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州牛仔的即兴随笔
在美生活三十余载已经超过了在中国生活的年头儿，退休后闲暇时间骤增觉得应该 把自己以往的生活经历写下来。主要想梳理一下自己的人生，当然有些章节会和朋友同学共享。可惜我太太和儿女都不懂中文无法分享，但主要是写给自己。
（一）童年
我是70届的，出生在北京后海大翔凤胡同，号码不记得了。它原来叫“大墙缝胡同”，后因不雅，与许多北京其他地名一样，50年代以谐音改为新地名。后(好像是56年,57年)搬到朝阳门外芳草地5号文化部文联宿舍，那是我母亲单位分的房子。平房，刚刚盖好，共分四排24个院子。1号院到12号院与13号到24号院形成两个分院落, 由一个小胡通儿隔开, 各自形成自己的邻里圈子. 孩子们玩耍也在自己这一边的院落里，所以两边的孩子之间并不熟悉。隔开两个分院落的小胡通儿不是用作通路也没有路灯. 一头儿由砖墙堵死, 形成一个死胡通儿.出口的那头儿与另外两个分别在12院和23院后砌的小胡通儿成T字型相通. 进出只能从T字型的小胡通儿出入。与这隔离作用的小胡通儿连接的两边的院子(1~12院落双号院及13~24院落单号院)都各自有一个面对面的小后门相通, 但大多数都被封死，想是出于安全或保护隐私的原由吧。每院格局基本相同，有两个一间, 和一个二间，一个三间各一套的居室，也就是每院四户人家. 其中1号院，2号院，13号与14号院略有不同，他们是由相当于两个面对面的院子组成的大院子, 也就是每院八户人家。在厕所和最里面的一居室之间有一个水表井，电表则安在中间一居室外的门廊内墙上。每月初根据水电表的读数水电公司送来账单由各家依人口数分摊。红砖铺就的踊道从院门一直通到在院子最里端的公用厕所和自来水池。房前地上大都种有柳树，一到春天满院就飘着柳絮. 夏天树下是个纳凉的好地方，许多人家在树下放一石条为桌几块城墙砖为凳，夏天的晚饭和饭后喝茶吃西瓜都在此。几乎每一家都在门前空地上辟成小菜地种些花草和疏菜，记得有人家种的黄菊和美人娇煞是好看。种得最多是一种叫“喇叭花”的矮小植物，她开出的是或红或黄像喇叭一样的花朵，拔下花朵把根部放在嘴里一嘬会有些甜味. 花谢了以后会在花朵根部找到几颗黄豆大小的花籽，一种就活特别好养。还有搭葡萄架种葡萄的。疏菜常有人家种黄瓜，丝瓜，豆角，西红柿，向日葵，鬼子姜，西葫芦，冬瓜。
整个宿舍大院原设计是封闭的, 在两个院落各自的主街道的四个入口设有两扇对开的大门，白天开晚上锁，夜间只留有收发室的一个大门进出。不过后来有人抱怨夜间回家要绕的路太远, 就任由四门大开了. 收发室里有一个安装在墙上的老式拨盘电话，收到找人的电话收发室的值班大爷就走路去叫人来接电话。大院最后一排是男女浴室，还有一个烧煤的锅炉房给浴室供应热水。可能是考虑到没住进来人的感受吧，浴室开了没多长时间就关了。女浴室改成托儿所, 男浴室改成堆放杂物的仓库。
小学的经历善乏可陈，应该是61年上的小学，就近入学. 宿舍院里同龄的孩子差不多都是同学。只记得一至二年级是上半天课，三年级开始是整天课中午回家吃饭。夏天有午觉时间下午2点上课，其他时间是1点。学习考试都没什么难的，一到寒暑假就天天撒开了玩儿，假期结束还收不回心总得花几天时间适应。
小时候玩儿的游戏有捉迷藏，那是较小的孩子玩儿的。大一些的男孩子都在晚上玩儿捉俘虏：分成两拨儿各自有大本营，攻方划一小块街道为营，守方大本营是在街道另一边的一个电线杆。一拨儿为攻一拨儿为守。攻方人只要手摸电线杆就算攻陷了守方大本营，但如果有己方俘虏被囚禁在那，手摸电线杆为俘虏获救，如没有俘虏即为攻陷，为赢。守方要在攻方大本营外触摸攻方人身体该人即为俘虏并让其站在守方大本营等待搭救。守方可以派人站在电线杆下防守自己的大本营，此为明守；也可以藏在附近等待攻方人上勾，此为暗守。反正常常是玩儿的昏天黑地直到哪家的家长喊人回家。再有斗蛐蛐，沾知了，抓蜻蜓，扇香烟盒纸做的三角，玩洋画儿，弹球，玩军棋，象棋。
1966年初夏文革开始时, 我小学的“生涯”在五年级时便嘎然而止了。
（二）文革“红卫兵大串联”
66年夏天外地学校陆续有学生进北京接受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的接见, 并和在京院校的学生串联交流经验。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肯定后，9－10月逐步开始了全国范围的红卫兵大串联。铁路和各地的交通都对红卫兵免费。各地的文革小组组成接待部门并负责提供住宿，多是学校的教室和宿舍甚至有空余房的民居，学生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各地的学生大部分都参与其中，有少数学生还学习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而徒步串联。学生串联大部份到有红色光荣历史传统的地方像延安井冈山等，当然去北京的最多。到后来演变成为大部分只是到各地玩玩看看。我的哥哥姐姐们都已经出去好几回了，我就和我妈软磨硬泡也要去，最后拗不过只同意我和院里一个上初二的邻居李哥一起, 和我上高三的大姐及她的同学一起去。李哥是家里老大，家里不放心他和学校同学出去, 最后总算是同意由我大姐带着走。那时大约是12月初，北京火车站那时都已挤满了学生. 我们一行人已在站外广场待了两天两夜都不能进站. 最后我妈下了最后通谍“今晚走不了明天一定回家！”。我到现在都想不出来她是怎么在人山人海的广场找到我们的？大姐及她的同学也在想尽办法进站, 只留下一人原地等候。听人说车站进货的后门有机会混进去，李哥和我商量后并告之留守同学决定去那儿看看。天色已晚，车站货场大门是关着的已有不少人在门外聚着。我们刚到就看见一辆卡车要进货场，大门一开外面聚着人一起往里跑根本栏不住。我们也随着人流跑了进去，看见的第一辆火车就钻了进去，座位早就满了马上找一个离厕所近的地方坐下。这是听我哥姐他们传授的经验，火车人多所有的地方包括座位下都占满了人，上厕所是件麻烦事儿。直到一个小时后车开了, 我们才敢问这车是到什么地方的，长沙！现在看来那时的治安还是相当好的，两个12和15岁的半大小子就这么登上火车离家出走了大半个月，还逛了大半个中国。自问你现在敢让你的孩子也来这么一趟？我们俩当时每人各自带了10块钱和十斤全国通用粮票是为了以防万一，钱粮票多数在我大姐手里。两天后到长沙，依在火车上打听到的路数, 找当地接待部门办理了住宿，第二天逛了逛长沙市区并决定第三天去韶山。去后发现毛主席故居外排队的人太多，如真要排队进去参观恐怕赶不及当天回长沙。在故居外转了一圈儿又拿手绢儿包了一把房前稻田的土留念便回了长沙。记得我大姐他们讨论行程时提到过重庆，我们决定去重庆找找他们。到重庆后在接待部门的告示板上写下了我们入住的重庆十中，等了两天也没遇到, 遂决定自主行程下一站去“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在重庆能记得的是去过“渣滓洞”“白公馆”和“收租院”参观。出来5，6天了，再怎么省着花身上带的钱差不多已经光了。听说省接待站可以为救急借钱, 就去碰碰运气，借不到就打道回府。还真每人借到了10块钱，第二天直奔桂林。在桂林逛了七星岩和芦笛岩，那时不知道漓江，错过了。再下来决定去中国第一大瀑布贵州的“黄果树”。此时已接近大串联的尾声，在桂林贵阳都没借到钱，不得不回北京了。记得在火车上两天都没吃饭，火车过了秦岭气温陡然下降. 我俩翻遍了全身只翻到了一分钱,买了一块糖我俩分了。回到北京已是隆冬,又冷又饿地回到家了，第一件事是剥光了满是虱子的衣服, 洗头洗澡换衣服. 这也是我哥姐串联回来的经验。我大姐还没回来，一个月后接到通知, 我大姐死于湖北天门县当地的武斗。母亲去了一趟带回了追悼会的照片和大姐的遗物，19岁的大姐就葬在了湖北天门。长大后我曾经闪过一个念头，如果我们一直跟着大姐，她会不会因为照顾我俩而不会参加那危险的运动。。。？
（三）上中学
67年，68大半年一直就在家待着。68年的下半年,“复课闹革命”运动让我们进了中学。两年的中学时代经历了一次学工，在毛巾厂机修车间钳工班学徒；四次学农，一年一次夏收割麦子秋收割水稻; 还为学校挖防空洞的砖窑在大操场上打过泥坯。开的课程有数理化语文和政治。那时学校里的桌椅板凳在文革中全毁了，我们每人从自家带来小板凳上课。数学课我记得学过“勾股定理”，计算圆周侓等；物理有摩擦定侓，杠杆原理和虹吸现象；化学内容已经记不得了。语文常常是学习《人民日报》社论，清楚记得称颂毛主席“四个伟大”的社论我们学习了一个礼拜。70年夏天毕业，不同于69届, 他们仍有部分人去插队, 和71届高中的恢复，我们几乎全部分配到了北京的工厂，只有极少人分到近郊的农场。
（四）参加工作和70年代的青工生活
现在还是挺怀念当年的青工生活的. 第一次离家的自由（我应该算是第二次），第一次挣工资的兴奋。。。, 大把的时间也没人管。70年刚进厂时还不到16岁，一帮同龄的半大孩子都是第一次离家住在厂里的单身宿舍，个个兴奋！六个人一屋上下铺。刚开始晚上还会跑到宿舍后面铁道上拿着手电筒抓蛐蛐。每天晚上路过铁道口儿一听见那好的蛐蛐叫（雄浑响亮）我心里就痒痒，抓住了就先在宿舍里养着，周末带回家和院里孩子的斗。不过第二年也就没了兴趣。太不方便，或也许是长大了。
进厂没几年由于青工太多, 公司在石景山下盖了统一的单身宿舍楼群。它是由9栋五层高, 相同的预制板楼和一个大食堂组成。每楼层有门对门12平米的房间32间，两套厕所和水房。每个房间有4张铁管做的单人床外加一个草垫子, 并有一个写字台和两个由钢筋焊成的凳子。1号楼是女生宿舍有院墙围着, 还有管理员值班的收发室，男生得有女生领着并登记才能进去。男生的八栋楼是把底层最靠近门口的一间改成管理室。每栋楼有两个门，但为了管理方便其中一个上了锁。管理员是两班倒值班, 可经常有事儿找不着人。
宿舍楼就在一排4座炼铁高炉旁边，再加上附近焦化厂刺鼻的味道, 空气质量可想而之。中午在阳光下你可以看见细小的亮晶晶的粉尘从天而降。如果地上有一汪水一定是有一层黑膜浮在上面。宿舍里的窗户永远是关着的，就算我们装了个窗帘也挡不住. 屋里所有的东西总是有一层灰尘。那时候哪有PM10，PM2。5的概念，听也没听过，有吸肺和哮喘的人大家只觉的是你自己身体不好，与空气质量无关。即便从食堂打回饭菜的一路上, 也知道灰尘直往里落, 但也边走边照吃不误. 女孩子自然讲究一些, 都是盖好了饭盒回到屋里再吃。常有人偷偷用电炉子在屋里做饭, 如果功率太大或时间太长就会跳闸而弄的一层楼都黑灯，马上就会有人扯着嗓门在楼道里骂起来。常有那老住户或者电工住户拿出常备的保险丝把烧坏的换了，要是找管理员再找值班电工来修一晚上都得黑着。
那时候爱玩儿，但凡当时有条件能玩儿的活动我都感兴趣。班组里有一自制的乒乓球桌，一到中午就开打，大家轮流吃饭打球直到一个小时午休结束。有时下班以后接着打，后来随着球技提高, 被选拔到厂队可以在逢公司范围的比赛脱产玩儿上几天。打篮球是班组里有一个从北京市篮球队退役下来的师傅看我个儿高而且弹跳不错, 就让我和他们厂队一起练了一阵子也参加过几场比赛。但篮球对场地的要求比乒乓球要大得多, 因此练习的机会不多也就没什么长劲，还是到美国后打的多。象棋没下过什么功夫但有点儿走扁锋，和生手下常会先赢上两盘，再下让人摸清路数只有输的份儿了。六人玩儿的“争上游”，也叫“砸三家儿”是一段时间午休时的最爱，不分男女三人一伙儿分成两拨儿，一边吃午饭一边玩儿，到点上班时总是意犹未尽。再就是脱产比赛的那几天, 每天都要凑好几桌玩儿牌，输了钻桌子贴纸条儿，在户外就钻车裆。一打牌就互相较劲, 嘴上绝不闲着. 谁拿了一手好牌能砸对方牌或者三人一伙儿配合的好先走了，那叫一个得意。下班后有时一起约了打球，或到高炉冷却晾水池游泳，完后一起骑车去外面小饭馆儿要一碗烩饼吃得那个自在。在宿舍屋里玩牌倒没几次，我不太喜欢六个人凑在12平方米的小屋里一打就是半宵，若打开窗子从外边看整个就是一个烟筒，都走了还得扫一地烟蒂。回宿舍后有时几个人较劲看谁哑铃抡的次数多. 哑铃是个电焊哥们儿焊的，十斤一个，一手一个在胸前交替画8字，能抡百十多下。最怀念的是夏天有时吃完晚饭, 几个哥们儿一块儿骑自行车去西山八大处卧佛寺后面的樱桃沟，打着手电沿溪上溯，到头后折返在最下游的小水库游泳，每次都折腾到十一二点。如果有人能借来好书大家都排队等着看。吸引人的书能连着看几个通宵，上班就偷着打盹。那几年看了不少世界名著。有时还有繁体字的小说，就是那时认识的繁体字。
我们厂是在北京西边, 而我家在东边的工体三里屯一带, 整个一个大掉角。我是周六骑车回家, 周日晚骑回宿舍。平常天一趟骑一个小时，赶上冬天的西北风就惨点儿了。夏天周六回家进城后, 就找一个路边小店买一扎（一升）啤酒，座不离车单脚支地一口气灌下, 那叫痛快！骑车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沿长安街一竿子插到底由厂东门进厂；一是经北海公园，西四，甘家口，田村，苹果园由西门进厂。长安街一路宽敞, 可过了公主坟就跟另一路没什么区别了, 全是荒郊野地. 一路上没什么人和车, 可没一点儿害怕。夏天骑一身汗回宿舍, 打盆凉水在水房一冲倒头便睡. 冬天顶着西北风骑车出了汗也不能脱衣服, 只能回宿舍换身内衣再睡了。厂有几个小年轻家住东郊天天骑车上下班。我跟了他们几回，骑得快，还常常跟在公共汽车后面, 说是保持和汽车相同速度时能被车兜着走，玩儿命！
在进厂西门前有一个两三百米的陡坡，夏天骑上去可能就得出汗，不少人干脆推着上去。下坡骑车就有意思了，你要有种就别捏闸！不少人是推到一半再骑上溜下去。时有喝醉酒的人下坡时就翻到路边沟里的。我周日晚上回宿舍遇见过两次。第一次着实吓了一跳，大约过11点了，我先看见路边横躺着的车, 下车后才看见沟里躺着一个人。我并不知道他是喝醉了, 以为是失去知觉甚至死了. 路上没什么人, 撑着胆子走过去，边走边“嘿，嘿”地喊着，他是趴在地上头歪着，天黑也看不见细节，推了他两下也没反应。我看见路上有下中班骑车经过的, 就喊他们帮忙, 可没人停下来。没辙, 只能骑上我的车去找厂西门门卫帮忙. 他们一听, 就说是喝醉酒的. 马上跟着我跑过来, 边跑边说这事儿经常有, 他们都见怪不怪了。跟着门卫走到跟前, 第一件事就是先摸摸钱包还在不在，他跟我说“这小子碰上你算他走运，常常是人发现了可钱包没了”。他让我帮着先把人翻过来躺着，这时才闻到他满嘴酒气。我们把他抬到路边，用醉汉的车把他挡起来，门卫回去根据这人的工作证打电话给该厂值班人员, 找人过来陪着醉酒人一直等他酒醒。门卫说“除非伤着了，医院绝不过来拉个酒鬼去急诊室的”，折腾半天回宿舍已12点多了。第二次再碰上时直接去厂西门向门卫报告我连停都不停了。
大家都知道七十年代是物资匮乏的时期，说白了就是一个字儿，“穷”！我没在农村生活过，中学时跟着学校去近郊乡下夏收秋收，去的都是条件比较好的公社和生产队，还真没看见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现象。记得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时期, 我奶奶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去北京郊区挖野菜，回来后和棒子面做成菜窝头或者菜粥也就是最难过的日子了。在工厂里也有那穷的叮噹响的师傅让人看着同情。我们隔壁的班组里有个电焊师傅，也就三十多岁，二级工。我70年进厂, 三年学徒,一年一级工, 四年后也是二级工和他挣的一样多。我们厂是重工业，二级工工资一律41块5毛。他有五个都不超过十岁的孩子，媳妇不上班在家带孩子。她也没法工作，挣的那三瓜两枣的还不够给帮她看孩子的呢。那时很多人中午饭都是自己饭盒儿里带点儿米，来班上后往饭盒儿里加点水，然后大家的饭盒儿都放在一个由筷子粗细的铁丝焊的铁筐里, 由小徒工送到锅炉房一个大蒸锅里. 每天11点开蒸，20分钟就熟了。蒸锅是薄钢板焊的一米多见方，半米深浅的大铁箱子，一根铁管通到烧开水的锅炉上引高压蒸气蒸饭。蒸饭的铁筐一起放进蒸锅里, 以便取时好认. 一个大铁箱子蒸锅一般能放几十个饭盒儿。生活条件好点儿的, 在食堂里买个菜，差点儿的从家里带菜。再差点儿的，像这位电焊师傅，就着点儿家里带的咸菜就是一顿午饭。这位电焊师傅家里就一间房，一条通铺炕就占去半间房，吃饭就在炕上放一个小饭桌。冬天早起天还黑着呢，省钱舍不得开灯，黑灯瞎火地摸着头天晚上放好米饭的饭盒儿。记得昨晚吃完饭还剩一根儿咸菜萝卜头儿掉在炕上了，就接着在炕上摸，摸到后扔进饭盒儿骑上车就上班去了。来班上后和其他人聊天的时候和往常一样匆匆把从饭盒盖儿打开一个口，接上少半盒儿自来水就放在蒸饭的铁筐里, 等着和其他人的一起送去蒸饭。他说咸菜和米饭一起蒸就直接吃带咸味儿的饭就行了。取饭时刚把蒸锅盖儿打开就能闻到一股臭味儿，人们一边拿出自己的蒸饭铁筐一边说“怎么这么臭啊？谁饭盒儿里放臭豆腐啦！”。当这位电焊师傅和大家一起围着桌子吃饭时，刚一打开饭盒儿就喊了一嗓子,“TMD拿错咸萝卜了”，大家伙一边儿捂着鼻子躲开一边儿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我早上黑灯瞎火地摸了一根儿咸萝卜头儿扔进饭盒儿里，我TM摸的是我家小子拉在炕上的干屎巴厥子”。大家伙听了这通恶心。
同班组一位工人的爹是个酒鬼，有点儿钱就去街口的小酒馆儿喝，买不起下酒菜，拿根钉子沾点儿盐水在嘴上抿着干喝。他的酒德实在差，喝点儿就开始耍酒疯。后来家里一分钱都不给他，他就坐那看着别人喝，看的其他人难受就叫店里伙计赶他出去，他就趴在窗外一边咂摸着那根钉子一边往里看，尽遭嫌弃。最后听说是死于与长期酗酒有关的肝癌。现在我们知道酗酒是一种病态，通过治疗是可以痊愈的。
谈到70年代的工厂生活，我不能不提到我的师傅。他是清华自动化系文革前的毕业生，姓谈。毕业后一直在工厂技术科做技术员。文革后工厂把大部分技术员下放到车间的班组里, 也没说接受改造什么的。厂技术科依然存在，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把技术员下放到车间里是什么标准，不过我倒是受惠者。谈师傅当时是30出头儿，住在厂单身宿舍里。为人非常谦和加之技术过硬，厂里师傅对他很是尊敬，都叫他“老谈”。也许是累于家庭出身成分差的原因以及经历文革对知识分子的歧视，在我同为出身不好的人敏感的眼里，有时略微过分的谦恭透出了一丝自卑。我有幸分配给他作为徒弟，受益非浅。他是厂足球队员也爱打乒乓球，我们常在一起切磋球技，也会组队到处比赛。他当时和另一班组里的刘师傅处对象。刘师傅是技校毕业，20多岁，带一副白眼镜，人漂亮也是工厂宣传队的活跃分子。刘师傅是高干家庭出身，不自觉地给人一种优越感。谈恋爱自然是谈师傅对她百依百顺。结婚前在当地租了一处民房作为婚房，我搬入和谈师傅同住直到他们结婚。其他师傅打趣地说“要想学的会，得和师傅睡”，说我是占尽了向谈师傅拜师学艺的先机。谈师傅的编制虽在我们班组里但常常去厂技术科或公司设计院工作, 并参与一切有关的设计和设备大修的指导。以技术论，他坐上技术科的头把交椅没人敢呲拗（北京话，不服气），甚至到公司设计院高就也如淌平地一般。为什么下放到车间的班组里？又是家庭出身作祟？不管怎么说，在他名下当了八年的徒弟，我学到了数不清的技术细节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以及为人处事和善的人生观。有时工作上有一点成绩，其他师傅会说“这是老谈的徒弟，能差的了哪去？！”。细想我日后的高考复习，大学的学习，甚至在美国工作的一系列的生活经历无不有“谈师傅徒弟”的烙印。
我的工种是电工，随着工厂设备自动化的潮流班里组织学习过晶体管原理，谈师傅自然是主讲。随着有些设备的控制系统已由接触器和继电器组成的电路改成晶体管线路. 班组里的工作也开始接触新技术新设备. 但像我们这样刚出徒的只能打打下手，电路的维护检修是轮不上我们的。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那时就捉摸着能否照猫画虎地装一台六管儿或八管儿半导体收音机练练手。后来看见《无线电》杂志（期号忘了）上发表了“晶体管9寸电视机”的原理图, 就决定干脆直接更上一个台阶，攒（音"cuan"二声，北京话，组装的意思）它一台，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那几年常光顾西四丁字街把角儿的那家电料行，还有朝阳门外一家不定期地卖论堆儿搓的电阻电容的电气零件店。其中大概只有显像管，高频头和高压包几个关键零件是正品，真TMD贵！其他的都是凑的。我用铁板做了个14寸电视大小的底盘，空间大方便调整也没准备装外壳。记得买那块单面印刷电路光板时着实让我心疼了好一阵儿。先以视频音频及高压低压划分电路区域, 再设计出所有元件位置, 要求全部连接线不能有交叉. 然后以细毛笔用清漆在光板上画出电路，最后用三氯化铁腐蚀刻制印刷电路板。您琢磨琢磨它的线条能精细吗！这就是为什么我按14寸电视大小做的底盘和电路底板，制成的印刷电路全是粗线条，再打孔焊元件。电阻电容晶体管全是五花八门的杂品，论堆搓来的电阻还能用万用表找合适的阻值，瓦数（个头）大小没大关系反正底盘空间大，但电容器晶体管就不好挑了。电容只能看印在上面的参数，容量大的还能用万用表欧姆档看充放电鉴别好坏，容量小的和耐压值只能凭运气。挑晶体管用欧姆档表笔接发射集电两极，再用舌头把基极和发射极两端连接起来并由表针变动大小估计放大倍数。太高的信号噪音太大，太低的敏感度不够都不行。买电源变压器太贵就自己缠. 万用表绝对是万用，全是它了。那时攒一台电视机还真得花不少钱。好在我不用给家里钱，每月除吃饭抽烟所有剩余差不多都折腾进去了。当时不好找的是电视机高压零件，而且次品用的太多电路不稳定你都不知道从哪儿下手。用两截儿细铜管作一个T形天线安在宿舍五搂顶上。声音还行但图象看几分钟就要微调一下，在宿舍看绝对没人抱怨。
（五）拉练
参加工作的第一年秋天就赶上拉练。工人拉练是七十年代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及“全民皆兵”口号下特有的产物。就是每人每天背着自己的行李负重走十几二十公里路，意思是让工人体验军事化组织的服从与管理，一路上还要喊口号唱行军歌以壮军威。一日三餐由两三个食堂大师傅和其他几个小青年组成的炊事班负责，夜宿在各站安排好了的农村老乡家里。我们的行军路线是在门头沟山区，只要身体没病年纪不是太大的都得去。我们这帮刚进厂的小青年那叫一个兴奋，对我们来说那就是到山里玩儿一个月。我最烦循规蹈距跟着大部队走，申请到炊事班当伙夫。炊事班要背炊具加上自己的行李，除行军路程外还要埋锅做饭比其他人累得多。我不惜力，因为打前站要先走，和几个人一起边聊边走就跟玩儿似的. 如果跟大部队行军聊天儿肯定是不行的，况且在炊事班饭能随便吃，着实合我们这些十六七岁饭量奇大的毛头小伙子胃口。记得大家除行李外几乎每个人都自带一大包在暖气或火炉上烤的馒头干儿，分量轻又劲吃，饭点儿前饿了就边走边吃，那是根据拉过练人的经验。炊事班的人上路前都把自己尽量填饱或者干脆拿个馒头带上. 我们背的东西又太多所以我把自己的馒头干儿都送给了别人。
北京的深秋在山里早晚还是挺冷的，每天都是天没亮就出发，因为背的挺沉不能穿太多早起冻的嗖嗖的，但走着走着就暖和了，走到中午有时能出一身汗。由于有大部队行军, 选择的山路不能过于崎岖陡峭，所以走路并不困难，时不时还能看见松鼠跳来跳去，这是第一次这么近看到野生的小动物，兴奋之余早已忘记了疲劳。一天大概要走30多里路，做饭和住宿都在联系好的村庄。烧铁锅饭，睡大通铺，累完了一天倒头便睡，天天都得睡到要人来叫，四十多岁的炊事班长老是羡慕地嘟囔说我们是“傻小子睡凉坑－全凭火力壮”。为节省早上的时间，炊事班都是头天晚上把所有做早饭用不着的傢伙什儿捆好，铁锅都是头天晚上把锅盖反扣再用绳捆出双肩背带，行李在下再背上铁锅天不亮就上路了。深秋山里天冷时夜里能结冰，记得一哥们儿背烧饭铁锅，走到晌午后面的人看见他背的铁锅直滴水，叫他把铁锅放下，打开一看竟有半锅冰在里边。他直囔囔:“这TMD谁干的活儿？我说今天这锅怎么这么沉哪”，笑的大家人仰马翻，一扫困顿。
拉练途中还做了一回忆苦饭，就是棒子面混野菜蒸的窝头再加一碗野菜汤。那是偏僻山旮旯里的一个中等村落，大家坐在场院地上先请当地贫农忆苦。老贫农一把鼻子一把泪说“头些年那日子真苦，到开春全村人都没什么粮食了，只能挖野菜甚至扒树皮混着一点粮食糊口。我还记得村支书的儿媳妇吃不饱没奶喂娃子”，又抬手指了指在在场院边儿上玩的一个孩子说“你别看他现在长得挺好，那年差点饿死”。有认真听脑子又快的琢磨着不像说旧社会的时段，俏俏起身问领导，领导似乎也明白过来了，赶紧问正一根接一根抽招待烟的老支书。回过味儿的人想笑也不敢笑，都把头埋在膝盖下以免让领导看见。老支书明白后赶紧差开打住，宣布吃忆苦饭。一青工师傅悄悄地告诉别人那汤不能喝，他看见一女青工师傅昨晚在桶里洗卫生巾第二天炊事班就用那桶水煮的汤。听到的几个都悄悄把汤倒了，后来那女青工师傅知道后就急了，跟那男青工师傅吵了起来说他造谣。其他喝了汤的直犯恶心都骂那小子混蛋。老贫农看那几个吃忆苦饭后直抠嗓子眼儿要吐的那份痛苦劲儿, 还直说这饭比大饥荒时他们吃的强多了，弄的大伙哭笑不得。也有真信的背地里骂那女的。后来领导宣布是造谣让男青工师傅公开作检查赔礼道歉. 还记得那男青工师傅作检查时无限上纲的词句，夸张的自我批评和偷偷扭头露出的坏笑。青工师傅定是根红苗正, 领导也不能把他怎么样，这事儿成了大家好几天的聊资。
拉练快结束前还组织了一场打靶。把山前一块平地用彩旗围了起来，前面插上十几个靶子，这边五十米开外卧倒双手握枪单眼瞄准，“准心，缺口和靶心三点成一线”屏住呼吸扣动板机。除了当兵复员的这还是大家第一次摸枪，兴奋是绝对的。当时算上我共有七个青工因为家庭成分问题不让去，说是为未来的基干民兵组织的射击训练。七人当中有人不服净直找头儿理论去了，据说有的头儿也觉得都在一起拉练这么多少天了，临了了还让这几个人难堪，算了让他们一起打吧，算是蹭了回枪瘾。
（六）挖防空洞
拉练回来又要挖防空洞，这是防备和苏联打仗时躲避轰炸的。每个车间，班组都得挖一个能容纳全体人员的防空洞。我所在的班组和车间分开挺远，由两个班组合挖一个。在班组门前挖开三米宽十米长四米深的沟，再把预制的两米高弧形顶的水泥注件一个个吊下摆好，焊联结处再水泥溜缝儿最后回填土。进出口直通屋里甚至还预留了一个紧急逃生孔洞以防进出口因房屋倒塌堵死逃生。挖出的土就堆在沟两旁。挖到三米多深时，一天我在沟底清土，一师傅在土堆上踩下一块板儿砖正砸在我脑袋上，当时就觉的两腿一软坐在沟底了。在场的人都围了过来，一老师傅赶紧问我“听得见我说话吗？”，几秒钟后我就没事儿了，揉揉脑顶没流血但起一个包，看见踩下砖的那师傅脸都白了，我倒感觉过意不去了，直说“没事儿”。组长非得叫我回宿舍休息两天，一个人在宿舍呆着觉的没劲，第二天就又回来上班了。防空洞大概挖了有好几个月。你还甭说，修好的防空洞是冬暖夏凉。后来备战风淡了以后就成了放一些贵重仪器的地方了。记得有一天我正在沟底干活就听见有人喊“有人跳水池子啦！”。我们班组厂房小马路对面有一个十多米见方的瀘水池，平常路过只能看见有一个近半米直径的出水管24小时放水入池，水面离地面有半米高，地面上有半米高的铁护拦。凭常识水面下一定有一个也是半米直径的回水管, 但看不见也不知水有多深。我从沟底爬上来到水池边已有不少人围在护拦外七嘴八舌并往水池里看。已有两个人跳下水池捞人，我问身边一老师傅“我能下去吗？”他问“你行吗？”我说行就脱了上衣和鞋跳了下去。幸好是夏天就穿一身工作服，我们三个都得下潜捞人，穿着工作裤很难潜的深，水太混什么也看不见只能两手瞎摸。一会儿上浮换气时就听见上面的人喊“捞着啦，捞着啦！”，那跳水池子的是个年青女工已经晕过去了，我们帮着推到池边，有人扔下一根拇指粗的麻绳，上面的人七嘴八舌吵着怎么把她拉上来，试了几次都不成功。后来水里的一师傅把绳子在自己大腿上绕了两圈儿抱起那女工往上喊“拉，拉”，上面一帮人一起拉，两个人的份量从水里拉出来得多沉呢？！这么着把两人一起拉了上来后有人用三轮车帮忙拉到医院。后来听说那女工是因情自杀但救过来了没死。我们从池内铁梯爬上来后去澡堂洗澡，看见那抱人的师傅右大腿上有两条鲜红的绳勒的血印，没说的，佩服！借了一身工作服穿上又接着挖防空洞。别人问我当时就不怕进水管把你吸住？我下潜时还真是害怕。后来有人告诉我进水管在最里面水下4米处，虽有护网但靠近吸力一定不小，幸亏那女工是在靠池外边找到的。后怕！我知道你得问，什么表扬奖励都没有就过去了，也再没见过那女工。我不知道欧阳海把驮了小钢炮受惊的军马从火车前推出的刹那是不是真像小说中描述的“闪过多少英雄形象”，我反正什么也没想，就是脑子一热跟着别人也跳了下去。
（七）第一次机动车的经历
有一年组长说厂里分了一台手扶拖拉机给组里拉仪器设备用，让我和一个刚进厂的中专生开。那是一台1。5马力的单缸汽油机。赶紧跑到外线组请教手扶拖拉机的基本常识，他们年前用上了一台那时街上常见农村进城的柴油手扶拖拉机，他们说对汽油机不太了解就大概问了问基本交通常识。去书店买了本汽油机的书大概了解了汽油机工作原理。记得77年高考（北京）物理有一道题问的是气缸四冲程的名称吗？“吸，压，爆，排”就是那时候学的。等到库房通知取车，一早儿让外线组师傅用他们的手扶拖拉机帮着拉回。灌上从库房领回的汽油，我拉开离合器就让中专生拉绳发动机器，汽油机“突突”了两声就停了，再拉绳就觉得特紧再也发动不起来了。赶紧又跑到外线组请教，一师傅问“机油满不满？”，我说“什么机油？”，这师傅说你连机油都没灌就发动机器啦？！肯定拉缸了。本来想跟我们过来看看热闹，现在一看出事儿也不来了。问了问拉缸是怎么回事儿，他说这机器算是废了，听得我心里这个窝囊，也有点二乎了（北京话，傻了，怕了）。直接到钳工组借工具，回来就把发动机给拆开了。单缸机简单，松几根儿螺栓就把气缸拆了下来，好在组里的人都出去干活没人在家。气缸壁上能看到过热的烧痕但还可以往复运动就是特紧。又借来了刮刀，凭中学学工在机修车间学的刮刀手艺把缸壁及活塞壁的烧痕小心刮掉，灌点机油后气缸上下运动的活分多了。全装回去，灌满机油，拉绳发动机器，听见那“突突突”的声音心里甭提多高兴了，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至此，机油是给气缸和活塞润滑外还有冷却作用的原理我这辈子也不会忘记了。马上，我开他坐车斗就上了厂区马路转了一圈儿。绝对是生平第一次开机动车！手扶拖拉机操作简单，跟骑三轮车差不多，就多了个离合器和脚闸，还有3个档可换。看看汽油才下去一点儿，那小子就窜腾我开到厂外马路上兜风去。手扶拖拉机大概能开到跟快骑自行车的速度，阳春四月下午三点多钟开着手扶在大马路上，细风佛面心里那叫高兴。过了一个红绿灯看看警察没理我们，心里松快多了，把车开到最快，直听见那中专生在后面说:“开慢点，前面那警察特孙子”我才把车速放慢，心里捉摸着怎么开才能不惹那红绿灯岗的警察注意。中专生是当地人对这一带门儿清，真让他给说着了，离岗亭还八丈远呢就招手让我们过去。要车本儿和驾照，全没有。没二话，扣车！那哪成，回去怎么交代呀！我俩好话说尽，一包刚开的“大前门”全搭进去了。直到天黑那小警察才跟我们吐口儿：“知道为什么拦你们吗？这车连大牌都没有就敢上路？到哪个岗亭也得给扣了，乘天黑赶紧走小路回厂吧”。如释重负，千恩万谢地把车开回。见组长还等着呢，就把我们回来一路上编好的说辞奉上。组长见车没事儿，人也都回来了，嘱咐锁好门就回家了。这一天可真算是够长的！这台手扶特皮实，开了几年都没坏过。至于那小警察，三四个小时的磨合后来也算混了一个脸儿熟，以后每逢路过那个岗亭都摆摆手打个招呼。
（八）76年的四五运动
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四五清明节前开始有人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篮、送花圈、贴传单、作诗词. 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有不少人围观抄录甚至朗诵。后来越聚越多，悼念诗词也有不少变成了对现状不满的发泄。每天傍晚广场都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后来甚至有人开始演讲，辩论。其中有一首诗：“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流传甚广。我认识的不少人天天去，我只去了一次，那是在厂里下了通知不让去之后。当时只是觉得新鲜倒要看看是个什么状况。那天晚上看到的基本和别人讲的差不多，广场上能听到劝导大家离开广场的连续广播可也没有人理会。过了两天厂里通知所有基干民兵晚上七点穿上工作服和安全帽在厂部集合有政治任务。集合后只说有重大政治任务，务必听从指挥，然后分乘几辆卡车向市区出发。路上能看到邻近厂也有载人卡车同行。天黑后到达劳动人民文化宫东门，也不知道有多少辆卡车，反正东门外都挤满了。下车集合进东门后被安置在一块草地上就地等待。满眼看过去全是一拨一拨全市各厂穿工装的整队席地而坐。后来每人发了一个面包，不远处有一个保温水桶和几个公用水杯。大约10点多钟，忽然每人发了一根镐把，顿时气氛显得紧张起来，大家都不说话了。当时就是待命，但每个人都猜得出是怎么回事。约么一个小时后得到的命令是返厂。大家似乎都松了一口气，扔下镐把排队出东门上卡车。一路上都不怎么说话。回宿舍后几个同去的议论猜测是怎么回事，同时听广播说天安门广场在今晚武力清场后抓了不少人。记得一哥们儿说，这是没让出去，真出去后那镐把还不定砸谁呢？另一个说这就是为什么没让你们丫出去。几天后事态平息, 广场也被清理得跟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该事件在当时被定为反革命性质，两年半后予以平反。
（九）76年唐山地震
记得7月28日那天不是周末但因为进城办公事正好回家，我和我哥住在四楼，约么早上3，4点钟在睡梦中被剧烈的摇晃惊醒，就听到一阵阵吱嘎吱嘎的声音和邻家鱼缸掉地上的破碎声，觉得房子瞬间就会倒塌一样。第一时间冲下楼来到院里地上，发现楼前空地上已经挤满了惊恐的人群。相信绝大多数都是生平第一次经历这种突发事件，求生的本能是第一时间冲出房门。大部分人都是直接从床上跑出来的，惊魂方定不少人才羞愧难当地发现自己衣冠不整。有的已顾不得危险跑回家穿衣服，毕竟大庭广众之下衣不蔽体的羞愧比跑回家冒的险更让人受不了。大震后的余震有两三次，天快放亮的时候开始下起了小雨，大多数人无处躲避已陆续回家。班是肯定上不了了，到外面街上走走看见已有人在街边搭起简易棚子。我和我哥商量着也要搭地震棚。虽说搭地震棚是准备住在户外的，但相当一部分人只用它作为下次再震的防备，晚上睡觉仍然回家，只是白天大多数时间待在这个能多少遮风挡雨的简易棚子里。当时从广播里只知道地震中心在河北唐山但并没有具体的伤亡情况。三天后回去上班, 住在城里的那几天大都没来, 受到批评说大灾当前应该以工厂财产为重。回到厂里陆续看到不少人开始往家里运钢筋和木料去搭地震棚，有的干脆把地震棚盖成能住人的房子。最终厂里下通知让门卫拦截所有私运的材料才慢慢刹住此风。陆续有从老家在唐山附近的师傅传来村里伤亡很大的消息，但始终没有震中唐山的确切情况。官方封锁了全部信息管道, 直到数年后才惊讶于当时唐山地震伤亡的惨烈（24.2万多人死亡，16.4万多人重伤）而当时当局竟拒绝了所有的外援！
（十）76年老毛去世
老毛是1976年9月9日去世的，那在当时是天塌下来的大事. 活基本上也不干了，在班上不是收听广播就是学习老毛的光辉事纪。那几天黑白布脱销，白布布置灵堂黑布做黑箍套在左臂上。每个单位都设灵堂开追悼会。1976.9.18毛泽东逝世追悼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政府组织了有上百万人参加。各单位都开设分会场，全国同时全程参加。大家都穿着素服带着黑箍，追悼会初始全国的火车轮船同时拉响气笛一分钟致哀。那几天有不少人逢开追悼会时就哭，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可能真假都有，可心里怎么想的就不知道了。相信许多人和我一样都盼着老毛去世后的改变。果不其然后来就有打倒四人帮, 邓小平重新掌权以及后面的恢复高考等等影响每个中国人生活的事件发生。反正76年的大事情挺多：1月的周总理去世，4月的四五运动，7月的唐山地震和朱德去世，9月老毛去世到10月份打倒四人帮并宣告十年文革结束。
（十一）77，78年的高考
本来是想写几行跟《老瞎侃往事（三）70年代当工人和77年、78年高考那些事儿》的帖（见2014－7－2文学城博客），谁成想往事倒是越写越多，干脆分几个小标题写了下来存在文学城“我的博客”栏目自娱。
老瞎老弟，哥们儿的经历几乎和你一样，估计大你两岁（届）。70年初中毕业参加工作，77年高考（1977年北京高考是12月10、11、12三天）只自学复习了3，4个月从没想过能考上，太多的内容都没学过，居然过了体检分数线，但没被录取。记得物理有一题是问汽油发动机四冲程的名称，这题出的真够损的，当时的高中哪讲这个，一般人在七十年代机动车碰都没碰过，哪知道汽油发动机的原理呀，我真不知道有多少人能答上来。幸运的是我那时在上班的地方正捣鼓一辆单缸汽油机的手扶拖拉机（见上面第五小节），“吸气，压缩，爆发，排气”没用一分钟就写下来了。一轮考试下来对考题的对错也没有什么印象整个一个稀里糊涂。但还是熟悉了考试的氛围, 毕竟从小学五年级文革开始后就没经历过考试。当时高校录取走后门是有的，我一个邻居老高一的，77年高考总分数比我低10分但上了北大新闻系，那是他爹的关系。我还是挺佩服他的，毕竟他是插队的, 条件比我们差的太多。
高校录取走后门还有另一传言（见2017－11－22文学城博客 《润涛阎不是什么神算（二）》）：
“在邓小平根据华国锋的决定主持恢复高考时提出：任何人不能走后门，一定按照分数录取。薄一波找到邓小平要给他儿子薄熙来开后门。薄熙来没考上，因为没达到大学录取最低体检分数线。邓小平抽烟不说话，可薄一波不走，最后邓小平咬牙答应了，给教育部写了条子：“下不为例”。这事教育部部长怎么想？惹不起呀，但纸里包不住火，上层对此不公平无人不知。薄熙来如果去一所不知名的大学，这也能堵住不少人的嘴。可他偏去了北大。薄熙来只读了两年又凭借父辈的权力名声被社科院研究生院“破格”录取。这样，薄熙来本来就是一个高考名落荪山的工人，竟然靠走后门进了北大，社科院，成为红二代里学历最高的官员。别跟我说他有本事，如果他没走后门进大学，还是当工人，后来可能有机会发财，但绝无机会当上政治局委员。”
78年二三月份招生结束没被录取我认为是理所应当，自己知道差的太多，但第一次高考竟过了体检分数线给了我极大的信心。离78年高考（1978年高考时间是7月20, 21, 22日）还有四五个月。接下来的复习卯足了劲，从初中的数理化开始，找课本和习题资料。看，学，然后通过作习题加深理解。那时逮着谁都不耻下问只要您能帮我答疑。有的是以前的老大学生, 还有是刚高中毕业留校当老师的小姑娘。当时最吃香的是高中数理化中老年老师, 但可太不容易碰上了，我是没那福气。工厂里那几个月活儿不太忙，但头儿发话了看报纸可以那是学习，看别的不行。上班时有活儿就把活儿干好，没活儿的时候就把书放在报纸下偷着看，师傅们也真够意思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下班回宿舍后更是除了吃饭上厕所到最后不得已睡觉，所有的时间都在复习或跟几个一块儿准备高考的哥们儿讨论习题。上下班骑车一手扶车把一手捏一小本儿假模假样地背背英文单词，也加上那时厂区里没什么汽车，骑的也不快，但能背下多少就难说了, 反正不能让自己闲着。我一个邻居的小老弟他爹介绍北京钢院基础部兰老师给我们俩辅导了一阵儿物理数学，进展神速。兰老师一家三口儿住在钢院一间不大的筒子楼里，把娘儿俩支出去他坐床上我俩一人一凳, 中间横一个缝纫机就开讲。那可是纯义务，就是有时带点儿水果去。兰老师那时也就三十几或四十出头儿，他说从下放回来就是靠把大学课本的习题都做了一遍才拾回来的。他讲课绝对是条理清晰分析到位，受益非浅。那年头儿真希望能不用睡觉，为了在兰老师辅导的两个小时内不打瞌睡，先吃一片兴奋剂（是一个哥们儿让他母亲从医院淘唤来的，还真能两三个小时不困）。每天晚上都因长时间的复习不能很快入睡还得吃一片安眠药。你信不信梦里能解题？一次在宿舍一道数学题真给我难住了其他人又不在，想着想着就迷糊过去了，也就几分钟吧，我一个激灵醒过来那道题的解法竟然想出来了！就那么一次，以后工作中的难题也有迷糊过去的时候，但醒来以后照样没戏。佩服老瞎老弟能在78年高考物理拿99.5分，化学考98分。尤其物理最后那道25分大题让很多人拌蒜。巧了，我和那小老弟一周前一起做过一道非常类似的题，我得了25分，小老弟物理考的也不错，后来上了分校还直谢我说要没物理最后大题的高分他还过不了分校的录取分数线呢。记得最后一门儿考的是英语但不记入总分，几个一块儿高考的哥们儿约好20分钟后交卷, 然后一块儿骑车去护城河游泳以犒劳自己。几个月没白天没黑夜的努力是真有点儿累了，主要是心累。
当时是能上大学就行，根本不敢奢望什么清华北大。因为这么多年来家人在各方面屡遭家庭出身的影响实在不敢有什么奢望。“家庭出身”的问题在家里是大家都极力回避但又挥之不去的阴影。1977年10月21日恢复高考的《人民日报》社论有关考生家庭出身的段落不知悄悄地看了多少遍，后来看电视剧《大江大河》，宋运辉用那篇《人民日报》社论为自己争取送审材料的一幕，每次看都不禁泪流满面。从准备77年高考开始到78年高考的结束，近一年除复习外心无旁骛的紧凑生活, 第一次感到公平竞争所激励出的那种莫名的亢奋。77年高考的落选在我心中我更愿意理解成分数的不够理想, 而再不愿意往缠绵于内心深处的“家庭出身”多瞄一眼。
填入学志愿是每个考生和家里人为之兴奋的时刻，因为那是在高考前，虽然并不知道自己的成绩会是什么样，哪怕几分钟前还为自己复习的程度心烦不已，但对未来心目中校园生活的憧憬绝对能让人浮想联翩，不能自己。和家人朋友谈及憧憬中大学校院的种种，即便白日梦中的几分钟也能让人如醉如痴。我没有和家人朋友讨论过入学志愿的问题，因为我知道家里人会泼什么样的冷水。那份尴尬和随之而来的自卑我宁愿避而远之。记得78年高考第一志愿我填的是北方交大，其实也是因为她不属于北京海淀八大学院, 及校址在北京动物园旁似乎不是那么高大上。等待高考分数时没那么紧张，一位也高考的朋友的父亲在区里工作提前两天查到了我们的分数，听到我得了395分的那一刻还是颇有些心中窃喜。告诉家里后我继父跟我说他都不敢跟别人说我参加了高考，怕人问高考分数他丢不起那人, 因为任谁都知道70届的底儿太潮。那时年轻记忆力好，考完一个礼拜后还能把所有考题一字不差地写下来（英语除外）。等录取通知书的心情随着7月，8月的过去在慢慢地下沉但仍然自信，因为随着考分的逐渐公开我395的分数仍算是不错的。随着高校录取工作的高潮在进入9月后的逐渐回落, 我的那份儿自信已经开始破碎。我和家人都不得不直面那个大家都不愿意深究的缘由：我亲身父亲是国民党仍然在押的人员。这一点最后从托人在市招生办打听到的消息得到了证实。过分数线的考生多了去了没人愿意碰这些当时仍处于政审灰色地带的倒霉蛋。工厂食堂饭厅里有并不太熟悉的工友开始跟我打起了招呼，我也能感觉到人们悄然地议论，倒是班组里的师傅们什么都不问我. 我知道家里的那点儿事算是家喻户晓了，那种同情尤如芒刺在背。家里人开始了托人在市招生办帮忙的努力，几经数所院校的拒绝，其中有一所甚至同意接收但因校方招生办一位军代表的坚持反对而作罢。直到10月底才把我的材料递到因扩招一个班仍在招生的一北京市属院校。记得母亲告诉我听说系主任是以“将来我们毕业生的去向是国家部委和市属机关我们不好分配”为由拒绝的最后一人，招生办回答说“他是带工资上学的, 毕业后必须回原单位”方敲定扩招班我这个最后的名额。算是因祸得福吧，四年的大学生活我是在北京渡过的, 并且学习的专业是当红的计算机。
11月6日入学报到的那天早上着实地感慨了一番。面对这几个月情绪象过云霄飞车一样的经历，这一纸令当时多少家庭为之兴奋甚至狂喜的录取通知书, 对我而言似乎充满着多少屈辱和嘲弄。我不至一次地想象过这次上不了大学我会怎样去面对今后的生活，认命？“天生我才必有用”是不少踌躇满志青年激励自己的座右铭，而我已经渐渐明白了我们这种有家庭历史污点的人在这块土地上是没有希望的。即便到了今天不难想象在中国某些领域里, 家庭背景的影响依然存在。令人讽刺的是“从中国来并且仍然有亲属在中国”的背景, 日后也竟成为我在美国一家军工企业发展的障碍！这是后话。记得入学报到点名时我的名字没被点到，系主任问还有谁的名字没有点到，我知道他是想亲眼看看此人是何许人也。后来我知道系主任是政工干部而不是什么学者型干部也就慢慢释然了。高考招生入学的经历让我对学习成绩的要求大打折扣，喜欢的就下点儿工夫，其他的能及格就行，反正毕业后回原单位已经和成绩单的好坏没什么关系了。
四年的大学生活的确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除庆幸脱离了和工厂师傅们一样, 一眼就能望到头的生活工作经历，最重要的是它似乎让我在政审泥潭中拽到了一根稻草，当时大学毕业天之骄子的护身符也多少能成为家庭背景的一小块遮羞布。虽然因带工资上学毕业后必须回原单位, 但心态已经不一样了。
（十二）大学四年（对各位老师，同学的记忆，未完待续）
关于《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作者之一的情况
潘晓，还记得这个名字吗？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在1980之夏引发了全国范围一场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作者之一潘X是我的大学同学，他的故事以后写这段时一并补上。
（十三）和亲生父亲的第一次见面
和亲生父亲第一次见面是在80年的夏天。先是收到一封寄到学校里给我的信，没有系和班级名称。当时就觉得有些蹊跷. 因为学校离家近而学生宿舍当时非常紧张，我们几个离家近的就住在家里。我是走读生一般没有人会往学校给我寄信应该都是寄到家里的地址。打开看是一位和我亲生父亲同期在押的狱友李先生，是北京人。他说他们同时在政府对国民党在押人员特赦的政策下被释放的，所有人都被遣返回原籍。我父亲已回原籍贵阳，回贵阳前父亲特地由北京转车并见了母亲一面。估计是从母亲那里得知我的校名，可母亲并没有和我们提及此事，想是不愿意此事让我继父知道。母亲在64年父亲被投入大狱6年后经人介绍与丧偶的继父结婚的。母亲一生受到的牵连太多，即使我亲生父亲的释放她也绝看不到一丝的正面影响，她绝不愿意此一事件的发生会引起已经工作上学看似安定的子女们单位的注意，可怜天下父母心！李先生信中邀我去他家聊聊。思索再三我决定先不告诉家里人只身前往。
父亲的祖籍在贵阳郊外的清镇。我爷爷有些田产并供我父亲上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父亲毕业后到南京政府任职。后经人介绍认识了在上海长大仍在南京金陵女中上学的母亲。我的外公在银行工作，和原配只生了母亲一人，丧偶后再娶又生了三个儿子，也就是我的三个舅舅。也许是不愿意继续生活在继母的环境下，母亲不久就和父亲成婚并生下了我大姐。至此变成了家庭主妇。母亲是个美人儿和时任要职的父亲结合也算是当时许多南京淑女羡慕的场景。
南京沦陷前父亲把母亲和女儿送到贵阳老家避难，后随国民政府部分同为国大代表的人员撤离到香港，但他又折返回贵阳想接妻女出去但为时已晚走不了了。解放后经原来大学校友介绍只身去北京的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后再接一家人六口儿进京，包括母亲，我奶奶，大姐，二姐，刚出生的我哥哥及随母亲出嫁一起过去的保姆－陳妈。我爷爷解放后不久就因地主身份被镇压了，父亲把奶奶接到贵阳同住。陳妈从照顾我母亲进门做起, 一直到把我们四个姐弟带大，绝对是我家的大功臣，我们都叫她陳奶。从陳奶的姓名“陳马氏”可以看出她是嫁过人的，我们只知道她和母亲同是浙江嘉善人但从没有听她提及老家的人和事。对外我们一律介绍为“我奶奶”。陳奶一直和我们生活到1981年去世，享年78岁。全家搬到北京安顿下来，母亲在我出生以后决定出去工作，先通过夜校财会班培训然后在文化部文联聘到会计一职。父亲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几年一直低调为人，小心谨慎地掩盖自己的历史。然而终没逃过58年反右人人过关的运动，遂被投入大狱。我奶奶禁不起丈夫被枪毙后的又一次打击跳河自杀了。自此我家每个人就一直笼罩在父亲问题的阴影下。为和父亲划清界线及对我们的保护，母亲把我们的名字都改了并随了她的姓。母亲在责备我们的时候常常会说“我们比不了其他家庭.....”或“我们家里的人是犯不起错误的......”。自卑的心绪就是这样随琐碎生活的延续而贯穿每一根神经。以后每当我在责备我自己孩子任性的时候，事后常会不由地想起母亲当年的情景，心里会一阵阵心酸。
满头白发的李老先生看上去精神不错，完全看不出被关了22年刚刚释放出来的样子。他的话语缓慢低沉，遣词用句谨慎。一路上我一直在想像他和家人团聚后的情景，还时不时把自己安插在那样的场景里想像每个人的情绪态度，那绝对是沉闷尴尬的时光，我打了一个冷顫赶紧从思绪中抽出。李先生简单介绍了我父亲的情况并说父亲近日会来北京到商务印书馆接受平反，他希望我们作子女的能和父亲见一面谈谈。
“谈谈？！我们因为他受了那么多苦到现在有什么好谈的？”，这是哥姐听我说完后的基本反应。我坚持愿意和父亲见一面，听听父亲怎么说也让他知道我们这些年是怎样受苦的，这也是我答应李先生的原因。
和父亲见面是午后在前门外一家小旅馆里。父亲看上去消瘦略有驼背，完全没有我从仅存的一两张照片中看到的风采。他告诉我他有心脏病必须随身带着硝酸甘油，带有贵阳口音的话语让我感到陌生。他让我说说我们的情况就一直在听。当我的苦水终于倒完，他拿了一片硝酸甘油放在舌下又喝了口水缓缓地对我说“世上哪一个作父亲的不是如果但分有一点能力都会首先保护自己的孩子？哪一个作父亲的不希望让自己的孩子能幸福成长？看看共产党的国家主席及其他受迫害的领导人和他们子女的遭遇，何况我们？”这前两句话的内涵直到我自己作了父亲才真正体会，作了祖父才更深一层地领会。正如严歌苓《陆犯焉识》（电影《归来》）里的一句话：当政治与人生相撞，孰是孰非？
后来我同意把我和另一个朋友商量好的南方旅游和他回贵阳的行程合在一起送他半程。也得知他在贵阳经人介绍和一位近郊的乡村教师结了婚，对方有两个9岁和12岁女儿，至少有人能照顾他。
（十四）大学毕业回原单位
八二年夏天毕业前几个月, 学校容许准备考研究生的同学在家复习, 并且可以一篇毕业论文替代毕业考试. 此时对考研已经绝对没有四年前准备考大学时的那股勇气，并且四年的大学学习已经对当时的教学环境和内容心生厌倦，干脆玩它几个月。那时自费出国留学已渐成风潮，哥嫂于八零年及我的女朋友在八二年初去美国算是比较早的了。衡量当时的状况我知道即便我考上研究生那公费出国留学的事儿也绝对和我沾不上边儿，况且那样和女朋友在美团聚不得等到猴年马月去了？因此准备自费留学是我当时唯一的打算。
毕业后因我是带工资上大学, 按政策必须回原单位并且必须工作两年后方可离职。按我的“计算机”专业，当时是绝对的热门儿，我应该分配到公司自动化研究所。由于我打定主意两年后要出国留学，所以不想分到一个对口的单位，再也许一不小心变成了业务骨干，那离开单位时绝对要多费一番口舌。
到公司干部处报到的那天正好碰上一位七七级同校外系的校友正在办理调动手续，他是调往市里的部委工作。他听了我的想法介绍我去他所在的”经销处“。既然我俩是经济类院校毕业的，经销处也算是对口的单位。他知道刚成立的“调研科”有一个干部名额立即回去告诉调研科长我的情况。一位调研科员的丈夫恰在干部处工作，看来我想不调到经销处都不可能了。
经销处有内销和外销两大块，调研科当时只能负责内销的市场调研。以当时钢材的紧俏程度来看，市场调研纯属多余。无非是给领导的讲话或上报材料即时提供一些数字依据和市场动向。绝对的闲职，但正合我意。
在经销处的两年里倒还有些事情可聊。一是半年后赶上第一次有史以来按资历和贡献调级和涨工资。破天荒的举动给一直按工龄调级的现状扔下了一颗大炸弹。人人议论纷纷个个磨拳擦掌，每个人都是一副不给我调级绝不罢休的气概。那阵子早上早到打扫卫生为大家打开水的人明显增多了，开会踊跃发言积极表现，个个都是笑脸相迎互相捧场，晚上敲科长，处长家门送东西托人情的比比皆是。看那场景我倒是真为那些当官儿的捏把汗。调谁不调谁是领导说了算，但闹不好那是要出人命的。在第二天的科务会上我马上郑重声明“不要考虑我”引得大家测目。之后我完全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既不参与也不听信各种议论，踩着点儿来, 到点儿就撤，好不自在了几个星期。调级终于在各级领导大量的单独谈话（我猜少不了威逼允诺与利诱并用, 那时的领导们也是殚精竭虑且个个人精）后出榜公布落下帏幕。绝没想到事后我竟成了议论的中心，原来是一帮没调上级的人用我的资历和一位刚参加工作几年在政工组上班的女孩儿比较说明这次调级不公平：“一个是大学毕业13年工龄（我四年大学算工龄），一个是中学毕业5年工龄，她的工资比高？！”。但议论归议论没什么气候。
调级后的一天大家起哄让科长请客庆祝他由代理转正并涨了工资。下班后科室的一竿人马去对面的餐厅吃晚饭。餐厅是公司福利处自办的第一家对外开放的餐厅。那年头到外面“下馆子”仍是小小的奢侈。餐厅里人不多，刚开始上菜时就见从外进来一对儿青年男女，应该说俊男靓女，餐厅里的服务员立即趋身上前打照呼。科长小声说这是公司一把手的大公子，公司福利处的副处长，靓女是大公子的女朋友。我接了句“水蝎子呀！”惹的科长“嘿嘿，哈哈”一阵窃笑。旁边人不明就里忙问怎么个意思？科长解释说他小子说大公子的女朋友是“水蝎子－不怎么蜇（着）！“，大家也跟着一阵儿窃笑，那顿饭算是颇为尽兴。事后自省也觉得当时多少有点儿年少轻狂，不过对靠着父荫得意的大公子那种天然的鄙视逮个机会揄揶一番倒也是快事一件。
钢材和其它建材在计划经济年代一直是短缺物资。如今上了点儿年纪的人可能都知道在八九十年代如果谁手里有几十上百吨钢材那可是奇货可居。钢材的紧俏促使那些努力提高业绩的公司领导甚至把算盘打到了2%的称量误差上去了。这是我参加的唯一一次公司经销会议上听到的. 会议由公司二把手主持策划。用二把手的话是“尾差控制”，也就是说供货100吨但只称量98吨运出厂。当然计量校验就成了工作落实的重点。电子称的误差必须小于0。5%而且要由月检改为周检。反正这种“缺斤短两”的手法在当时卖方垄断一方独霸的局面下, 没有那个买方敢抱怨。
来经销处一年的光景，有机会和科里及钢材科的三个小青年儿一起出差，去无锡，广州和贵阳作钢材市场调研。三位均为同届的中专生早我几个月进的经销处。科长委婉地告诉我这次出差以钢材科为主一切行程活动安排都听他们的，显然是怕我一个大学生受个中专生领导心有怨气。我当然不在乎此，有人安排一切我乐得其所。无锡市物资公司是我们的合同单位也是我们此行的第一站。在招待所落脚后即被请去吃饭，对方有两位作陪。这是我第一次享受公款款待，好酒配上无锡的好菜宾主尽欢。能看得出来钢材科的两个小伙子已是个中老手。此后三天的晚餐均是顿顿酒宴，对方作陪的级别也是逐日升高。临行前钢材科长已告诉我们此行只是了解所在地的钢材市场情况没有任何谈判任务，否则天天如此款待我真不知道对方要开如何大的狮子口。这只是接待我们几个小喽啰，可以想见真要是涉及钢材的计划批准, 那真金白银的伺候也不无可能。广州和贵阳探访单位虽比不上无锡的场面但也均是招待周到。当时是钢材紧俏时期我们才能享此厚待，后来的钢铁产品过剩时期真不知道钢材科那班人马是如何感受世态炎凉的。
其实这次出差能到贵阳去看我父亲才是我此行的真正目的。父亲在贵阳“省文史馆”落实了工作，一家四口住在由传达室改成的居室。我告诉同行的三位在贵阳的这两个晚上我要拜会亲戚单独行动大家均能理解。和父亲一家吃了一顿饭外父亲还带我见了在贵阳的亲戚。父亲得知我哥嫂及我的女友已在美国留学而我也决定会去美国留学的意愿甚为欣慰。父亲虽然最终没能和我哥姐见上一面, 只听他一直说“能理解，能理解”，但我还是能感觉得出他内心的酸楚。今天任何时候我都不敢想象因为任何原因不能和自己的子女再见所面对的那种内心煎熬。
这是我最后一次和父亲见面，他于1988年1月16日我在美读书期间因心脏病在贵阳去世，享年71岁。再次回到贵阳和妻儿女一起到他墓前扫墓已是2005年到贵州大学短期讲课的时候了。
（十五）出国留学
办自费出国留学必经的两大坎儿是：办护照和赴美签证。
办护照的过程是本单位同意并出公函到户口所在地, 朝阳公安分局递交申请由北京市公安局核准发放护照。当时的政策对带工资上大学的毕业生要求必须工作两年方能离开。我的策略是这两年在单位韬光养晦，绝不出头也绝不惹麻烦。和科长谈走的事情是在科长家里，带上酒菜叫上同科室的一哥门儿在科长家的酒桌上推杯换盏时和科长提出，科长一句“能走是好事儿”顿时让我吃了定心丸。和处长谈时是在他的办公室，当他说“我们刚刚培养出来的干部你就要走？”的客套话后, 我知道科长和处长汇报此事他们已经认可。接下来的提申请出公函的过程已就是表面文章了。从在朝阳公安分局递交申请到送报市局也有一番小周折，少不得托人打探进展过程. 事后知道那段等待审批的时间是正常的，看来是我太过心急了。84年3月14号我拿到了生平第一本护照，出国总算迈出了第一步！
赴美签证在七月份三天内经历了两次拒签。我都不知道当时想什么呢，怎么能在第一次拒签后的第三天用基本相同的材料再次试水？！那时在秀水街美国领事馆门前总是簇拥着一群人互相交换签证经验和心得，有些有帮助但大部分只能给你已经六神无主的心绪平添烦恼。我知道我的短板是没有美国大学研究生院的录取通知书，拿的是大学语言学校的。也怪我对英文尤其口语一直都没下过工夫所以一直都没敢去考托福（TOFEL）。毕业两年来我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准备GRE考试上，我的想法是既然申请的是研究生院干吗不直接用GRE打通渠道。英文口语程度的提高生活环境的背景非常重要，在美国生活于提高口语程度自然是事半功倍。当时在大陆还没有GRE的考场并且有关的复习材料也很难找到, 还是我女朋友从美国寄来的。另一方面持语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也有个好处, 就是可以中文和签证官对话。根据前两次的拒签我追加了一些文件并找到了一个大学同学请他父亲，社科院的李慎之先生写了一份推荐信, 于8月20日再次来到签证处，也许那封推荐信真的起到了作用（我把它和其他文件一起递进了窗口），我的签证批准了！
调研科由科长牵头办一个欢送宴，饭店在宣武区的晋阳饭庄，我们科里一个中专生的父亲是饭庄的书记。知道科长喜欢喝酒我带了一瓶“席水大曲”，那是我求母亲托人买的。第一次吃到这么地道的中国菜，也真心地感谢调研科大家这两年来的和谐相处，我为当时选择来调研科工作的决定欣慰。
接下来是准备行李，买机票，换外汇（那时的规定是每个出国人员可以换美金30元）。
拿到签证的十六天后，1984年9月5日的中国民航把30岁的我送到了纽约甘乃迪机场。
民國政府時期有本事而未及逃離大陸的人，一輩子都毀了，所謂生不逢時，歷史車輪，無法更轍。
有關你生父的遭遇很有共鳴，看來你家遺傳暗中在起作用，好好享受手中的生活，我們大家的經歷非常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