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县兵工厂（4）纳关外兵工人才 受兵署垂直管理

 

 纳关外兵工人才    受兵署垂直管理

 

    兵工厂刚开工时，人才奇缺，只从全国其他军工企业调来区区一百多位工人。随着规模的扩大，人数与日俱增。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于日寇铁蹄之下，沈阳兵工厂中大批资深员工不堪亡国之辱，纷纷入关，愤而投奔内地军工企业贡献才智，巩县兵工厂职工得以猛增到4000多人。据1937年7月的一份统计显示，当时的巩县兵工厂（老厂），工人为4452人，职员210人，合计4662人，可谓人才济济；兵工分厂（新厂）1936年2月1日开工时，员工就达900多人，仅警卫兵士就配备了300人，对安全保卫工作尤为重视。

 

    兵工厂虽然人多势众，但成份结构不外乎为职员、技术员、工人、艺徒、小工这几种。据过来人回忆，当时的职员多为南方人，北方人少有问津；技术员有“兵专”、“同济”两“派”之分。“兵专”派为李待琛的门生（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生李待琛担任过军政部兵工署兵工专门学校的校长，撰有枪炮子弹的制造技术及国防知识性文章多部专著），年纪相对年轻一些；“同济”派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从经验到年龄都相对成熟，资格老，薪酬也相对高一些；工人中技术精湛称之为“工匠”的，或为南方人，或为东北人，或为河北人，就是没有巩县人。巩县当地人在厂里务工的很多，但由于文化素质普遍较低，成为职员或工匠的凤毛麟角，大都是小工或临时工，从事脏、重、险、累的苦差事，领最低的工薪报酬。

 

1930.3.4日巩县兵工厂电机车间欢送技术员留念

 

    说到劳动待遇，职员和工人是有等级差别的。官方资料显示当时的月薪：厂长400元，处长300元，主任300元，技术员有120元的，也有60元的不等，车间负责人30元，工匠27～30元，艺徒6元，小工7元2角。但有人回忆说，厂长的月薪原来是600元，小工只有6元，恰好是100倍。冯玉祥主政时，厂长降为400元，小工升为7块2，缩小了差距，普通工人的劳动热情普遍高涨。

 

    若想知道当时货币的含金量，一份回忆录这样叙述：我是（初期的）小工，每月只有六块大洋。虽然很低，不能与长官们相比，但比种地强多了，好多没有门路的还不敢有这个奢望呢！那时的大米白面才四分钱一斤（500克），我每月能买回三袋优质面粉（150斤），让人眼热。

 

    缘于工种特殊，当时的兵工厂组织严密，受军政部兵工署的垂直领导。厂里日常大小事务，如产品开发、生产安排甚至枪支维修等等，都要及时上报，经过批准方可进行。

 

    “老厂”的机构设置是：正监督（随后改为厂长）一人，副监督两人。下分设总务、工务二处，各设处长一人。总务处管辖文书、业务、会计三科及稽查、医务两所。工务处辖工程所及六个生产分厂。

 

    从兵工分厂的警卫兵士占员工的三分之一这组数据能够预料，“新厂”整体上实行军事管制，整个工厂宛如一座壁垒森严的兵营。它的生产管理采取行之有效的厂长负责制，即厂长直线管理和职能部门管理相结合，以直线管理为主的模式。其权力集中、责任明确、便于指挥等优点显而易见。

 

    有档案可查，从1921年到1938年，“老厂”历任的负责人是：蒋廷梓（总办）、刘召东（总办）、谢天祥（监督）、李文田（监督）、余瀛（监督）、吴瑞芝（监督）、尚德胜（监督）、吕民贵（厂长）、陈万青（监督）、黄璧（厂长）、吴可润（厂长）、毛毅可（厂长）、李待琛（厂长），其中前后互换的有：蒋廷梓与刘召东、吴瑞芝与尚德胜等。“新厂”在巩县的厂长是吴钦烈，他被蒋介石亲自钦定为四级厂长，挂少将衔。

 

 

巩县兵工分厂厂长吴钦烈少将

 

 

    这些贵为“厂长”级的人物，像吴可润行伍出身的是个别现象，其余的都有一技之长，在当时的军工行业都占有一定份量。

 

  现将巩县兵工厂历任厂长中贡献最大、业绩最突出的几位公布于后，以示纪念：

 

 蒋廷梓（1873~？）江苏武进人。公元1901年12月，在北洋陆军炮队学堂毕业。1902年1月，奉派赴日本学习陆军，1904年11月，毕业回国，在陆军中工作。1914年2月，任公府军事处参议。5月任统率办事处第一所主任。8月赴山东办理中日德之间的交涉事宜。1915年任督办兵工厂事务处总务处长。奉派调查选择建设新陆军兵工厂地址，选定在河南巩县孝义镇建厂，并即着手筹集。1917年2月，任巩县兵工厂筹备处处长。1921年9月，巩县兵工厂建成，撤销筹备处，正式成立巩县兵工厂，他任巩县兵工厂总办。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巩县兵工厂历经八年，终于成为一座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大型军工企业。1924年7月，河南督军改委刘召东为总办，因陆军部不同意，1926年2月又由他复任总办。1927年春去职。

 

 黄璧（1887~1931）字完夫，湖南永兴人，1913年赴日本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毕业，获工学学士学位。1923年回国，曾在东三省兵工厂和巩县兵工厂任职。1924年后，在黄埔军校兵器研究处工作，代理处长，兼任高级班教官。后被聘为上海兵工厂工程师兼炮弹厂主任。1928年12月，被任命为兵工研究委员会专任委员。译有《炮外弹道学》一书。1930年秋，任巩县兵工厂厂长。到职初始，厂务繁杂，千头万绪，他殚精竭虑，既勤厥职，遂使厂务渐理。日久天长，身心憔悴，于1931年6月13日夜在巩县兵工厂内投缳自尽。

 

由于在职期间同情工人疾苦，关心基层生活，死后全厂工人集资为其购置坟地，安葬于孝义南岭（今巩义影剧院对面紫荆树商场一带），并为其树碑立传，永志纪念。

 

 毛毅可（1892~？）浙江黄岩人。德国工业大学毕业。1928年11月，任兵工署监察科科长，掌管各厂出品之交付、各厂内部行政管理及原材料购进等事宜。12月，任兵工署兵工研究委员会专任委员。1933年12月，任巩县兵工厂厂长。奉命赴德国引进毛瑟式步枪设计图及全套样板，本厂于1934年8月开始筹造，1935年正式投产。经兵工署署长俞大维报蒋介石核准，命名为“中正式”（也称24年式），定为制式在全国各兵工厂中推广制造。1937年10月，他以兵工委员身份，率领技术人员先后向美、德、丹麦和瑞士等国家订购机器。1946年6月，调任兵工署技术司司长。1951年10月去职。

 

 

 

 

 

李待琛（1891~1959），字伯芹，湖南衡山人。1919年日本帝国大学造兵科毕业，工学学士。1921年赴美深造，1923年6月获美国哈佛大学冶金学博士。1924年，任湖南铁工厂厂长，后兼任湖南大学行政委员长（即校长）。私营雄湘铁工厂收归官办成为湖南铁工厂之后，因所造步枪质量差经常发生走火现象，李待琛因此主持厂政。上任后的李待琛增设审验室和化验室，从研究实验材料入手，改进步枪质量，使步枪的质量和产量都有大幅度提高。1927年12月任上海兵工厂兵器研究室主任，率领下属不到一年时间，就完成简单枪榴弹、高射机关枪、57毫米高射炮、特种迫击炮、37毫米步兵炮的设计和75毫米野炮、45毫米迫击炮的改良方案，以及该厂所造各种枪炮的初速、膛压测定。这些研究成果，汇编成《兵器研究室报告书》，印送主管机关和有关工厂。1928年 11月，任兵工署设计科科长，掌管枪炮弹药制式划一、兵器设计及统计、兵工厂建设及兵器原材料分配等事宜。12月任兵工研究委员会专任委员。1933年10月，任兵工署资源司司长。1934年9月，任军政部兵工专门学校校长。1937年7月任巩县兵工厂厂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巩厂迁往湖南辰溪，改名为兵工署第十一工厂，仍任厂长，对工厂的生产和管理多有改进。1943年秋，军政部以他“公正不苟，产品成绩特著”记大功一次。1946年9月，升任兵工署副署长。1947年，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副团长，负责处理日本对华赔偿物资事宜。

 

 李待琛对枪炮弹药的制造技术有较深入的研究，著有《国防建设之基础》、《改进兵工之要图》、《军械制造》、《我国兵器与列强兵器之比较》、《我国兵器制造之发达及其现状》、《现代枪炮之趋势》、《火炮之制造》、《世界枪炮之现状》、《枪炮构造之理论》等专著或国防知识性文章，编译有《近年之美国陆军炮》一书，人称“李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