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卷二 评说 (12) : 治大国如烹小鲜

原文15：

初，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沦囚，渭水尽赤，为相十年，人多怨之。赵良见商君，商君问曰：“子观我治秦，孰与五羖大夫贤？”赵良曰：“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仆请终烧正言而无诛，可乎？”商君曰“诺。”赵良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穆公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君，一救荆祸。其为相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今君之见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其从政也，凌轹公族，残伤百姓。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杀祝欢而黥公孙贾。《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此数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此数者，非恃德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商君弗从。居五月而难作。

 

评说15：

此文借赵良与商鞅的对话，对比了秦国两个宰相。人民对五羖大夫敬爱，对商鞅畏惧；五羖大夫死时举国哀悼，而商鞅死于车裂。

 

五羖大夫,即百里奚，秦国名相，中国著名政治家和改革家，帮助秦穆公建立了霸业。秦穆公愿出千金为把百里奚从楚国买回来，但为了隐人耳目，结果以五张羊皮将百里奚买了回来，故号称五羖大夫。百里奚以亲民为成就一代霸业，商鞅以厉法为秦国成就两世帝业。

（http://www.greatchinese.net/famous/xianchen/bailixi.htm）

 

这里引出了一个命题，究竟统治者被被统治者爱戴好还是畏惧好。东方的统治哲学和西方是完全不同的。西方政治哲学经典之一是Machiavelli的《王子论》（http://www.constitution.org/mac/prince03.htm），Machiavelli认为被被统治者畏惧的政权比被被统治者爱戴的政权更为巩固，他这一结论是总结欧洲历史得出的，至今被西方奉为强权政治的哲学基础。但中国哲学家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而且也是根据中国历史总结出的结论。究竟中国古代社会哲学家对，还是西方古代社会哲学家对，我们姑且不论。但我们必须了解的是，今天世界是西方主导的世界，中国国际上每每表示善意而被误解为软弱，这是西文化背景的产物，西方根本就不相信有善意这样一个概念，一切政治决策都以利益衡量，你的善意正是他获取更大利益的更大筹码。现在中美国际政治中实际是王霸之争，不久的将来，历史就可以认证到底是中国政治哲学思想正确还是西方政治哲学思想正确。这确实是文明冲突。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得人者兴，失人者崩”。这是对邪恶的诅咒。如果一个社会可以达到完全不用法律强制的话，那就已经是共产主义、已经是天堂了。在现实社会中，强制性的法制是不可缺少的，但我们一定要尽可能地依靠道德力量。道德的力量不单是伟大的，而且道德的信念是幸福生活的基础，因为有道德而清贫的生活要比倚仗权势的富贵生活更幸福。治世应该把暴力降至在最低限度，可以经过思想交流而说服的，不要采用强制暴力。商鞅变法，仅倚重强制，虽开一统天下之先，但政权极不稳固。

 

 

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与现实政治往往背道而驰。如美国推翻萨达姆独裁建立民主和谐社会，赢得世界善良人的支持，但现在伊拉克已经实行民主选举了，社会暴力则更甚于萨达姆时期。前苏联实行民主改革推翻专制，代价是几百万非正常死亡，国家经济倒退十五年，“不自由，毋宁死”倒成了咒语，理性诉求与客观效果南辕北辙。所以改革时机很重要，一定要社会受益高于社会成本才可实行，否则得不偿失。如何看待对商鞅的暴政评价，同样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商鞅残暴首先是公子虔的观点，是反对法制建设的观点。商鞅遭车裂，主要是触犯了既得利益集团。虔公子要追杀商鞅，是为了一些统治阶层的利益，而不是劳动人民的利益，看官可以自己判断。

 

一个健全的社会需要有牧师（思想引导）和警察（行为规范）两种社会功能。任何偏袒五羖大夫的德治或偏袒商鞅的法制都是不明智的。光有刑法而无道德引导，社会就只能在强制中运行，生活沉闷可想而知；但光有教堂而没有警察的社会，实际上是空想社会，人人都想生活得没有恐惧，但恐惧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现实，不是对法律的敬畏，就是对盗贼的恐惧，两者必居其一。商鞅在时可以将恐惧归罪于商鞅，没有商鞅时遇上盗贼就自认倒霉。但如果社会能够在严厉的法制之外，辅以道德文化建设，人民就可以有恐惧降至最低的平安生活。

 

治大国如烹小鲜，政治也要阴阳谐调，水火相济，绝对的仁政和极端的强制都不可取。同样，中国今天改革，光靠行政命令和法制是不够的，中国还需要更多的人从事社会思想交流和文化教育事业，否则再完善的法制建设，也会引发不必要的社会骚乱。商鞅恃力改革是前车之鉴，中国需要真正的九年义务教育，需要一个追求理性思维的文艺复兴运动来保障政治体制改革的平稳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