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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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卷五评说（17）：鲁连为了思想自由而苦行隐士

(2006-06-17 17:43:02) 下一个

原文19：

魏有隐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公子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侯生。侯生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公子执辔愈恭。侯生又谓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愿枉车骑过之。”公子引车入市，侯生下见其客硃亥，睥睨，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公子色愈和；乃谢客就车，至公子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赞宾客，宾客皆惊。

赧王下五十八年（甲辰，公元前二五七年）公子闻赵有处士毛公隐于博徒，薛公隐于卖浆家，欲见之。两人不肯见，公子乃间步从之游。平原君闻而非之。公子曰；“吾闻平原君之贤，故背魏而救赵。今平原君所与游，徒豪举耳，不求士也。以无忌从此两人游，尚恐其不我欲也，平原君乃以为羞乎？”为装欲去。平原君免冠谢，乃止。平原君欲封鲁连，使者三返，终不肯受。又以千金为鲁连寿，鲁连笑曰：“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

昭襄王三年（甲寅，公元前二四七年）魏师数败，魏王患之，乃使人请信陵君于赵。信陵君畏得罪，不肯还，诫门下曰：“有敢为魏使通者死！”宾客莫敢谏。毛公、薛公见信陵君曰：“公子所以重于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人克大梁，夷先王之宗庙，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乎！”语未卒，信陵君色变，趣驾还魏。

评说19：

《通鉴》描写了几位信陵君爱交结的隐士，这些隐士在关键时刻为信陵君做出重大决策。

一次，信陵君大宴上流社会。宾客到齐了，信陵君却说还要接一个朋友，他亲自驱车去接一个叫侯赢的穷看门老头。信陵君把左边上座空出来，侯赢也不谦让，稍整饰一下破衣服，就座到车的上座了。信陵君为侯赢毕恭毕敬地驾车。侯赢说：烦劳绕个远道，我要看我市场的朋友。信陵君把车开到市场，侯赢下车和屠夫硃亥聊天聊了好久，一边聊一边偷看信陵君，看到信陵君一直谦和耐心地等待，侯赢才又回到车上去赴宴。到宴会上，信陵君将侯赢介绍给各位名流，让衣衫褴褛的穷老头做了上座，众人都很惊讶。

后来信陵君窃符救赵，全仗侯赢的规划和硃亥的关键一锤。窃符救赵后，信陵君不敢回魏国，就在赵国住了下来。他听说赵国有名的隐士毛公和薛公，就想求见两位隐士，但两位都不肯来，信陵君就到赌场去跟毛公混，到酒肆去跟薛公混。平原君对信陵君跑到下三栏的地方颇为不满。十年后魏国有难，就是毛公和薛公劝说信陵君回魏报国的。

齐人鲁连在赵国说服赵魏不要称秦为帝，为赵国合纵抗秦立了大功。平原君给他封官，鲁连推辞不受。平原君又给他千金寿礼，鲁连也不接受。鲁连说：为士为人排忧解难不能图取报酬，要图取报酬就是商业行为。鲁连遂隐江湖，再也没有出来。

隐士现象是人类宗教普遍性文化现象。隐士一般指索群独居行为，特别是苦行僧的修炼行为。隐士有到山林里、沙漠里、或者寺庙的单独居室内【1】。伊斯兰教的斋日，就是苦行的一种，教徒在一段时间内不吃不喝，这与佛教过午不食很相似，这种苦行在时间上的延长，就是隐士行为。

达摩面壁十九年，就是十九年的隐士行为，十九年不与社会沟通交流，而且面壁本身是苦行。与达摩面壁类似的是道教的闭关辟谷，是修行的一个非常关键阶段。

与达摩面壁十九年开创禅宗相似，公元270年左右，埃及的圣安东尼【2】隐居15年，得道后开创了基督教僧侣教团。所以，出家到寺庙，也是隐居形式之一。释迦牟尼苦行六年，饿得瘦骨如柴，在菩提树下结跏趺坐而悟道，开创了佛教【3】。耶稣也到沙漠渡过四十天的隐居生活，修炼抵御撒旦的诱惑。西藏至今还有和尚到荒无人烟的神山圣湖静坐经年的佛教修炼行为。

隐士现象是世界宗教共通的现象，儒教也不例外。不过，儒教的隐士，虽然也有许多苦行和索居的特征，但与其它宗教有很大的不同。

儒家的“儒”在中国就是知识分子，所以儒教隐士的“士”必须是知识分子【4】，如《苛政猛如虎》故事中的那家人，是避世，不是隐士。

儒家的隐，是隐退不仕，不做官就是“隐”，这与其它宗教的“隐”必须是与社会隔绝不同。中国历史上宗教基本是服从世俗政权的，如西藏喇嘛要由中央政府金瓶册封；西方则相反，如拿破仑皇帝登基要由教皇加冕。中国历来宗教的合法性由世俗政权授予，而西方则是世俗政权的合法性由教皇授予。所以西方隐士必须脱离社会，否则其神职本身就是政治权力；而儒家隐士不必脱离社会，因为儒生本身没有政治权力，所以只要不“仕”就算儒教的“隐”。西方宗教是直接组织人的社会行为，以前是通过教权，现在通过教会和如救世军之类的教会组织直接组织人的生活；而东方宗教只是通过影响间接干预社会。因此，虽然儒家和西方宗教都是入世的宗教，但隐士行为的界定大不相同。相反，佛教道教作为出世的宗教，其修行就是脱离人间烟火，其隐士行为反而倒与西方宗教一致，即要与与社会隔绝。

可见，儒教隐士与其它宗教不同，儒家隐士就是知识分子不做官。如《通鉴》记载，侯赢、毛公和薛公都是有见识的人，既然司马光称他们为隐士，他们很可能就是知识分子。不是知识分子而不做官，不能称隐士。如屠夫硃亥，司马光没有称其为隐士。

“隐”对于许多宗教来说，只是修行的一个阶段，此前此后就不“隐”了。耶稣隐四十天，释迦牟尼隐六年，达摩十九年，道教闭关时间不等。出家是隐，隐到得道后就不隐了，就出来宏法了。儒家阶段性的隐有姜太公钓鱼和孔明卧龙待价而沽的“隐”，是先“隐”后“仕”。陶渊明“归去来兮”是先“仕”后“隐”，范蠡功成身退也是先“仕”后“隐”。子顺是先“隐”后“仕”然后再“隐”。

信陵君交结的三个隐士，是终身“隐”而不“仕”。这三个隐士显示了大隐隐于市的两重意义：第一，“隐”是终身制，不是阶段性的，修行是时时刻刻终身的修行，不是去沙漠四十天就算了；第二，修行抵御诱惑显然是在闹市比在山林沙漠来得难，如歌中所唱“女人是老虎”，真有修行定力必然是在险恶俗世中能恬淡虚无。侯赢是在繁华的国都里耐得清贫，毛公和薛公是在下九流社会中合光同尘，而他们见识都在信陵君之上。到沙漠做隐士是逃避诱惑，在人间市井做隐士是直面诱惑，故说大隐隐于市。

鲁连是云游隐士，哪有大事，出来显一番身手，平原君封鲁连官，赏鲁连奖金，鲁连一概推却，他也是个终身“隐”而不“仕”的隐士。史记记载：鲁连逃隐於海上，曰：“吾与富贵而诎於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5】这就道出了儒家隐士的一个动机。隐士的见识高与不“仕”是相辅相成的。“仕”则思想行为受世俗利益关系制约，思想难以自由客观，因此见识有局限性，为了思想自由，隐士特意规避“仕”途利禄。儒家隐士修行，就是自由思想的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