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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故事(二十九)—— 大舅公的儿女们 (下)

(2019-04-03 17:18:05) 下一个

果仁来到幺舅公家时正赶上秋季开学,他上了小学一年级。他读书很认真,像大姐东仁一样,学习成绩非常好,个人能力强,被推举为班干部(体育股长),这干部一当就是四年。

日子过得很快,在1959年他小学毕业了,由于家庭成份不好,东仁已经升了初中,他就不能上初中了。后来他去重龙民办中学读初中,这里百分之九十的学生都是所谓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子女。在这里,除了上课,每周有两个半天勤工俭学,全校师生要参加挑煤、挑沙、挑石子等体力劳动,为学校增加收入;每学期有一周的农忙假,到农村参加挖红苕、掰甘蔗、收小春作物等。

在他读初中二年级时,这所民办中学停办,他辍学了。他没有闲着,找些事情做,去拣炭花(没烧过心的炭渣)、割草养免子、挑河沙、到五金厂学锻工、到骨角刊刻社学做牛角梳等。一年后重龙民办中学复课,直接上初中三年级课程,学生一年后参加高考。他没有去重龙民办中学复学,自学一年后直接去报考高中,他居然考了全县第三名。可惜,由于家庭成份不好,他无缘上高中,又落榜了。

在1964年9月,果仁十八岁,像大哥一样,赶上知识青年(简称知青)上山下乡,或叫城市减员、压缩人口等,到农村去了,他终于可以离开那个整天要听幺舅婆唠唠叨叨、毫无温暖可言的家了。当时资中县有121名知青,分三批下到龙江区孟圹公社的杨家、柏莲大队,月山公社的石砰大队,他被分配到柏莲大队四小队。

自从他下乡到了这里,因家庭成份不好,无论他怎样表现好,也不能入团、入党、参军、招工、上大学等。他吃苦耐劳,从不偷奸耍滑,是一个诚实向上的好小伙子。公社党委书记彭代安,很为他惋惜:多好的优秀青年,全让家庭成份给害了。由于他表现好,又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公社就安排他在孟圹小学代课。因为他的课教得好,又被派到离孟圹场镇十五里路远的一所分校叫德兴大队水口庙小学。

这个分校有一间寝室、一间教室、一个操场、一个四年级的班,共有二十余名学生,这些学生很不好教,己经气走了好几个教师,也没有新的教师愿意来这里教书。他来到这里后,与学生交朋友,了解他们的兴趣,对他们善于引导、循序渐进,他不仅开设原有的语文和数学,还增设了体育、音乐、绘画等,调动了学生们的学习热情,活跃了学校的气氛,师生关系融洽,再也没有发生师生矛盾冲突要公社党委彭书记来解决的事件了。

由于果仁在这所小学卓有成效,第二年,公社决定将他转为正式教师。可是,他不愿成为教师。他从小到大,看着幺舅公教了半辈子书,在外听领导的,在家听幺舅婆的, 迂腐至极,凡事不会变通,明明收养了东仁和果仁,却不让姐弟俩的家庭成份改为他的自由职业成份,害得姐弟俩上学受限制、招工没份儿。他把这个四年级的班送到小学毕业后,他又回到了最初下乡的柏莲大队四小队。

他回到生产队后,与农民打成一片,亲密无间。他担任过司秤员、记分员、会计、蚕桑员、农技员、毛泽东思想宣传员等,农活中的开沟、打眼、车水、挑担、无所不能,练就了一副好把式。也练成了一身好体质,五十斤的石锁单手轻松举过头顶,挑上一百五十斤的担子一口气能行五、六里。他每年只回城三次(幺舅公夫妇的生日和过年),每次回城,都挑上粮食、红苕、自养的鸡、鸭、鹅等百十来斤重的担子,轻松负重急行七十余里,只在中午吃饭时才歇一歇脚,一点儿也不累。

不过,有一次遇上一头发脾气的水牛,险些丧了命。队里有一头牛在挂田时耍起了牛脾气,犁耙匠跑来找正在水车旁干活的社员帮忙,果仁等一行八人赶到时,只见挣脱了枷担的水牛正趾高气昂地在田里。他和一社员一起下田枷牛,那社员拿枷准备给牛套上,果仁抓住牛鼻绳,可牛使劲将他推坐在水田里,接着用角打他,遂用头顶他,将他整个身体压在水田里。这时田埂上的人见水田里没了人影,惊呼一声:完了,他没命了!水牛见水田里的人没了动静,不再使力。大约一分钟之后,他抓住瞬间即逝的机会,一个鲤鱼打挺,翻身站起,两手提着牛鼻绳高高举起,牛头被举起后,再也没了威风,被他完全制服了。他直挺挺地站在水田里,毫发无损,可站在田埂上胆小的人当场被吓哭了。

果仁是全公社知青中每年出勤率最高的,有文化,口才好,在1970年元月,他被推荐出席了“资中县首届知青、再教育工作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大会上,他滔滔不绝地讲述知青在农村的先进事迹。知青与农民一起挣工分;科学实验种田,选育优良农作物种;首次创建沼气池;以及守夜捉贼、改土放炮、勇止械斗、深冬淘井、巧安抽水机、与打人牛共舞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身边的知青因招工、参军、回城、结婚等,一个个离开了生产队。在知青中有一位默默无闻、俊秀文静的女知青,她的父亲是资中县龙山糖厂(原复兴酒精厂)的代厂长,可她的大伯是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成员,去台湾后又移居美国。由于这层海外关系,她与果仁一样,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朝夕相处的同伴一批批离去。也是同病相怜,心有灵犀,他们恋爱了。

在果仁下乡的第十一个年头,那是1975年,幺舅公夫妇年事已高,挑水采买等有些吃力,身边需要人照顾。就这样,果仁以“养父母年老多病无人照顾”为由,根据政策规定办“特困”,回到了资中城里的家。第二年,他的恋人也托关系办了“病残”回城了,后来以补员顶替退休的父亲,到资中县合川糖厂(原龙山糖厂)参加了工作,成为一名正式职工,当上了化验员。

他回城后没有工作,除了照顾幺舅公夫妇,也去建筑工地做钢筋工、拉架车运货、到丝厂当炊事员等。后来幺舅公退休,按政策他顶班了,分配到资中县红光路小学,与我的小姑妈在一个学校当老师,最终还是成了教书匠。

果仁和他的女朋友双双有了固定工作,生活总算安定了下来。在1978年8月,他们结婚了。果仁之妻不是幺舅婆介绍的,她很不高兴,不过,她掌控这个家一辈子,可这事儿她说了不算。在1980年2月,他们的儿子蔡晶出生了。

岁月不饶人,留给树的是年轮,留在脸上的是皱纹,幺舅公夫妇逐渐老去。不管怎样,老俩口对东仁和果仁姐弟俩有养育之恩,姐弟俩至少比那些无家可归的孤儿强多了。果仁知恩图报,夫妇俩对老俩口孝顺侍疾,为他们养老送终。幺舅公卒于1990年,享年88岁。幺舅婆于2001年终老,享年92岁。

果仁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专一行,到学校报到后的第二天就登上了三尺讲台,第一堂课就得到了该班班主任的赞许,迫不及待地要求校长将他留在该班任教。在以后的教学工作中,他担任过县级数学公开课,在教具制作、电化教学、鼓号队比赛、队列表演、体育球类、田径类各项比赛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两年后他升任教研室组长。在1984年8月,被授命为重龙镇西街小学副校长。

在升职之前,领导叫他递交一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书,让他突击入党,果仁对领导说:“我的亲生父亲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被镇压了,家庭成份不好,不能入党。”

领导去了资中县档案馆,调查当时被镇压人员的资料。好几个工作人员帮着查阅,也没有查到大舅公被镇压的记录,在被镇压人员名单中也找不到他的名字。这就是说,大舅公根本不在被镇压人员行列内,或者说他被农协会草率枪毙后,压根儿没有记录和上报。

最后领导对果仁说:“你父亲回到金带场,承袭了他父亲的田地,他的成份应划为地主,自食其力养活自己。他不是反革命,被错杀了。你的养父成份是自由职业,你的成份也是自由职业,当然可以入党了。”

当年大舅公被定一个“反革命”的罪名,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且,他这个莫须有罪名,一直伴随着姐弟几人,直到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家庭成份取消,才算摆脱了影响他们大半生的阴影。

果仁成了一名共产党员,全身心扑在工作上。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他用法律手段收回了该校二十五年久拖不决的校舍产权;第二把火:他开设校办企业,为学校创收,成为全城区最富有的小学;第三把火:他改革教学方案,使各年级各科学生成绩卓越,在全城区名列前茅。他还为学校作词写了第一首校歌《为中华崛起》,该校歌由周铁城谱曲后先后在成都、四川、中央广播电台等播出。

果仁自幼勤奋好学、吃苦耐劳,成人后乐观进取、坚韧不拔。无论日子多么艰难、无论岁月多么蹉跎,他都能朝气蓬勃、生机盎然;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无论做事还是做人,他都能风声水起、刚正不阿。果仁夫妇的独生子蔡晶也长大成人,结婚生女,小夫妻开办了一家婚庆公司,生意兴隆。果仁后来提升为校长,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到退休。休息了也不闲着,忙着编写、整理蔡氏宗亲族谱;组织老知青、老校友聚会;编撰同学纪念册;照看孙女,享受天伦之乐。

 

西仁是二姐,出生于1944年。在她十七岁那年,从金李井乡下小姨婆那里离家出走,母亲和舅舅都找不到她,亲戚朋友都揪着心。其实她离开小姨婆的家,是因为听说要把她许配给一个瘸子,她不愿意,决定要去资中县城里找收养了东仁和果仁的幺舅公为她做主。

那个清晨, 她从乡村的山坡羊肠小道、田埂小路走到大路,终于上了成渝公路。在选择往东还是朝西走,她犹豫了。不过,她隐约记得资中城是在东边,就没有多想,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快步走去。

她到了水南街瓦窑坝,这里是成渝公路公共汽车的资中站,当时的水南街不大,就几排平房一条街,看不出是一座县城,她有些慌了,以为自己走错方向了。一打听才知道,水南街和资中县城在沱江河的南北两侧,由一座浮桥连接,从浮桥过了河,才是资中县城。

她找到了县城嶺南中学幺舅公的家,没有见到东仁和果仁,只有幺舅婆在家接待了她。她向幺舅婆说明来意后,幺舅婆对她说,她管不了这事,幺舅公不在家,去内江开会去了,要半个月后才回来。她没有停下脚步,心急火燎地去内江找幺舅公。

她曾听人说过,铁路比公路直,不走弯路,更容易到达目的地,当然,火车比公共汽车跑得快。所以,她乘渡船过了沱江河,来到资中火车站,买了一张火车票,当天就到了内江。当她走在内江城的大街上,突然意识到:没有问清楚幺舅公在哪里开会?若大的内江城,到哪里去寻找他的影子。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小姑娘,举目无亲,四顾茫然,就此流落街头。

她东转西转又回到了内江火车站,又饿又累、精疲力尽,稀里糊涂地到了候车室,这里人多,她在一墙角蹲下、头放在膝盖上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多久,她被人叫醒,睁眼一看,已经是第二天上午了,候车室的人少了许多,一位车站工作人员招呼她跟着一队人走了,她被带到了收容所(现民政救济中心)。

这里大大小小有几十人,都是无家可归的青少年。这里有几间大屋,屋里安放有简易的床铺;早晚有稀粥喝,中午是菜汤。在这大饥荒年间,有住有吃真是太好了,她再也不用漂泊流离、饥寒交迫了。她很能干,在这里手脚勤快,也肯吃苦,收容所的人都喜欢她。

在这里的人都要一一登记注册,填写一张履历表,比如姓名、年龄、家庭成员和住址等。西仁不想再叫这名字了,父母给她姐姐取名东仁,为她取名西仁,现在她俩东一个、西一个,都是名字闹的。她为自己取名“碧春”,象征着她的人生春天就要来临了。她忘了自己的出生年月日,胡乱写下出生于1948年6月初6,她认为这些数字吉祥,这个日子能给她带来好运,可她这出生年月日竟比弟弟果仁还小两岁。家庭成员:无,是真正的孤女。家庭住址:不知。这些记录一直伴随着她。

 

不久,收容所安排她进了内江市莲花山精神病院(现资阳市脑科医院)当了一名护士。她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在资阳火车站工作的小伙子,他俩很谈得来,终于水到渠成,他们结婚了,第二年他们的儿子呱呱落地。夫妇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儿子,一家三口忙忙碌碌,小日子过得平平安安。

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一开始,西仁被造反派揪了出来,罪名是隐瞒地主、“反革命”家庭成份。她被医院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开除了公职,那时她的儿子刚满一周岁,没有工作,就没有了工资,只能靠她丈夫的微薄收入,来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

她性格倔强,认为医院剥夺她的工作权力,对她是不公平的!她绝不轻易放弃自己热爱的护士这一职业,她开始上访求助。背着儿子,徒步、乘公共汽车、搭火车等走访相关上级部门;她丈夫也利用轮休时间,陪她一起去反映真实情况。

她那车轱辘话翻来覆去向领导们讲述她的经历。 不到十岁她的父母双亡,先被送到金带场乡下龙家湾一位远房表叔(表叔公)家,他不愿收养她,在他家没呆几天,就被大姑(外婆)接到了在金带场镇上琏君姐(母亲)家。在那里过了几年温馨、快乐的日子,可在1961年生活困难时期,随大姑(外婆)去了志均哥(舅舅)家。可大姑(外婆)因长期饥饿、突然吃了难以消化的炖牛筋,患了急性坏死性肠胃炎,突然去世了。她又被小姑(小姨婆)带到了金李井乡下。同年小姑(小姨婆)的第二任丈夫(蒋光棍)要把她许配给邻村的一个瘸子,她不情愿,就悄悄离开了那里,去内江找幺叔(幺舅公)。人没找到,流浪街巷,被人送到了收容所,...。她住过几个家,可都不是她的家;有至亲姐弟,可都被亲戚收养。家和家人都没有,哪来家庭?家庭都没有,哪来家庭成份?

她持之以恒地走访了三年,终于遇上一位好心的领导,了解了她的经历后,调查属实,指示相关部门、单位马上落实政策,最后院方纠正了对她的错误处分,恢复了她的工作,并为她补发了三年的工资。

她重新工作后,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一切,更加努力工作,积极进取,使自己的护理能力和技术大大提高。为了晋级评职称,她开始学英语,夜以继日地背“A、B、C、...”,家里墙壁上贴满了英语单词。通过她的刻苦用功,顺利地评上了护士师,取得了中级技术职称,她称心如意、心满意足了!

由于她在收容所填写的履历表中,她的出生年月比她的实际年龄晚了四年,她延迟了四年才退休。就是这四年,国家飞速发展,职工的工资大幅度调整、上涨,她的退休工资与同龄早四年退休的同事高出很多,她这是因祸得福了。

她已是古稀之年,丈夫始终不渝地陪伴着她,儿子媳妇很孝顺,唯一的独孙女也考上了大学。后来母亲感慨地对我们说,尽管西仁一生坎坷,归宿还是好的,让人宽心。

 

当年大舅婆猝死在她的三弟(三舅)家中,留下最小的儿子立仁,他出生于1947年4月,那时只有五岁。当时三舅曾捎信到蔡家,如果蔡家想要立仁回去,就把他送到成都,蔡家可到成都来接他;反之,蔡家不接他回去,他就收养他,一定把他抚养成人。当时幺舅公收养了东仁和果仁,外婆身边有西仁,小姨婆带着自己的三个儿女随蒋光棍去了金李井乡下,也不知是祸是福。就当时的情形,立仁留在他三舅家也许是最好的安置。因此,蔡家没有派人去成都接立仁,他留在了三舅家。

三舅夫妇已有十个儿女,加上他一共大大小小十一个孩子。三舅一家原本家底丰厚、富裕,在近解放时,做了几笔大买卖,赔了,倾家荡产,一贫如洗。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三舅的成份划为贫农。三舅收养了立仁,视为己出,为他改名换姓,取名为江先教,“先”是江家的辈字,他的家庭成份也随了三舅的贫农,他父亲的地主、“反革命”成份,从此与他没有关系了。

三舅、三舅妈和十一个孩子,每天起早贪黑,勤耕细作,只为一家十三口人能填饱肚子。在六十年代初生活困难时期,三舅夫妇想方设法让立仁有食裹肚,家里如果仅有一勺粥,也会让给他吃,可他们的十个孩子中有两个孩子活活饿死了。

三舅家由于孩子太多,立仁只读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他一生务农,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种地的好把式。他与邻村的一个姑娘结了婚,他们养有一儿子。儿子长大成人后,结婚生子。也赶上了农村改革开放的好时代,农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他们一家五口人生活宽裕,立仁上了年纪,老有所依啊。

写于2019年3月29日

原创发表在:
[母亲的故事(二十九)—— 大舅公的儿女们(上) :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yMjM0NTI0MQ==&mid=2247494081&idx=1&sn=979a26bce54c9f288b0ac3fb4e079ae9&chksm=e82c48b7df5bc1a1a6644d9ee0c6a3eaf05f4969f37ccd4764b1999a57a0b75f0b0d4d441f9e&scene=0&xtrack=1#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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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回复 悄悄话 终于等到了更新。你写得真好,更让人催泪的是这一幕幕真实的人生。
高斯曼 回复 悄悄话 等来了,一直惦记着下文呢!
猫姨 回复 悄悄话 不管怎样,老俩口对东仁和果仁姐弟俩有漠视虐待之大恩,剥削童工之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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