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武汉中级法院信访接待室门口拉横幅

    虽然我知道幕后黑手之一是田双娥，但如何入手对付她呢？她是分管信访的，幕后定了个调子，她的下属自然会按照她的意图来办事。我想起了“应声虫”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个人得了一种怪病。每当他说话时，肚子中便有东西应答他说的话。有人告诉他一个办法，就是读《本草纲目》。读什么应声虫就应什么，当读到某一种药材而肚子中没有回音时，就立即停止，然后服下该药，这样应声虫就会被除掉了。

   我就采用一个最笨的办法，就是把法院的错误罗列出来，一个一个的问法官。他们随意忽悠的没准就让我发现了新的问题，如果他们说得非常有理的我就去掉。这个做法也就是看看应声虫是如何反应的。

   比如：我用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一审法院的《合议庭评议笔录》记载的“现在李（指佣人）已有七、八十岁了，再不能在婚姻方面成为一种所谓的不明不白的皮绊关系，第三、认定第二配偶，”问法官“因为佣人有七八十岁了，就应该给她认定一个‘配偶’关系，如果…….”我还没有说完，法官马上说：你只能说你自己，不能搞到我这里来了。我打断了她的话说：如果给你爸爸“认定”而不是判决一个“妈”你怎么想？你们法院敢“认定”，我凭什么不能说？我就说了，你还能有什么招？法官低下了她高贵的头，再也不敢接我的腔了。

   下一次我再问法官一个问题：《合议庭评议笔录》记载合议庭参加人已经清楚的对当年开庭的情况做了描述“杨：从开庭情况来看，李构成第二配偶事实不清，提供的证人都是死人，证人的子女书证的分量不大，直接参加婚礼活动人都死了，四八年至今，李与冷（我祖父）的关系，冷家的亲戚总该有些知道的，那天吴律师提到的手表和接生人并不能证明婚姻关系，四八年¯二房并不算什么丑事，没有必要不公开，从谈话中给我的印象是一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而我并不认可杨的看法，因为我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我祖父是被陷害的。本文我不想花太多的笔墨叙述这个案子。这个案子的资料已经给一个作家去写我们的家史了。我仅仅只是介绍我的上访经历。

   这样一个一个的问题问，终于形成了近200个法院无法回答的问题。有一天，我拿着一份二审卷宗的一份《贵院冷伯华诉冷仲华房屋析产继承一案的复查报告》岸法（91）民经申字第38号问武汉市中院接待的法官黎伟雄主任：“这个《复查报告》怎么没有日期？”当时我的注意力还只是注意在日期这个小问题上，谁知他拿起这个资料一看，忽然惊呼起来“你怎么拿到这个东西？”我口里虽然平静地说“对，我拿到了！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心里一阵阵高兴，这个肯定是个“大家伙”。回家后再仔细一读，果然是个“大家伙”！因为一审法院已经承认错误了。1992年就知道错了怎么直到现在还不改正错误呢？这个也就是以后的有力武器。

   经过和法院各类人员频繁地接触，法院终于没有人可以接我的话往下谈了。我可以大气的对法院的任何一位法官说：以前我是仰视你们，后来是平视你们，现在是俯视你们！你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谈得赢我，而我已经不是当年仅仅只能和你们打平手的角色了。

  虽然我嘴上有道理，但人家可以缩在乌龟壳里不理你。你就是打了他的脸他们也会说：没有打到，不疼。我一直就是这样认为：简单的重复就是死亡，必须升级。我就在武汉中院信坊接待室门口拉一个白布，这样一个人就可以操作了。上面横着写上“武汉”，下面竖着写上“冤冤冤”。只要有人拍照自然会明确我说的是在什么地方发生了冤情。当然这个布条对武汉市房管局依然有效。虽然我和法院斗，但时不时的刺激一下房管局，保存着一种烈度。为了保持叙述和法院斗争过程的完整性，我将在以后完整介绍和房管部门争斗的过程。

   书归正传。我一拉横幅，法院马上就有人开始研究如何处理我拉横幅的这件事，然后找到应对的办法。他们也曾经想采取过激的办法，但又怕这件事闹大了，所以只有任凭我拉。实际上内部也在商量是否要重启程序。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就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给个时间他们。

   然而有一天，我刚刚走到信坊接待室的外面，有一个平时对我挺不错的法官从里面冲了出来，口气非常急切也非常严肃的对我说：冷明，你快回去，找个事做，你搞不赢他们的。我嘴上说：谢谢你的好意，我知道该怎么做。暗自叹了口气，我现在这个时候还能够找什么工作呢？其实他们还真得怪美国总统奥巴马先生。本来我移民美国的排期还剩几个月了，我这种有强迫症的人正着急如何能够把和法院的事办完，谁知道奥巴马政府一下子把排期往后延了两年，这下好了，我已经停止的职业不可能再接起来做，现在就把和法院斗的事当个课题研究。我也满心高兴这种排期的倒退。当这个法官冲着我将这番话的时候，我已经读懂了法官的意思：那就是法院又把我拍死了。毛泽东主席说得对：“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拍死了我怕啥？我又不是第一次被拍死的。看来我得再增加一点压力，那就是到中院的大门口去拉横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