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彼岸洋插队
一介教书匠，酷爱自家乡；寓居多伦多，桑梓永难忘。
8.从石窟中看佛教
佛教在我国传播的硬件形式，除下修建寺院之外，要数开凿石窟了。
因石窟属雕塑的范畴，所以我们应该简单了解我国的雕塑发展史。
佛教传入前，中国已具有高度的雕塑艺术。佛教在我国的发展，推动了我国雕塑风格的演变。佛教的传入和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让雕塑艺术开拓了更深更广的内涵，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雕塑宝库。
佛教刚进入我国的时候，佛雕仅以造像为主。南北朝之后，佛教逐渐深入，外来风格冲击传统雕塑，让佛雕很快丰富完备起来，而西域粗犷（guǎng 野）豪放的艺术作风的传入，让中华艺术和西域艺术融为一体，集建筑、雕塑、壁画三种艺术为一体的佛雕形式从此蓬勃发展，在唐朝前后形成高峰。
当然，造像毕竟是佛雕的一条主线。北魏末年，一方面因为当时推行汉化，另一方面则因为佛教已经逐渐与人民生活相结合，所以这时的雕塑作品已经初具中国特色，走向秀骨清俊的造像特色。在当时的佛雕中经常出现的睿智的微笑，暗含着对恐怖现实的蔑视，对人生荣辱的淡忘和超脱世俗之后的潇洒与轻松。
西魏、北周造像的温婉和淳厚，沉醉于对现实生活的追求和对佛国世界的向往。
到了唐朝，佛雕已完全呈现中国风格。由于则天武后大力提倡佛教，刺激佛雕直至高峰，所以许多空前绝后的雕塑作品，大多都在这个时代出现。唐玄宗李隆基时期，是中国佛教造像的另一个黄金时代，此时的造像充满生命活力，雕塑艺术达到前所未有的成熟与完美，充分体现出雄健奔放的时代气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和审美取向。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雕塑家杨惠之，就生逢唐玄宗李隆基时期，罗汉群像和千手千眼菩萨等都有他首开其端，世称“道子画，惠子塑，夺得僧繇（yáo）神笔路”。
唐朝雕塑家杨惠之，是我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也是名垂史册的雕塑家之一。他之所以被世人推崇，首先还是因为他兼长绘画。杨惠之与吴道子是同窗，师从张僧繇。因吴道子画名日盛，杨惠之便避而转道，弃画从塑。他发明的“壁塑”“世称奇巧”，史载邀请者络绎不绝，作品遍布长安、洛阳及大江南北。杨惠之因此赢得了“塑圣”的称号，其成就堪与“画圣”吴道子媲美。“道子画、惠子塑，夺得僧繇神笔路”千古流传。
随后，石窟造像逐渐被泥塑、木雕所取代，随朝代年轮每况愈下。虽然宋代造像衣纹写实，面貌庄重，但挡不住江河日下的颓势，至清代益呈式微。
说起佛雕的发展，堪与“塑圣”杨惠之比肩的，恐怕要数东晋（317~420）的画家戴逵了。戴逵堪称佛像中国化雕塑的奠基人，名传大江南北。
开始，戴逵作品中的佛像和菩萨都与国人似曾相识，信徒们有议论，自己也不舒服。因为中、印的审美不同，印度人认为很漂亮的佛像，中国人可能看不上眼——毕竟当时的观音菩萨还留有胡须呢。为什么不能让佛更庄严，让菩萨更慈悲呢？办法终于让戴逵想出来了——他把佛像摆放在寺院的大殿里，自己躲在旁边的帷帐中，偷偷倾听信徒们的议论。根据大家的褒贬，再一点点修改。就这样连续三年，佛像在他的手中一点点地旧貌更新脱胎换骨，直到拜佛者赞不绝口，再没有人说出美丑之类的话为止。戴逵因此成为中国式佛像的首创者，并且影响到其子戴颙（yóng）子承父业 。
石窟在中国的诞生，目的是弘扬和传播佛教教义，其艺术风格也因此而独具风采。中国汉传佛教石窟，对佛法的保存与传播，有着巨大的贡献，是人类文明宝库中瑰宝。
在雕塑展现佛教内涵的同时，佛教也扩大了雕塑的领域，两者相得益彰，为人类宗教、历史、文化、教育等留下灿烂的一页。在佛雕作品前，人们欣赏艺术美的同时，也激发了内在的宗教情操，长养善根，佛教也因此绵延弘传。
中国雕塑最重要的部份是石窟艺术，许多巧夺天工空前绝后的雕塑大作都在石窟中显现。
我国以佛教文化为特色的石窟遍布大江南北，若从规模和景观角度研究，应该集中于我国的四大石窟：（1）甘肃敦煌莫高窟；（2）山西大同云冈石窟；（3）河南洛阳龙门石窟；（4）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
（1）甘肃敦煌莫高窟
前秦苻（fú）坚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有沙门（即佛教徒）乐（姓）尊者行至甘肃敦煌一处独特的沙漠腹地，见阳光下的石英沙粒因狂风的吹动而上下旋转，金光万道，嗡嗡有声，状有千佛，于是萌发开凿之心。随后，由于这里是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以及独特的防沙、世俗隔离等等优越的地理位置而后续建不断，遂成佛门圣地——莫高窟。
莫高窟分上下五层，现存石窟492洞，其中魏窟32洞，隋窟110洞，唐窟247洞，五代窟36洞，宋窟45洞，元窟8洞，壁画45000平方米，彩塑雕像2415尊。另外，17号洞珍藏了4至14世纪的文物5．6万件，因之还形成了与徽州学、藏学齐名的三大区域性文化之一——敦煌学。
敦煌的雕塑一般都在洞窟的正中，以释迦牟尼为中心，用周围的壁画来陪衬和烘托。瞻仰至此，站在高大的佛像面前，人感觉很渺小，幻想中的佛形象反衬的更加高大；热烈激荡的壁画故事以及强烈的艺术形式所陪衬、烘托的恰恰是异常冷静的释迦牟尼；人处在四周通透的壁画现实中，有意无意地寄希望于藐视一切、巍然不动、端庄肃穆的释迦牟尼，一股无形的艺术力量因此而弥漫升腾。
另外，莫高窟中最惊世骇俗的要数112窟中伎乐天的反弹琵琶壁画了：丰腴饱满的伎乐天神态悠闲雍容，落落大方，手持琵琶，上身半裸翩翩翻飞，天衣裙裾如游龙惊凤，摇曳生姿，项饰臂钏（chuàn）随飞动叮当作响，别饶清韵。她兴起之时，举足顿地，出胯旋身亮出了“反弹琵琶”的绝技，令整个天国为之惊羡，宇宙时空因此凝固，成就了大唐历史文化永恒的符号。
莫高窟中的壁画绚丽多彩，30多米高的巨大雕塑，十几厘米的袖珍石刻，共有2415尊雕塑。若把这些叹为观止的石刻连接起来，能有五、六十华里之长。所以，瞻仰敦煌石窟的游客众口一词：这里不光是佛教雕塑艺术的宝库，也是一部中国佛教雕塑艺术史。
（2）山西大同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位于我国山西省大同市以西16公里处的武周山南麓，这里是北魏政权迁都平城（今大同）的交通要塞，又是军队出征或凯旋的祈福神山，还是风景秀丽的修行之地。因为佛教在北魏具有强烈的国家政治色彩，是鲜卑政权敷导民俗、统一思想的工具，所以北魏开佛教自两汉传入中国的历史先河，首次由皇家主持营造始终（公元453~525年）。
石窟依山而凿，东西绵亘约1公里，气势恢弘，内容丰富。现存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石雕造像51000余躯，最大者达17米，最小者仅几厘米。窟中菩萨、力士、飞天形象生动活泼，塔柱上的雕刻精致细腻，上承秦汉现实主义艺术的精华，下开隋唐浪漫主义色彩之先河，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也是世界闻名的石雕艺术宝库，2001年因此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云冈石窟的造像气势宏伟，内容丰富多彩。按照开凿的时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不同时期的石窟造像风格也各有特色。早期的“昙曜五窟”气势磅礴，具有浑厚、纯朴的西域情调。中期石窟则以精雕细琢，装饰华丽著称于世，显示出复杂多变、富丽堂皇的北魏时期艺术风格。晚期窟室规模虽小，但人物形象清瘦俊美，比例适中，是中国北方石窟艺术的榜样和“瘦骨清像”的源起。此外，石窟中留下的乐舞和百戏杂技雕刻，也是当时佛教思想流行的体现和北魏社会生活的反映。
云冈石窟的艺术代表是20窟的释迦露天坐像。该坐像高13.7米，虽是露天座置，但因石质坚硬而保存完好。他两肩宽厚，面形丰圆，薄唇高鼻，神情肃穆。它全身比例适称，造型简练概括，其宽阔的身躯给人以稳健之感；他微微前倾的身躯和棱角分明的嘴角，仿佛在向众生宣讲着佛教真言；他那细细的弯眉和微启的双目，让人明显感悟到佛家慈祥为怀的气度。
云冈石窟形象地记录了印度及中亚佛教艺术向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反映出佛教造像在中国逐渐世俗化、民族化的过程。尤其是表现在中国宫殿建筑式样的雕刻，和中国式佛像龛和窟室的布局和装饰风格。多种佛教艺术造像风格在云冈石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融会贯通，由此而形成的“云冈模式”成为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转折点。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中的北魏时期造像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云冈石窟的影响。
（3）河南洛阳龙门石窟
龙门是洛阳东南郊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这里两座青山东西对峙，伊水中间缓缓北流。远远望去，犹如一座天然门阙，所以古称“伊阙”，是洛阳周围的的第一景观。唐诗人白居易曾说过：“洛阳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
历史上之所以在龙门开凿石窟，与这里优美的历史传说有关：
一个是伊阙乃大禹治水之功绩，在这里开凿石窟能增加大禹纪念的份量。相传大禹继承其父遗志，治理洪水。他率人民疏九河、凿百川，终使洪水归流大海，人民安居乐业。伊阙就是这时开凿的。史书曾有这样的记载：“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昔大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
“鲤鱼跳龙门”的神话在这里也流传甚广：相传，禹辟伊阙以后，水流湍急，游息于孟津黄河中的鲤鱼，顺着伊洛之水逆行而上，当游到伊阙时，波浪滔天，纷纷跳跃，意欲翻过。跳过者为龙，跳不过者额头上便留下一道黑疤。大概缘于此，公元7世纪初，隋炀帝杨广将伊阙改称为“龙门”。诗仙李白在《赠崔侍卿》中这样写：“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
闻名中外的龙门石窟中有石刻佛像十四万余尊，工程之浩大，技巧之精湛，曾影响到日本。卢舍那大佛的庄严温和及睿智的性格最为特出，是龙门石窟中最大，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龙门石窟始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公元494年）前后，迄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后来，历经东西魏、北齐、北周，到隋唐至宋等朝代又连续大规模营造达400余年之久。密布于伊水东西两山的峭壁上，南北长1000多米，现存石窟1300多个，佛洞、佛龛2345个，佛塔50多座，佛像10万多尊。其中最大的佛像高达17.14米，最小的仅有2厘米。另有历代造像题记和碑刻3600多品，体现出了中国古代汉族劳动人民高超的艺术造诣。其中以宾阳中洞、奉先寺和古阳洞最具有代表性。
魏窟——古阳洞和宾阳洞在龙门石窟中最具代表性，是北魏政权历时50多年，耗费人工80万以上开凿的。因同为北魏政权开凿，故其风格既与云冈石窟一脉相承，又表现出大胆地创新和发展，大佛姿态也由原先的雄健可畏而转变为面含微笑温和可亲了。
唐窟——因为武则天长居洛阳，推崇佛事，故龙门石窟中唐代开凿的石窟占总数的60%以上，并且武则天时期开凿的石窟占唐代石窟的多数。
龙门石窟中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奉先寺由武则天历时三年完成，有史记载武后出脂粉钱二万贯以示资助。奉先寺共有九躯大像，整体造型丰满，仪表堂皇，衣纹流畅，体现了唐代的审美观。中间主佛为卢舍那，光明遍照之意，为释迦牟尼的报身佛。这座佛像通高17.14米，头高4米，耳朵长达1.9米，佛像面部丰满圆润，头顶为波状形的发纹，双眉弯如新月，附着一双秀目，微微凝视着下方。高直的鼻梁，小小的嘴巴，露出祥和的笑意，比蒙娜丽莎的迷人微笑有过之而无不及。双耳长且略向下垂，下颏圆而略向前突。圆融和谐，安详自在，身着通肩式袈裟，衣纹简朴无华，一圈圈同心圆式的衣纹，把头像烘托的异常鲜明而圣洁。整尊佛像，宛若一位睿智而慈祥的中年女性，令人敬而不惧。行家评论说：这尊佛像的塑造，把高尚的情操、丰富的感情、开阔的胸怀和典雅的外貌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具有高超的艺术感染力，多人因此联系到则天武后的庐山真面目。
“精舍绕层阿，千龛邻峭壁”，“万穴列岩壁，三龛独雄夸”，“谁穷造化力，空向两岸看”。它们与龙门山水相映生辉，成为洛阳最富盛名的风水宝地和城市名片。
（4）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
在甘肃省天水市东南方50公里处，有一座秦岭余脉小陇山的奇峰，海拔1742米，相对高度142米， 因山形奇特，突兀而起，酷似农家麦垛，因此人们称之为麦积山。 麦积山上开凿的石窟是中国佛教四大石窟之一 ，它山顶有塔，山下有寺，峰身遍布龛窟和摩崖石刻，保存自北魏、隋、唐、五代至宋以来一千尊以上的大佛像。杜甫有诗赞曰：“野寺残僧少，山圆细路高。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乱石通人过，悬崖置屋牢，上方重阁晚，百里见秋毫。”
麦积山石窟建自十六国后秦时代（公元384年），后来经过十多个朝代的不断开凿、重修，遂成为中国著名的大型石窟之一，也是闻名世界的艺术宝库，属世界遗产名录之一。现存洞窟194个，其中有从4世纪到19世纪以来的历代泥塑、石雕7200余件，壁画1300多平方米。麦积山石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洞窟所处位置极其惊险，大都开凿在悬崖峭壁之上，洞窟之间全靠架设在崖面上的凌空栈道通达。游人攀登上这些蜿蜒曲折的凌空栈道，不禁心惊肉跳。古人曾称赞这些工程：“峭壁之间，镌石成佛，万龛千窟。碎自人力，疑是神功。”附近群众中还流传着“砍完南山柴，修起麦积崖”，“先有万丈柴，后有麦积崖”的谚语。可见当时开凿洞窟，修建栈道工程之艰巨、宏大。
麦积山的塑像有两大明显的特点：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世俗化的趋向。除早期作品外，从北魏塑像开始，差不多所有的佛像都是俯首下视的体态，都有和蔼可亲的面容，虽是天堂的神，却象世俗的人，成为人们美好愿望的化身。从塑像的体形和服饰看，也逐渐在摆脱外来艺术的影响，体现出汉民族的特点来。
麦积山的洞窟很多修成别具一格的“崖阁”。在东崖泥塑大佛头上15米高处的七佛阁，是中国典型的汉式崖阁建筑，建在离地面50米以上的峭壁上，开凿于公元6世纪中叶。麦积山石窟以泥塑为主，一定数量的石雕和壁画点缀其中。
麦积山石窟中点睛之作表现在：
中龛外右侧塑一天王像，身穿铠甲，两眼圆睁，神情威严，脚采一卧的小牛犊背上，卧牛昂首屈膝，挣扎欲起，姿态极其生动。这就是《玉堂闲话》中所谓的“金蹄银角儿”。该窟因此也称“牛儿堂”。民间关于小牛的传说也十分动人。相传，牛儿堂的这尊天王，本该站在他脚下的莲台上。但在窟廊上静卧的小牛犊是一头神牛，它力大无比，要是吼叫一声，就会天崩地裂，山体倒塌，为众生带来无穷的灾难。牛犊的潜在本性，引起天王的注意与提防。一天，天王发现牛犊伸长脖子，抖动四啼要耸起身来活动一番。天王生怕牛犊的这一举动会给众生降下大祸，为保住山体便纵身一跃，双脚稳稳踏在牛背之上，牛犊几番挣扎未能跃起，免灾去难，有惊无险。直到今天，天王还踏着这头神牛，似乎还不忘保护人们的安全。美丽的传说，反映人们对安宁、和平、幸福生活的希望与祈求。
麦积山造像可窥见当时艺匠们突破佛教的清规戒律，以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为主要素材，加以艺术的夸张、想象、概括、提炼而创作出来的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场面：菩萨与弟子紧紧相依，面带笑意，双手合掌于胸前，作拍手状，似在窃窃私语，会心交谈，犹如现实生活中一对亲姐弟一般，充满着青春活力与动人的情感，使人倍感自然与亲切。童男童女虽虔诚侍佛，但面部表情却是真诚而愉悦的、童稚般的、有别于苦行僧的。所以，受当时社会环境影响的麦积山塑像，表现了深层次的人性与人情，让人感觉到了佛国世界的可亲可爱。
麦积山石窟被称“有龛皆是佛、无壁不飞天”。这里的飞天，有泥塑、雕刻、绘画以及薄肉塑四种形式，多彩多姿更具特色。这里的飞天是中外文化共同孕育的艺术结晶，是西方雕塑以及印度天人和中国道教神仙融合而成的中国式的飞天。这里的飞天少女没有翅膀，没有羽毛，借助云彩但不依靠云彩，只凭借飘曳的衣裙、飞舞的彩带，勾勒出凌空翱翔的美丽少女，堪称中国古代艺术家最具天才的杰作。
五代时当地诗人王仁裕这样有感而发：“蹑（niè 轻步行走的样子）尽悬崖万仞梯，等闲身与白云齐；檐前下视群山小，堂上平分落日低；绝顶路危人少到，古岩松健鹤频栖；天边为要留名姓，拂石殷勤手自题。”
修建佛教石窟的意义：佛教石窟艺术汲取了汉文化丰富的精华，在中国的大地上扎下了深厚的根基。千万座大小不同，风格各异的石窟，辉耀着佛教文化的瑰丽光芒，其丰富的内涵、高度的艺术成就、悠久的历史、宏大的气势、优雅的造型、独特的审美，举世瞩目。
雕塑的美，不仅在于惊叹它的鬼斧神工或是艺术价值而已，一尊尊佛像、菩萨、罗汉、天人，乃至一幅幅经文浮雕，千余年来，在滚滚流转的世事中，以无声说法；作品透出的沉淀庄严，蕴含无限诸佛菩萨的悲心愿力，无形中让每个瞻仰、欣赏的人升华人格，净化心灵。
佛教的雕塑作品展现出诸佛菩萨的庄严圣洁，留下当代佛教信仰的虔诚恭敬，具有宗教淑世教化的功能，更保留了人类的智慧、文化及艺术上的成就。尤其是佛教雕塑家的艺术创作，涵盖了对佛法的体证与宗教情操的投入。于外，表达生活中的真、善、美；于内，是人格的超越与庄严，使雕塑艺术也成为弘传佛法的另一种方便。
各地历代的佛教石窟，虽然朝代不同，地方有异，还因其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等等差别，引起艺术风格存在明显的不同，然而，千百年来，始终不变的，是修建这些石窟的善男信女对佛法真挚深厚的礼敬和信仰之情。佛教信徒怀着对佛法的衷心敬慕和虔诚，怀着对佛法事业弘传千秋的理想和对幸福美好人生的愿望，开凿修建了一座座石窟，雕塑了一尊尊精美的佛祖菩萨圣像，建造了自己所真诚倾慕和敬仰的庄严世界。因此，作为佛教圣地和佛菩萨圣殿的石窟，其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便是其庄严肃穆、清净神圣、慈悲祥和的品格。当人们置身于佛教石窟特定的艺术氛围中，难免不为那佛国圣众慈悲安详、仪态万千的雍容神韵所倾倒，难免不为那飘逸飞动的线条韵律和绚丽纷繁的色彩所感染，很容易升起一种仰慕崇拜清净佛门的心理。佛法的慈悲和智慧，也给信众们在人世沧桑中受创伤的心灵以温馨的抚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