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彼岸洋插队
一介教书匠，酷爱自家乡；寓居多伦多，桑梓永难忘。
27. 难忘成婚终身事
提起结婚成家，今天的年轻人一定会想到“高朋满座、美酒飘香、猩红的地毯、诚挚的祝福”等隆重热烈的场面，但1977年我25岁成婚时，心中却憋屈着难言的苦涩。
“内当家”刘梅玲，原是西北工业重镇兰州城里的“千金”。她1954年初在天水城出生，不久就随父母迁居甘肃省会，虽然自觉生不逢时，生活学习差强人意，但还是养成了城市人那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在那史无前例的“文革”爆发时，她只是个小学在校生。在随后两年的初中生涯里，她多是手舞红语录，足蹈忠字舞，走南闯北，活跃在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里。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受爷爷历史的影响，更因固执爸爸的错误拖累，在1968年底稀里糊涂将城市户口迁回老家河南省巩县北山口公社白窑大队黄瓜峪村，跌入当时人人都避之不及的社会最底层农民群体。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农民子弟才得以和尊贵的城市千金相识、相爱、相伴终生，应验了“千里姻缘”这句老话。
黄瓜峪是一个百十口居民的小山村，被一条难得见水的小河及一道曲龙拐弯的山谷垂直相交分割成3快，村民依山势阶梯状而居。所以，“出门就爬山，上工不离肩，下地没有路，吃粮靠老天”是当时最真实、最贴切的写照。面对如此严酷的生存条件，她曾勇敢地抗争过，也曾无奈地逃避过，甚至多少次想到了轻生，但父母的养育之恩最终难以割舍，一个鲜活的生命鬼使神差般得以延续。
经过几年炼狱般的洗礼，她终于用眼泪调和坚强铸就了脚下坚实的路基，走入了令同龄人侧目的民办教师队伍中。公元1973年，经大队党支部书记夫人介绍，教师中我俩的关系首次越过了同志间的雷池，又经过4年马拉松式的相互了解，1977年6月6日，我们终于携手走进了神圣的婚姻殿堂。
婚礼是幸福的，过程是难忘的：
6月份正是农村收麦的季节，放麦假的小学生由我领着拾麦，但在校的初中生我还要去上课。记得当时我把小学生领到地头分配完任务，然后就见缝插针地回家往作新房的窑洞内粉刷白灰。我刚把粉刷工作全面展开，就听大队支书在对面山头上高声喊叫我的名字，公开责备我领导不力。原来是小孩子不听话，没干多长时间就乱成了一窝蜂，我赶忙停下手头的活儿再去安排。当时我想，支书明明知道我正筹备婚期，还这样高声大气让人出丑，不近人情到了何种地步？我当时真是气得七窍生烟。
婚期的当天，学校领导没人问没人管，还是我自己把上午第一节的课和别人对调到第四节，赶出空子把新娘娶回了家。我当时就憋着一肚子火，把刘梅玲领进大门，连天地宗亲都没拜，就撇下她独自上学校了，要不是由森叔（支书的三弟）喊得紧，婚礼有可能因此而夭折。
“内当家”后来教训我说，我如果也向你学，你能不辞而别，我就扬长而去，看你怎么办！我细细一思量，真是这个道理，顿时出了一身冷汗。
冷静下来以后，我认真思忖了婚期中出现的纰漏，发现不都是别人的错。如果我能事先抽出些时间多与他人沟通，多作一些“外交”方面的“斡旋”，尽管当时政治大气候咄咄逼人，也不至于会在结婚成家的大事中出现这么多不顺。
年轻不谙事，往事多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