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美] 道格拉斯·诺斯著）

“经济史是真正的历史”，对于平民而言尤其如此。

 

现代文明国家的普通人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们不需要过分担心战争、饥荒、瘟疫，可以安心在充满秩序的环境中享受商品经济的各种便利， 其绝对生活水平轻易超过古代的帝王贵胄。尽管像过去任何时代一样，现代社会也面临各种各样的危机与挑战，但毫无疑问，人类文明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峰，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和平、繁荣的黄金时代。

 

这一切对我们而言似乎生来如此，是理所当然的；但只要时光倒退两百年或更早，那时的技术条件可能让现代人觉得无法生活——没有电力、自来水、互联网，甚至没有方便面和微波炉——文明是如何从那样原始的阶段发展到今天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金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指出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天的水平，是经济史上两次大变革的结果——发生于约一万年前的农业革命，让人类的生产方式从狩猎采集转为定居农业，从而开启了古代社会的历史；从古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则是在科学进步的推动下，以新技术不断涌现、经济快速增长为标志的第二次革命——开始于产业革命后期，我们今天仍身处其中。

 

从产业革命开始的变革之所以会发生，诺斯认为，不能单纯用技术的进步解释，而是需要考虑制度变迁的影响。经济增长需要激励，有效配置资源的产权能够提供这种激励，而这种产权的安排通常是由政府控制的。虽然东西方古代社会阶段都曾经出现过辉煌的文明，但近代西方走在了前面，东方则大大落后了。不同体制下经济组织效率的不同，可能是解释近代东西方发展差异的关键。

 

与以往关注资本积累、技术创新、规模经济的研究不同，诺斯强调政府与制度才是研究经济发展的核心。具体来说：

 

“知识和技术存量定出了人们生活状况的上限，但它们本身并不能决定在这些限度内人们如何获得成功。政治和经济组织的结构决定著一个经济的成就及知识和技术存量的增长速率。人类发展中的合作与竞争形式以及组织人类活动的规则的执行体制是经济史的核心。这些规则不仅造就了引导和确定经济活动的激励系统，而且还决定了社会福利与收入分配的基础。理解制度结构的两个主要基石是国家理论和产权理论。因为是政府界定产权结构，因而政府理论是根本性的。最终政府要对造成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 （第二章）

 

这种观点与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截然不同——后者同样重视国家政府与生产力水平的关系，并提供了一种制度、政治以及意识形态影响经济发展的解释体系，但是这一理论过分看重阶级间的矛盾冲突，却忽略了制度本身的改变：

 

“马克思主义者简单的忽略了搭便车的问题，而使人们的信念发生了一个大的飞跃，认为人们将会置自我利益于不顾而按一个阶级的利益行事，甚至做出相当大的个人牺牲。”

 

这种批评与David Beetham所著《官僚制》中对马克思理论的分析不谋而合。

 

这本书的前半部分侧重理论框架，其分析综合了包括交易费用、企业理论等经典经济学思想；后半部分是对从史前到二十世纪社会经济发展历史的精辟概括——空间、时间跨度都如此之广，疏忽遗漏在所难免，但作为一个独特的分析角度仍非常有启发性。

 

对经济史的不同解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当下社会状况的认知，也就自然会影响文明的未来。诺斯综合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对文明发展史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暗示了经济前景的一种可能性——意识形态和文化具有严重的路径依赖，在历史上只有少数几个文化自发产生了促进经济发展的政治体系；然而，如果相信经济学的逻辑，那些还没有在制度上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民族，都有机会通过有意识的改进自身政治文化结构，最终实现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推动这种变革所需的社会成本是巨大的，要靠教育改变人的观念，也需要成功的实践作为榜样——这种推动力正是真正的知识所应具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