货币并非立即平均分配给社会中的每个人，而是先到达一部分人手中——可以是与政府往来密切、吃“财政饭”的公司，也可能是接受政府补贴的国有企业，或者是那些因从事出口而获得优惠政策的经营者——不管是谁拿到了这些超发的货币，在他们开始花销之前，市场并未受到货币超发的影响，各种商品的价格和从前一样。但当这部分“合法伪币”进入市场，最先被购买的那部分商品的价格就会因为新出现的需求而上涨；同时，“伪币”随着交易的完成转移到新的所有者手中，并会随着下一轮买卖逐渐影响其它各种商品。“伪币”最初的所有者获利最多，因为第一轮消费时商品价格还未上涨；而随着这些超发货币通过一次次交易进入流通，通胀的影响如波浪一样散布开来，最终带动整个市场价格的上涨。而处于这一链条末尾的消费者，由于面对的是已经价格上扬的商品，他们只能成为通货膨胀的受害者。

 

理想世界中，货币只是充当商品流通的媒介，对经济体的影响应该是“中性”的；在平衡状态下，市场中流通的究竟是一倍还是一百倍的货币，改变的仅仅是平均物价指数的高低，而不会对经济活动产生任何其他影响。然而，正是因为通货膨胀是一个由源头开始、逐次推进的过程，超发的货币才会令正常的生产结构发生扭曲，起到资源再分配的作用。

 

贵金属货币时代也会发生通货膨胀，新开采出的金银流入市场就是其中一例。十六世纪西班牙控制下的南美洲银矿出产的大量白银流入市场，引发了西欧普遍的价格上涨。随着这部分白银经国际贸易进入东方，正处于明代的中国也感受到了这一轮通货膨胀的冲击。不过由于贵金属的储量有限，矿藏的开发也费时费力，所引发的通货膨胀一般也相对温和，与十六世纪美洲白银相似的情况在历史上极为罕见。

 

到了纸币时代，尤其是西方各国放弃与贵金属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几乎就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货币的超发了。于是通货膨胀在各个国家“你方唱罢我登场”，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而民众对此也逐渐麻木、习以为常。

 

现代社会通货膨胀的来源无外乎政府和银行（很多时候是政府和银行一起）。当代各国货币发行权一般都由政府控制下的央行掌握，政府自然乐得利用手中的工具尽可能便利自身和利益相关者。最直接的手段是直接通过发行货币弥补财政赤字，但这种方式也最容易失控而导致货币严重贬值，引发恶性通货膨胀的灾难，因而在一些国家被立法禁止（例如1995年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虽然不允许政府通过印钞直接冲销赤字，但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立法禁止政府发行国债、借钱弥补财政亏空；像美国这样允许央行（美联储）认购政府债券的国家，政府的债务就成为通货膨胀最重要的来源。

 

有经济学家把政府制造的通胀等同于征税行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政府通过超发货币（或“赤字财政”）获得了额外的收入，而成本最终还得由民众来负担。但这无疑是最坏的一种“征税”——税收的比率和对象都很明确，其过程受到监督制衡（如需国会通过），后果也比较容易预测；而制造通胀的手段则要隐秘得多，增发货币的分配过程更基本属于暗箱操作，很容易成为政府官员给“关系户”输送利益的捷径。

 

还有一种重要的货币超发来源，也在央行的掌握之中，但听起来貌似“合理”很多。在国际贸易中，不管是外国企业购买本国商品，还是本国企业在对外贸易中获利，都需要将外币兑换成本国货币。在贵金属货币时代，兑换商会根据不同货币的贵金属含量定出合理的汇率，以方便在各国间来往的商人进行交易。这种状况下，各国货币间的兑换率被国际贸易收支“自然”的调节着——若一国在国际贸易中保持经常性顺差，贵金属大量流入，国内就会出现货币过剩，进而导致物价上涨；上涨的物价提高了企业生产的成本，从而商品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下降，这样该国的贸易顺差就会下降，流入的贵金属减少，甚至会开始流出。反之如果该国因贸易逆差而导致贵金属外流，国内通货紧缩就会引发物价下跌、成本降低，这样一来贸易赤字会随之减小，最终达到平衡。

 

到了纸币时代，如果没有任何一国存在货币超发，那么各国货币的兑换比例也会依据国际贸易情况自动调节，最终到达“平衡汇率”。比如一国有大量贸易顺差，在外汇市场上就会存在对本国货币的需求，从而推动货币升值；这反过来会降低本国产品在国外市场的竞争力，从而导致贸易顺差减少。然而现实中，各国央行频繁以“稳定币值”或“刺激出口”等名义对汇率实施管制，一旦本国币值发生重大波动就会通过大量买入或卖出货币干涉市场。

 

中国央行正是这方面最极端的例子之一。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政府就一直推行鼓励出口的外贸政策。利用东南沿海的便利条件发展制造业，再通过国外成熟的市场进行销售，可以在国内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在短期内实现较高的GDP增速。为了维持本国商品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力，尽管中国常年保持大额贸易顺差，央行却一直试图维持较低的人民币币值。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外贸企业在国外每赚得一美元，央行就要在兑换时付出7元以上的人民币；常年积累的巨额贸易顺差就这样在央行稳定币值的操作下变成海量的人民币涌入国内市场。明白了通货膨胀的原理，就会清楚的看到央行这一政策实际上是对出口企业的系统性补贴。作为这种固定汇率所引发通胀的入口，外贸企业在这一过程中获益最大，而相对缺乏外向型经济的内陆省份则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沿海经济发展的牺牲品。

 

这一政策一直持续了二十余年，其最显著的成果，除了保持光鲜的GDP增幅外，恐怕就是政府手中掌握的巨额外汇储备了。代价则是大量资源、人力的消耗，环境的污染，还有就是沿海与内陆之间发展的巨大差异。

 

通货膨胀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是银行信贷。这种在贵金属时代完全正常的经济活动，到了纸币时代却成了动辄让整个社会陷入危机的元凶。这方面的原委留待下一篇再说。

[sky00]

谢博主分享。读后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期待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