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第三产业之交易成本和人权法制的限度

美国次房贷风波引发的金融海啸波及全球，这是美国的灾难，也是全球的灾难，并且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有些人能够为祸，并且能够发大财，发国难财、发球难财，发完财以后打开金降落伞逃之夭夭，他们不在乎良心谴责，反正美国法律框架内无法追究。资本市场中高收益伴随高风险，但是，二房贷公司披着政府担保外衣，着实高收益一番，把高风险留给美国政府和世界人民。美国国际集团经营金融再保险业务，大量签约“信用毁约掉期”，做的是收人钱财为人消灾的买卖，结果钱财收得袋鼓钵满，真正要为人消灾时却宣布破产，由纳税人来买单。如此民愤极大之人，放在中国这种“法制不健全”的社会早就枪毙了。偏偏美国法制健全，这些民愤极大之人还没违法，不能枪毙。如果联邦调查局能够找到法律依据制裁他们的话，八成也是罪不至死，而以他们月薪百万的钱财，蹲监狱胜过享清福，判刑对他们根本就没有惩罚效应，狱中写回忆录讲讲金融海啸内幕，还可以再赚一把。

 

不能惩罚要挟全球经济的罪魁祸首，那么，美国国会就亡羊补牢吧。上次安然事件就是这样，制定了撒本奥克斯累法案，把会计规则该了，把股市监管规则该了，七八年来一次，总之法规制定了，金融大腕依然可以创新衍生工具，再赚个袋鼓钵满的，化法规粪土为钱财神奇，而且，还为美国经济增加不少会计、审计和律师业务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政府监管的开销。

 

第三产业有很多种，其中有增加最终使用效用的，如理发服务，有对生产产生附加值的，如技术咨询服务，还有一种是维持经济体制运行的，如会计、律师和保险服务等。这最后一类中究竟是降低了生产成本，还是无奈地增加了生产成本，就是判别制度是否优越的尺度。按照制度经济学的思路，不对最终效用产生贡献的附加成本通通称为“交易成本”。这种广义的交易成本是相对于“生产成本”而言的。

 

一个好的制度，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一个中性的制度改革，至少是增加的生产成本可以由减少的交易成本来补偿。撒本奥克斯累法案的实施增加了企业内部监管成本和证券交易（资本流通）成本。法律的健全，应该以降低经济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为指导方向，过渡强调了法制精神而忽略了制度创新的制度经济学目的，就会导致盲目的制度建设。如美国这样的法制建设，创造了现代众多繁缛的法律与合同条文，创造了世界最庞大的律师队伍和最高的律师业务产值，却无法惩罚造成全球经济灾难的责任人，或者根本无法追究初如此重大祸害的责任人，这样的法制制度显然要引为发展中国家法制建设的前车之鉴。

 

美国第三产业非常发达，但是，这些第三产业中，明显有很大一部分是社会制度的制度成本。美国号称现代市场社会的楷模，实际上是一个很不经济的社会制度。这次金融海啸就说明了，美国经济是入不衍出的经济，这个经济体攫取了世界各国经济的效用，并透支了下一代人的福利。一个不储蓄的国家能够在发达国家中维持较高的增长率，这个现象本身就说明美国民主制度是国际社会的一个恶性肿瘤，这个恶性肿瘤在这次金融海啸中终于发作了。

 

第三产业中的会计业务一部分是生产成本，它提高企业管理的效率。第三产业中的会律师业务的一部分是生产成本，它降低了交易成本（如强制合同）。第三产业中的保险业务一部分是生产成本，因为它分摊了风险，提高了人民的社会安全感。但是，当罪犯可以雇用律师逃避惩罚的律师业务显然是提高了社会的交易成本，当会计可以给市场信息以假象和耗费大量审计监管成本时，显然是没有降低产生成本反而提高了交易成本（股票交易成本的提高）。当医疗保险使得许多人无法享受医疗服务时，这个保险业务中就很大成分不是提高社会安全效用而是徒曾医疗服务的交易成本。美国金融、保险、会计和律师这些第三产业的GDP，很多是负经济效益的GDP，是增加交易成本的GDP。这些GDP不增加最终使用效用，而徒曾交易成本。

 

而美国这种不经济的制度的产生，和极端法制主义和人权至上是相关的。比如，要惩罚这些乘金降落伞攫取了国难财的二房和美国国际集团管理层的白领犯罪，最好放到中国的劳改场里，这是很人道的惩罚，让他们体验一下他们的行为给社会底层带来的灾难。但是，国际人权组织是最反对中国劳改制度的，他们认为还是美国监狱制度最人道，富人可以住总统套间似的监狱。但是，这样一来法律就完全丧失了惩前毖后的社会功能，而且还继续鼓励白领犯罪。安然事件过去也就是七八年吧，这不，金融海啸来了，美国制度根本就没有惩罚这些发国难财的罪犯的手段。拿范美忠来说，他先跑了，后来国家才补充了师德规范，并取消范美忠的教师资格，这是对范美忠的惩罚。如果放在美国，这是不法制的，按照法制原则法律制定应该没有回溯力的，范在跑之时是没有规章制度规定教师保护学生的责任。但是，中国这种制度成本低，合情合理，大多数人国人不反对。这种中国式低交易成本的社会制度比美国优越，希望民主认识不要被西方法制原教旨主义给忽悠了。所以，放到中国，这些危害极大的白领犯罪基本就无法逃避惩罚，要逃避惩罚就是只有外逃到民主人权至上的加拿大。这就是为什么贪污犯都跑到民主法制加拿大的原因。

 

律师业务发达到穷人雇不起律师保护自身权益，保险业发达到身为最先进最强大的美国的公民买不起医疗保险，会计业务发达到雇得起高级会计的公司就能合法逃税，金融业发达到业内人可以成为经济杀手同时大发灾难财，这些都是法制极端主义造成的经济交易成本的高攀的现象。当然，国际经济社会中还有另一大类交易成本，那就是战争，那就是各国高额军费维持国际经济秩序。台湾如果买美国军火，这个交易成本就更大了，巨额军费开支带来与大陆经济交往的障碍，这是所谓国际民主人权运动提高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典型之一。希望台湾的中国人理性对待美国军售，要买美国军事技术，就把所以权、使用权处置权都买来，不要买了以后还没有处置权，纯做冤大头。有了这些处置权以后，然后把美国军事技术与大陆交流（非盈利非商业活动，不侵犯知识产权），化美台军售的台湾经济成本为亚洲和平成本，降低两岸经济交易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