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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泉石上流-我的父亲母亲(20)

(2017-12-27 14:36:31) 下一个

 二十 劳动改造

 

其实,《新观察》的问题在反右之前已有端倪,尤其是针砭时弊的小品文。母亲认为,小品文的来稿,反映人们所面临的现实。几乎每一篇来稿都要附一封给编辑部的信,信里反映的事实,远比文章更为惊心动魄:全国各地的官僚主义严重,共产党干部欺压群众、假公济私、吹捧逢迎甚至上下勾结……母亲希望多登一些这样的稿件,引起中央的注意。

1955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中宣部文艺局长林默涵打来电话,叫母亲到中南海去,向母亲传达一件事。尽管他的态度温和随便,像是朋友聊天,说的却是一件大事。林默涵说:“最近毛主席到南方去,乔木同志和他一道去的。在火车上,毛主席谈到《新观察》,说这本刊物现在没有什么可看的了。乔木同志说这本刊物群众还是喜欢的。毛主席听了,没有说话。”

林默涵叫母亲立即向编辑部传达,对刊物进行检查,订出改进的办法。他虽然没有说要写一份检查报告给中宣部,但那意思是明显的。

母亲有点手足无措,就去找黎澍讨主意。黎澍是《新观察》第一任主编,母亲有重要的事总要和他商量,何况他还是编委。黎澍这时是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历史所的所长,黎澍建议,是不是开一个编委会,将田家英、王宗一、许立群等人通通请来,看看他们有何高见。母亲想,这一回触动了“天听”,问题就在小品文这里。

但是,毛泽东的两次讲话,使母亲大大地释怀了。一次是《论十大关系》,一次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次会母亲都参加了,亲耳听到毛泽东宽大为怀的讲话,并做了笔记。没想到这不过是“引蛇出洞”而已。

在毛泽东的讲话之后,有一天,外交部部长助理陈家康将要去开罗担任大使,母亲为他送行,地点定在新开胡同的云南馆子。那个馆子我也去过几次,叫“康乐餐馆”,餐厅里挂一张很大的齐白石的画,还题了两句诗,称赞这家馆子的菜。这一天父亲也去了,作陪的还有乔冠华龚澎夫妇,吴祖光新凤霞夫妇,吃过饭到吴祖光的新居喝茶。当时聊天的重点即是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吴祖光表示“这是不可能的”,而反驳他的人则认为,共产党伟大的地方就是善于自觉地改正自己的缺点。在谈到“放”和“收”的问题时,乔冠华认为“放”是为了发展科学,繁荣文艺,使中国走上进步。陈家康却打了一个比方,他说:“比如长了一个脓包,你不放,脓排不出去,就会越肿越大;把脓放了,也就干净了。”事实证明陈家康是聪明的,他猜到了毛泽东的本意。排脓,不就是“引蛇出洞”么?

 母亲也有躲过这场灾难的机会,她可以效法韦君宜,周扬给了她机会。“我也有被赦免的可能,那一天开完批判会出门时,周扬急走几步撵上我说:‘你是一个聪明人,怎么做了傻事?到我家去一趟,我们谈一谈吧!’我知道这是想保我,如果我真是一个聪明人,只要去向他表示悔过,是可能逃过这一关的。无奈我的心眼儿太死,没有去找他。”(戈扬:《我是怎样被打成右派的》)

这次反右,作家协会的右派队伍洋洋大观。小说家有丁玲、罗烽、白朗、秦兆阳、俞林;诗人有艾青、吕剑;散文家有萧乾、李又然;评论家有钟惦棐、陈企霞、唐因、唐达成;文艺刊物的编辑有李清泉、龚之方、黄沙、张凤珠、杨犁……作协通共二百多人,打成右派、中右、历史反革命的八十多人,比例之高,周扬下手之狠,可见一般。才女张凤珠原是作协文学讲习所的学员,为丁玲所赏识,调去当秘书。她写得一手好字,为人精细,文章优美。来《新观察》后,常和黄沙合作,由她执笔写的文章,配上漫画家华君武的插图,被认为是奇妙之作。她还没有结婚,正在和一位科学家谈恋爱。被划为右派分子,她的前途将会如何?

母亲在被宣布为右派的前两天去看了一趟黎澍,意思是向告别,今后很难见面了。黎澍早已读过《人民日报》有关《新观察》的报道,知道母亲必为右派无疑,可是他仍然握手问好,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走,吃饭去。”

他领母亲进了附近一家餐馆,要了一桌菜。那意思也很明显,是为母亲送行。两个人心中有许多话要说,却都没有说,桌上的菜也没吃什么。在那样的时候,黎澍居然给一个右派分子送行,这种勇气令母亲难忘。

右派和非右派,如同阴阳两界,阳界的人是绝对不能与阴界的人来往的。阿英却不然,在母亲下乡劳改之前,他派保姆来把母亲找去,问长问短。

阿英住在棉花胡同,独门独院。他的夫人林莉看到母亲哭了起来。在新四军三师的时候,两家人就是好朋友。母亲办《新观察》,阿英经常做义务编辑,他把自己当成为《新观察》的一名工作人员。

1958年春天,我家从北长街迁出,迁至和平里的作家协会宿舍。50年代的和平里没有多少房子,在菜地上修建了一些两三层的普通公寓。母亲领我去看的,给我们家的房子是在一层朝北的三间,厨房和卫生间是共用的。我们搬了家,母亲就下乡去了,化名“高南”,父亲给她写信,信封上是这样写的。母亲降了三级,从行政11级降至14级;父亲降了四级,从文艺三级降至七级,当然还有开除出党,撤销一切职务。父亲的小说《机关生活》不能出版了,电影《行军纪事》也不能拍了。父亲没有下乡,他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劳动。阿英的大儿子钱小惠在北京市文联工作,他为父亲联系这家工厂,并得到外文局的同意。《人民画报》的上级单位是国务院外文局,它的任务是对外宣传。在文艺界的右派中,美术家协会党组书记江丰待遇最好,他下放在东郊农场,在十间房附近,每个周末回到城里的家,还可以喝农场生产的牛奶。作家协会右派的下放地点是河北省的涿鹿县,远古时代黄帝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丁玲写过的桑乾河从这里流过。丁玲没有回到桑乾河,她和艾青两个人被王震将军接走了,一个去了黑龙江,一个去了新疆。

胡考与戴浩夫妇(摄于196年,左起:苏曼意、胡考、戴浩)

 

四月的一天,作家协会下放去涿鹿的右派集体出发,在西直门火车站上车。他们是《新观察》行政组长龚之方,《人民文学》编辑主任李清泉,《诗刊》副主编吕剑,《文艺学习》编辑李兴华以及“文学讲习所”的教员等等,还有刚从武汉调来的小说家俞林。郭小川代表作协前来送行,他上到车厢和大家寒喧。俞林和郭小川是好朋友,他曾私下对郭小川说:“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连自由主义也摊不上呀!”郭小川安慰他说:“老兄算你倒霉,下去体验体验生活吧!回来还不又是一条好汉。”

“二流堂”的人物纷纷落马,吴祖光、黄苗子、胡考、丁聪、戴浩、龚志芳划为右派。戴浩是右派加反革命双重帽子,并开除公职。反右运动并没有把“二流堂”拿来批判,但是这些艺术家的自由化思想和作风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父亲在长辛店劳动了一年,心情还不错。他做钳工,有一回做了一只小卡尺拿回家,老钳工说达到5级工水平。工厂里还有几个工人画家跟他学画,画的都是小人书。父亲每个星期六下午从长辛店回到城里,我从育才学校到前门公共汽车站等他,到前门外吃饭,到大栅栏逛一逛,每个星期都是如此。父亲虽然只有70元生活费,但是家里有积蓄,生活并不紧张。星期天或者看一场足球,看一场京戏。记得看过马连良的《借东风》,李世济的《锁麟囊》,赵荣琛的《大登殿》。1959年夏初的一天,我在前门车站等了三个小时,没有等到父亲。回到和平里,晚上很晚父亲才回来,他对我说:

  “我要去北大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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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注册很麻烦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Rosaline' 的评论 : 你是谁?人与人能比吗?有的人当国家主席有的人扫厕所吃的能一样吗
华府采菊人 回复 悄悄话 我也不是专门关注博主的生活水平啊
georgegan 回复 悄悄话 Your dad is a great man and great artist and knew your mom more and really respect your mom too.
Thank you for sharing the experience and story about them.
Rosaline 回复 悄悄话 对不起,我没得罪胡小胡先生的意思。请“世事沧桑”别误会。仅有感而发。我一直在认真追读故事。
世事沧桑 回复 悄悄话 我是说读的人。这不是重点也不值得特别关注和比较。
世事沧桑 回复 悄悄话 没必要太关注生活水平吧。
Rosaline 回复 悄悄话 我同意华府采菊人的。我记得很小时候,父母私下嘀咕,母亲的上司如何奢侈,竟然当众说他的孩子不喜欢吃萍果。太过份了。我那时听着想像着,世上还有不爱吃萍果的孩子?!
华府采菊人 回复 悄悄话 说句实话, 您家即便是被打了右派后, 日子比普通老百姓还是好得多啊, 记得电影牧马人中一小段话, 小孩子听到大人说右派平反得了一些钱, 吆喝“我长大了也要当右派”, 老哥, 不是在说你啊, 想说的是中国的老百姓那年头有多苦, 从邓公开始, 到如今的习某, 日子的确是比毛公是好多了, 但愿别折腾让老百姓的生活一天一天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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