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板下的证件

 

走进我的办公室，老远就可以看见桌子的玻璃板下压着五颜六色的东西。红、粉红、大红、紫红、姜黄、橘黄、咖啡黄、浅蓝、深蓝、海蓝、葱绿、墨绿和黑色的各种记者证、出入证、工作证。

这些证件见证我的采访活动，出席国际会议和在国外采访。证件上有照片，镰刀锤子的显然是采访党的会议；政协会徽的肯定与政协有关；有些专业会议的证件上直接印着会议的名称；有的重大节日也显示着是国庆还是春节；黑色的是采访某位领导人的遗体告别或者追悼会的出入凭证。过去每用完一个我就挂在长长的灯绳上，后来清理东西扔掉一批，还有一小部分装在一个纸盒子里。没想到这些证件成了北京电视台《北京您早》节目和2010年7月中国广播网记者采访我的道具。

1992年3月19日到4月3日召开了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中央台报道组的梁岳采访我。他就是从这些耀眼的证件开始谈起。他指着一个很简单的证件，让我谈谈1964年12月我采访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经过。

我是专门采访时事政治的记者，无数次出现在人大会议厅。

我对梁岳说，那次是选刘少奇为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

弹指一挥间，28年过去了。在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我主要负责预备会、主席团会、开幕、闭幕和大会讨论的采访。写稿件14篇，再加上采访领导人先后到北京、上海、安徽、海南、辽宁等省的小组会上讲话的稿件8篇。这就是15天里我的工作。

我亲眼看到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不断完善。党的十一届全会以后，民主的气氛浓了，立法的步子快了，监督的呼声更强了。通过的法律和补充修改的有关法律的决定有189件。

最近几年，强调了人大工作的监督作风，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有法不依，以权代法的不正常现象。

1992年3月的会议上，到处都响起一个主旋律，那就是改革开放的步子更大一点，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代表们在小组会上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对搞活大中型企业、发展农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以及科技、教育都提了宝贵意见。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和代表们一起共商国家大事。有时候散会了，代表们还围着领导同志不走，总想一口气把要想说的话说完。李鹏总理作的政府报告，不知被代表们翻阅过多少遍，引用过多少句。代表们同意万里委员长的说法，是“一个民主、求实、团结、鼓励”的会。

1992年3月19日上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姚广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在场的几百名记者介绍了这次大会的主要议程和预备会、主席团会第一次会议的情况。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我提的问题是如何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

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开幕、闭幕和记者招待会都是用直播的形式。我留下了转播稿。

开幕稿是这样写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台湾同胞们！

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隆重开幕。

现在我们在人民大会堂播音，到9点钟的时候，现场直播大会实况。（出实况10秒）

各位听众，台湾同胞们！在庄严的主席台上方，今天挂上了30多米长的红色会标。主席台正中一幅巨大的国徽图格外醒目，国徽两旁各竖五面红旗。

（此处随时添加内容）

（实况杂音）

我们看到出席今天大会的两千七百多名代表已经陆续进入会场，出席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的委员、中央党政负责人、各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负责人列席会议。

各国驻华使节旁听今天的大会。

（实况，出杂音，见领导人出现后开始播音）

各位听众，大会执行主席万里、彭冲、阿沛·阿旺晋美、塞福鼎·艾则孜、严济慈、荣毅仁、叶飞、廖汉生、倪志福、陈慕华、费孝通、孙起孟、雷洁琼、王汉斌走上主席台，在前排就座。

在主席台上就座的还有：江泽民、邓小平、杨尚昆、李鹏、陈云、李先念、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等。

各位听众，台湾同胞们！

过去的一年，是我国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的一年。我国人民坚持了邓小平同志倡导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各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相信，通过这次全国人大会议的召开，我们的改革开放步伐会迈得更大，我国的经济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各位听众！现在大会就要开始了。

大会执行主席万里委员长主持大会。（大会实况万里讲话，李鹏讲话，到宣布大会结束止）

各位听众，台湾同胞们！

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的实况就直播到这里，再见！

当天晚上的《新闻联播》用的是录音新闻。摘要播送李鹏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六大部分：一、1991年国内工作的回顾；二、抓紧有利时机，加快经济发展；三、加快改革步伐，扩大对外开放；四、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更好的社会政治环境；五、积极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六、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

1992年4月3日下午，大会闭幕。新闻稿中主要写了通过的三个决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关于199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9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关于1991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92年国家预算、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通过了三个法律：《代表法》、《工会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通过了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名额和高法、高检的工作报告。

3月23日下午，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钱其琛举行记者招待会。中央台现场直播。我又给晚上的《新闻联播》发了文字消息。内容很有意思，值得记下来。看看那个时期的国际形势是怎么样的。

有记者问：中国利用有利国际环境指的是什么？

钱其琛说：两极格局结束以后，世界战争打不起来。亚太地区相对稳定。东亚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最有活力的地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保持发展。我们与第三世界的团结更加加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一贯稳定的中国对世界的发展有利。发达国家先后出现了经济衰退，复苏乏力，不能忽视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所有这些都说明目前是中国加快改革、大胆开放的一个有利时期。

有记者问到法国向台湾出售战斗轰炸机的问题时，钱其琛明确说：如果法国出售飞机给台湾的话，中国必然作出强烈反应。他说：中国与法国已经作了专门交涉。

在回答联合国的作用时，钱其琛说：中国支持联合国与在维护世界和平和解决地区冲突中起到积极作用。至于谈到利比亚问题，一贯反对并谴责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赞成对飞机爆炸事件按《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有关原则进行认真的、全面的、公正的、客观的调查，对罪犯应该给予应有的惩罚。他说，我们赞成安理会731号决议，现在有关各方正在进行协商，努力寻求公正、合理的解决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赞成安理会对利比亚采取制裁行动。这无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造成严重后果。

钱其琛说，在伊拉克问题上，我们一贯认为伊拉克人民是无辜的，基于对人道主义的考虑，取消对伊拉克在食品和生活必须品方面的限制也是需要的。安理会的有关决议当然应该做到切实执行。他希望伊拉克继续与安理会合作，我们反对使用武力与威胁解决争端。

谈到朝鲜半岛局势，钱其琛说：我们希望朝鲜半岛局势趋于缓和、稳定并持久发展。因此，赞赏并支持朝鲜北、南总理多次进行对话和达成的文件和协议，希望这些文件付诸实施。至于中国与韩国的关系，已经建立了民间商务代办处，开展了直接贸易。我们希望这种关系继续发展。钱其琛还谈到与韩国外长在北京会晤，主要讨论亚太经互会问题，但不排除谈其他任何问题。

3月26日，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陈锦华、经济贸易部部长李岚清举行记者招待会。这场活动也很有意思。我有稿件为证。

有记者问外贸体制改革能否带动其他方面改革？李岚清说：我们进行外贸体制改革对整个体制改革是会起到积极作用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相互都会有影响。

陈锦华说：中国的企业改革主要目标是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外贸的体制改革已经获得了最好的成绩。

有记者问到中国开放市场，扩大进出口的措施有哪些设计时？

李岚清说，进出口总的政策是在保持一定的外汇储备前提下，保持进出口的平衡，有时出口多一点，有时进口多一点，这是总的趋势。在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的进口总的规模，我相信会超过三千亿美元。这个数字是很大的，对外商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我们正在进一步完善进口和出口的管理体制。

陈锦华在谈到我国的深化改革问题时说，我们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环节，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让企业有充分的自主权，更好地走上市场，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和提高工作效率中可能有多余的人员。这些人员在全国来讲，不是很大的数字，只占百分之二多一点。我们完全有能力在本企业、本地区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或者其他形式，来保证他们的生活。

有记者问：今年（1992年）的改革分份量加大了，职工的承受能力怎么样？政府将完善哪些措施？

陈锦华说：企业的深化改革就是要转换机制，逐步地把企业的社会负担分离出来，如住房、医疗和多余人员的安置等问题，我们都要考虑到职工的承受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国家要通盘考虑， 要国家、单位和个人三方面分担一些。我们要采取发展第三产业，相应地给职工增加工资等多种办法，即使企业多余人员能得到充分安排，也要使职工的生活和社会安定得到保障。

3月27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听取副委员长彭冲做的常委会工作报告。他说，一年来审议了16个法律草案，听取和审议了国务院有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外贸、商业、外交、抗洪救灾、三峡工程等工作汇报。代表提出了471件议案，3909件批评和意见。办理人民来信6万3千多件，接待人民来访1万8千多人次。检查了《工业企业法》、《矿产资源法》、《行政诉讼法》和《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决定》等14个法律。

3月31日，我报道了万里委员长分别参加的北京和辽宁代表团的讨论。

在北京代表团，当从事个体经营的胡大鹏代表谈到个体经营者上交的税收情况时，万里关心地问：“北京的个体户是不是大部分都在第三产业？”陈希同市长说：“北京个体经营者占第三产业的百分之三十七，比上海、天津少。”

万里肯定了个体经营在发展第三产业中的整体作用。他说：“个体企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都是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只要他们奉公守法，照章纳税，就不能歧视他们。”

当胡大鹏要求制定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方面的法律时，万里说：“这个意见很好，我们的立法赶不上经济的发展，没有高度的民主与法治，社会就不会稳定。民主与法制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

在辽宁代表团，当省长岳岐峰谈到辽宁老工业基地目前的状况和今后改革开放的打算时，万里说：“辽宁是大中型企业集中的省份，是重工业基地，40多年来，对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希望辽宁的各级领导要抓住机遇，加快改革步伐，带头稿好大中型企业，同时要认真贯彻全民所有制企业法和破产法。

万里强调，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一定要抓好，把我国建设成一个民主与法制健全的国家，使国家长治久安。一定要克服那种依权代法，依言带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同时，要发挥人大的监督作用。

4月2日，我发了特写：小组讨论会的掌声

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李鹏总理除了参加6个代表团的讨论，还与16个省市的负责同志谈话，直接听取他们的意见、要求和建议，共商改革开放大计。

4月2 上午，李鹏总理参加了河南、云南代表团的讨论。当他谈到这两个省各方面工作都有进步，河南、云南省大有希望时，代表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在河南代表团，黄河水利委员会负责人亢崇仁谈到了黄河下游的防洪问题。李鹏肯定了解放以来治理黄河的成就。他说，黄河的水患还没有得到根治。因此希望河南要提高防患意思。有备无患，以防万一。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张志平介绍了华北地区严重缺水的情况，建议兴修南水北调工程。洛阳拖拉机厂厂长何泽民分析了洛阳有53个大型企业，九万科技人才以后，建议把洛阳列入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农民代表陈福泰对总理说：“去年我给总理写过三封信，邀请你到我们家乡看看。”总理笑着说：“今天我来了。”这时，会场气氛十分活跃。

陈福泰说：“来北京前，有6位老汉找我向中央领导捎句话。第一句是人活一百，没有见过常年吃麦。意思是说，党的政策好了，群众天天可以吃白面。第二句是一定要把反贪污，反腐败的斗争抓到底！”

著名演员丁一抢过话筒，只讲了一句话。“我代表郑州市领导，申请把郑州作为内陆综合开放城市。”

认真听取意见的李鹏举起左手挥了一下说：“可认真研究！”他还说：“郑州地处我国地理位置中心，又是交通枢纽。郑州的小麦市场是成功的，进一步开发批发市场有很多有利条件。国家应给予支持。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要大力发展商业流通，使货畅其流，生产资料分配制度不利于生产资料的流通，也占了大量的流动资金，发展生产资料市场是深化改革的一篇大文章。”话音刚落，全场响起第三次掌声。

按计划轮到原中共驻马店地委书记宋国华发言。

正在记笔记的李鹏突然抬起头来问：“三门峡的旱情怎么样？”

坐在后排的三门峡市委书记王汝珍临时被请到总理旁边坐下。王汝珍激动地说：“三门峡市去年秋天遇到1877年以来最大的干旱，已经打了470口井。现在麦苗返青了。”李鹏说：“首先要解决群众的吃水问题。“总理接着问：“粮价涨了吗？”王汝珍说：“基本上没涨。县里打出第一口井时，群众自动买鞭炮，对着话筒说：‘千言万语只有一句话，还是共产党好！’”

河南南阳黄牛是我国五大优良体系之一。周口地区留福村党支部书记张新亚，南阳地委书记张洪华汇报了开发黄牛基地的情况。南阳黄牛出产量140万头。李鹏问：“一头黄牛卖多少钱？”张新亚说：“一千三四百元吧！”张洪华说：“南阳地区把养黄牛作为农民奔小康的主要措施来抓，已经成立了黄牛开发总公司。”李鹏听了后很高兴。他希望河南进一步重视养牛业。他说：“这样一方面可以改变中国人的膳食结构，同时还可以搞活贸易，增加外汇收入。”

谈到计划生育，李鹏说，这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问题。河南人口占全国第二位。计划生育不好，经济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人才素质不能提高。他说：“经济发展要靠科技，要靠人才。河南应该进一步抓好计划生育工作。”

上午10点40分，李鹏来到穿着20多种民族服装的云南代表团，我听到了代表们的第七次掌声。

李鹏听了各族代表发言后说，云南是祖国边陲，也是我国主要少数民族地区。他希望云南省委、省政府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他说，各族人民是一家人，谁也离不开谁，加强民族团结很重要的一条是发展民族经济。他说，希望共同把云南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繁荣的边疆。他说，经过10几年的改革开放，云南经济有很大发展。我国在外交上十分重视同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这就为我国边境贸易省份进一步扩大开放创造了有利条件。云南要抓住机遇，加快步伐，发展边境贸易。

李鹏说：关于云南和其他边境省份提出开放边境城市的问题，国家将积极研究，统筹考虑。将选择若干比较好的边境城市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内引外联，促进本地区经济迅速发展。会场又响起了掌声。

李鹏还强调了打击贩毒、吸毒工作的重要性。他说，这是关系到国家声誉、社会安定、人民身心健康的大事。我们要一手抓经济，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提高民族素质，使云南的工作在20世纪90年代更上一个新台阶。

这时，会场上又响起了第13次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