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水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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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长夜》补白:刘文彩究竟有没有罪?

(2018-06-23 19:39:54) 下一个

当年有人给张映泉钱,让他写刘文彩的翻案文章,张当时对刘文彩了解不多,按照编辑部发给他的资料就汤下面以故事的形式写出了一篇敷衍文章。后来这篇文章被和谐掉,张映泉非常不服,遂决定认真写上一本。本着负责的态度张映泉阅读了大量资料并到实地考察采访,考察完之后他改变了立场,说这案还真翻不了,还特意写了本书叫《天府长夜》。

至于刘文彩是好是坏,该书的补白我觉得说得很好,且看看吧。

一、所谓不实之词

  据一些读物披露,不实之词有如下内容:刘文彩庄园里根本没有水牢;某些展品是赝品;刘文彩不是最富的;某些事情不是他干的……甚至还用上了“栽赃”二字。这些“不实”部分都可能找出具体的例子来,放任筛选鉴别,只怕绝大部分都是假的了。不过,这些“不实”都只涉及了具体事物,并没有人敢于出头说刘文彩的总体恶行是不实。

  诚然,在那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到处都有捕风捉影、胡乱编造批判材料的事情发生,多少人就是在先定性后补材料的运动中由无辜者变为罪人的,对刘文彩的批判自然也不会脱离这一模式。但有一点须弄清楚,那就是,对此人的“不实”部分是与事实有出入,还是罗织罪名栽赃陷害?弄清了这一基本的东西才好说话。若是前者,定性就没错,要求更准确一些即可,用不着大做文章;若是后者,就应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光做文章还不行。看来,那案是不好翻的,为刘文彩说好话的人其实自己都没想清楚要干什么。也就是说,对刘文彩的批判与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受迫害,对刘文彩揭发批判的某些失实与罗织罪名害良善,是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再说具体的“失实”。是“失”的什么“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杀人嫌疑犯是否杀了人,这是定罪的前提,至于把受害者张三误认为是李四,把捅了一刀误认为是两刀,这种失实并不能成为减轻杀人犯罪行的依据。

  经调查没有水牢,是否能证明刘文彩没有杀其他人?刘文彩的土地没有达到第一位的数字,是否就不该批判?至于某些展品不是原物,更是个常识问题。收租院里的泥塑皆是创作,谁又指责过那不是真的张三李四?如果照此推论历史,不能不说是抓住一点而不及其余了。况且,加在刘文彩身上的所谓“不实之辞”与此人没发掘出来的劣迹相比,孰重孰轻?哪多哪少?结论并不难下。如果让被刘文彩迫害致死的那些人补材料,情况可能就是另一个样子。解放初刘文彩家里的东西大量流失,为了办个教育展览,比照他过去生活的原貌收集一些东西当展品,使之更具形象性,其用心无可指责,更不能说这些是栽赃。况且有据可考的大量箱柜、烟枪、铜床、珠宝等等东西早已流失不知下落,这些也应该是“失实”内容。仅说某东西不是原物就是失实是不够的。

  议论得厉害的是水牢。冷月英坐进水牢,但不是刘文彩家里的水牢,而是刘文彩侄子、老四刘文成的儿呼刘伯华家的水牢。大邑县党政领导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经过细致调查,纠正了这一失误。这是很难得的。遗憾的是这一纠正反倒给了某些人以口实,据此认定是“强加”给刘文彩了。假如非借此做文章不可,我们也可以从另一面来想想:冷月英生孩子才几天,就被刘文彩侄子丢进了水牢。“私立文彩中学”的纪念碑不是说刘文彩“有燕赵豪侠风”吗?那时刘文彩维护着一方的治安,他杀了那么多人,无不是以残害百姓、勾结土匪之类的罪名杀的,可是这桩事情发生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是谁给了那条恶棍如此无法无天的权力?如何容许其侄子私设刑罚?即使按今天的法律条款打官司,刘文彩也难逃罪责。刘泽高说了一句话。他说刘文彩抓人“要就杀了,要就放了”。与“要就杀了”相比,设水牢至少还有生的希望,反倒温情得多。也就是说。水牢之误并没有加重刘文彩的污点。

  话又说回来,刘文彩公馆的地窖里的确灌满了脏水,脏水里的确有人的尸骨,那死者是谁?大邑县领导并没有乱加推测,还是依了王玉清等人的说法,认为那地窖是藏鸦片的地方而不是水牢。理由是,刘文彩不会在卧榻之侧干这种恶心的事。如果硬要钻牛角尖儿的话,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解释仍然难以自圆其说。既然是藏鸦片的,何以要放在有水的地下室里?莫非鸦片必须要脏水泡着?刘文彩直到病中还在贩鸦片,却又为什么让那个鸦片窖装满脏水,并且有人在里面烂成了骨头而没察觉呢?据亲自进了里面的人证明,院墙破了一个洞,他们进去便发现了脏水,继而发现了死人骨。为刘文彩解脱的唯一解释,就是有人在外头先将人打死,而后将院墙挖个洞把死人塞进去。但这样问题又来了。死人变成骨头没有半年的腐烂是不行的,刘文彩家戒备森严,何以半年之久就没有人发现墙有个洞?站在那个阴森恐怖的地窖门口,我产生了这些疑问。不敢乱说刘文彩杀人,但这里的确是个掩藏罪恶的好地方。那个永远无从知道身份的死者,冤屈永远难伸了。此人的命运与冷月英坐水牢相比,是好是坏并不需要解释。

二、刘文彩财产的真伪

  刘文彩到底有多少财产?展览中哪些是真哪些是假?那座新公馆到底是刘文辉的还是刘文彩的?那金库里的金子是老幺的还是老五的?认真说,这些所谓的“之谜”并不具备考证价值。因为,抢劫犯的可恶并不在于他抢得的财物多少,这是起码的常识。但既然有人提出来并为刘文彩愤愤不平,就此说说也无不可。

  二十八座公馆,八千多亩土地,有人愤愤说没有那么多,比如成都就只有三座公馆而不是四座。是真是假?就且说都是假的吧。不说大的说小的。仅在解放后,印着“星廷监制”的景德镇瓷碗,安仁乡每人可以分得一个这个事实,刘文彩就毫无冤情可说。特别烧制,艰难运输,而且数量庞大,就不是一般所谓的大地主能够胜任的。在资料中看到一鳞半爪的记录中,除了以上所说之外,就有如下东西:刘文彩戴的绿宝石戒指价值一万大洋;建昌花板贴金棺材八具,仅上油漆就搞了八年;凌君如的衣服要装几十口大箱;刘文彩每次吃饭都是几桌,仅仅因为他爱热闹;刘文彩自己所说:“拼了两千亩地不算,给四个儿子少留五百亩……”他自夸他家的各种烟枪可以装备一个连;刘文彩的一个儿子回忆说,他的母亲杨仲华后来信佛,“每年冬天都要捐给善堂大米数千斤。”数千斤,还少么?而且这还是刘文彩“宁亏自己不亏学校”砍掉了杨仲华租谷一半后的情况。她还有一部车,因为成都的刘氏家族人都有小汽车……如果将那些具体的东西开列出一张表,将会占去巨大篇幅。至于什么象牙球象牙塔是买的是偷的或抢的,什么刘文彩的土地“只有”八千多亩,“只占第x位”,更是要饭的叫花子操心富人的消化,有点不知好歹了。

  刘成勋家的象牙塔和象牙球失窃,为此当时政府大力搜捕,费好大劲才抓到了真凶。但解放后象牙塔和象牙球却在刘文彩公馆被发现,人们猜测,不是刘文彩唆使抢劫就是刘文彩收赃。刘文彩能抢同族刘树成家的武器,能够灭了牟遂芳再抢人家的钱,偷抢刘成勋的东西又有什么奇怪?但刘家后人却不同意,说象牙球是杨仲华亲自买的。即使如刘家后人所说,那个象牙球是杨仲华花五百大洋买的,那又如何?五百大洋,足可买几十个没饭吃的孩子!洗清刘文彩这种所谓的冤枉又有什么意义!如果受惠于革命的平民百姓和他们的子孙站在刘文彩的立场上打抱不平,认为他比起某些人来并不算最富、某些人比起他来更坏而认为他受了冤枉,倒是我们自己冤枉了自己,也是我们先辈的悲哀。

  新公馆里一座金库,为刘文彩不平的人说,那是刘文辉的,而不是刘文彩的,因为新公馆是为刘文辉建的而刘文辉又堂而皇之地接收了。此说成立吗?怕未必。刘文辉在成都的公馆有座金库,为了守卫那么多钱,特别派有重兵把守。但怪得很,新公馆里的金库也装着大量金子,却为什么只让一个遭冷遇的女人住在那里呢?刘氏后人说,新公馆交给刘文辉后,刘文辉的夫人又派了些工人在某些地方进行了改造,以此证明那改的就是金库。但只要进去看看那座金库是用什么材料造的,是怎样造的,就明白那不是几个工人所干得了的。刘文彩花钱如流水,尤其买武器毫不吝啬金钱,但他的钱到底藏在什么地方?除了他自己,从来都没有人知道过。造一座金库,其实在他并非什么大问题。金库是他的增加不了他的罪恶,不是他的也减轻不了他的罪孽。

三、刘家后人朋友如是说

  知道刘文彩过去的人大多已经作古,即使有些人还在世上,当我们去走访时,总是与刘家有关系的入成了首选,或刘文彩的身边人,或刘文彩的后人。在他们的印象里,刘文彩肯定与老百姓眼里的刘文彩不同。这也难怪,手足之情,骨肉之爱,并不因为刘文彩是个坏人就不存在了。相反,他在残酷剥削和疯狂掠夺的潜意识里,也包含着对兄弟子侄的负责情结。

  如刘文辉,早在40年代初就接触了共产党,但刘文彩死了,他仍表现得尤其伤心,因为刘文彩对他,实在是一个好五哥。我们没有理由责怪这种感情。再如跟着刘文彩跑的刘泽商,父亲去世买不起棺木,刘文彩就伸出了援助之手,刘泽高至今不忘这件事,而且并不隐瞒。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那是他们的私人感情,外人无可指责。但如果用他们对刘文彩的感情来概括广大佃户和老百姓的感情,那就大错特错了。顺者昌,逆者亡。顺者与逆者的待遇不同,所产生的感情也是不同的。某些作品指的所谓“安仁的老人们”,大多是这种类型的老人。

  刘泽高长期演说,颇悟出一些辩证法,他说:“贴心的不一定贴身,贴身的不一定贴心,我跟刘文彩是个贴身的,他有什么想法也不会拿我当知心。”他都承认自己不是刘文彩的知心,跟刘文彩八竿子打不着的现代人却比他们更爱刘文彩,这世界倒真的变得不认识了。

  他们对刘文彩如何评价呢?

  王玉清说,刘文彩待人很好。如何好法?她说,除了她的爹妈,再没有第四个人对她好了。是的,她原本是佃农的女儿,因为嫁给了刘文彩,娘家得到了几十亩地,还有一幢房子;更大的收获就是有刘文彩在背后,娘家再不必怕谁了;作为她个人,刘文彩对她的宽容和体贴当不会有假。她用自己的青春换取的这一点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似乎有些荒唐,但在吃了上顿无下顿的那年代,实属不易,因而她对刘文彩心生感激也可以理解。但由此概括刘文彩“待人很好”,不是私情便是糊涂。在她对刘文彩的叙述和介绍中,分明夹杂着个人情绪和个人见解,辩解和遮掩成分显而易见。

  此外,刘文彩的儿子认为父亲正派得有些古板,侄子侄女认为刘文彩是个好人。我完全相信,刘文彩对晚辈并不缺少慈爱和宽厚,对兄弟刘文辉更是充满了仁爱和友好。他们感谢刘文彩是他们的家事,但同样的道理,不能以他们的感情来取代老百姓的感情。刘文彩派兵收打门捐,何曾逼着自己儿女“两天之内非交不可”?刘文彩奸污妇女,怎会让子女看见?干谷子被判为湿谷,饱满的粮食被判为谷壳,这其中的血泪他们又何曾体验?

  刘氏后人通过口头或书面材料,向有关人员和部门指出某些展品不是刘家原物,房子的某些地方不是原样,现在改的比过去好了,甚至还揭发说,某些展品是有关人在商店买的,以此说明是栽赃。且不说这种态度有什么不妥,只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解释,就大值得打问号。这些材料都只证明哪些夸张了,却无一言半语说明某些方面不够。其实,过分的部分与不够的部分相比,只要不带偏见,都是明摆着的。显然,这些后人提供这些材料时,骨肉的感情压倒了理智的思考。

  更有那座据说是三百多位人士自发刻的、颂扬刘文彩修学校的纪念碑,里面的用辞实在不敢恭维。碑文劈头就说刘文彩“能急人急,有燕赵豪侠风”。果真如此的话,刘文彩的八千多亩租田就收不成租了.因为交租时没有哪个佃户不急。但他的确是收了。还有:“乡居喜排纷难,倘有构衅,经年法庭不能判决者,得公片语立释,地方讼事赖以消化殆尽……”这是说,刘文彩喜欢当裁判,连法庭经年不能够判决的事情,只要他一句话就可以解决,久而久之,地方上竟然没什么官司可打了。

  这个“立释”令人费解,是立即释放之立释呢,还是疑云得到澄清之立释呢?是大家亲如一家无官司可打了呢,还是因为打也不起作用才不打了呢?无论属于哪种情况,都不是个正常现象。暂且不说刘文彩是否依仗权势威镇法庭和老百姓,纵然他真的英明到尧舜的程度,那也正是我们民族的悲哀。而刘文彩好的就是具有金口玉言的权威。高高在上,和颜悦色,找老人坐谈,抱孩子亲吻,救济孤寡老人,判你谁是谁非,大家感激涕零……这是一切政治骗子所梦想的境界。著文者不以为悲和耻反而极力赞颂,不能不说是件遗憾事。这座碑其实并非三百多人的意见,只不过是三百多人出了钱。谁的意见?文中自有交代:“余与公夙好,故知之稔。”也就是说,这篇文章是刘文彩的朋友写的。此人叫安相霖,什么来头不清楚。这个文人看不见萧索的大地惨状,看不见天下不公的现实,只见到“星公”的优秀品质,或者认为“星公”的一切皆优秀。倘若找这位“老人”调查刘文彩,只怕应该翻案的东西更多。

  说到这里,还有对那些“善事”的认识问题。

  刘文彩办没办过善事?办过,而且有人一件件都数得出来,那都不是假的。比如前面说过,刘泽高爹死无棺木,刘文彩就曾慷慨捐赠一副棺材;刘泽高还说,有两户农民无牛耕不了地,刘文彩就买头牛让人送去了。修学校更是善事之一。其他方面细数起来,证明刘文彩“慷慨好义”的材料还可以发掘不少。但这些善事是否能够证明一个人品质的优劣呢?回答是不能。须知,做善事与心善良是两码事。无统治欲和不损害他人利益,这是善良;先满足我再由我赏赐你,这是善事。刘文彩当属哪一种?对他而言,不掠夺是最大的善事,然而他做不到。他必须掠夺他人满足了自己精神和物质的需求之后才来做善事,这时的善事其实就是居高临下的赏赐。通观刘文彩的一生,没有跟谁平等过,凡跟他势均力敌的,无不是拼得你死我活。以他占上风为最终结局。正因为大多数人的生存必须仰仗少数人的善事,这个世界才混账,才应该推翻!如果今天我们还不懂民主自由之可贵,喋喋不休地计算刘文彩做了哪些善事,即使谭嗣同活过来,也不能不摇头叹息。

四、刘文彩靠拢共产党?

  据一篇未发表的文章说,刘文辉一九四二年回家接收公馆时候,向刘文彩通报了与共产党接触的情况。他不但向刘文彩介绍了共产党许多好处,还把周恩来宣传的共产党的政策都向刘文彩说了,而公益协进社正是在这次谈话后搞起来的。这意思是说,刘文彩听了这些话后态度积极,那公益协进社是进步之后组织起来的进步力量。

  果真如此吗?那么我们看看自那以后,刘文彩是如何对付共产党的。一九四二年以前的劣迹算他是没觉悟之前发生的,既往不咎了。一九四七年三月,杀跟共产党走的积极分子李荣远于安仁;同年四月,令郭保之伏击地下武工队,杀武工队员十二人;一九四八年七月,刘文彩调集县警卫队包围共产党员肖汝霖的家,因为他获得情报那里要开会,想全歼共产党武工队。武工队突围,几名队员牺牲;此后不几天,杀了据说帮助过武工队的一个人;同年九月,杀共产党员肖汝霖和武工队员徐达仁,井命令将尸体拖进县城示众……肖汝霖等共产党人被刘文彩杀害,地下武工队被围剿,都在临近解放的前夜,而执行者都是刘文彩的公益协进社的兄弟伙。解放后,刘元龙、郭保之、刘绍武、李鹏举等人公然武装叛乱。有这样靠拢共产党的吗?肖汝霖如九泉有知,也不会答应这种荒唐推测。

  慢说刘文彩没到也到不了那个份上,就连刘文辉,也未必接触了共产党就接受了共产党的观念。这是有材料证明的。刘文彩死在新中国诞生之后,而刘文辉竟然还欲让二十四军代军长、侄子刘元宣去挂个名把“公益协进社”领导起来,因为刘元宣的父亲刘文渊的反对才没有成为事实。而刘文渊反对也不是因为懂得了共产主义的理论,而是认为堂堂军长去当袍哥老大有失体面。刘文辉真的懂得了共产党革命的宗旨的话,他就绝不会糊涂到如此地步。还是刘文辉自己坦荡,他在那篇《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中说:“我的反蒋,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的野心。同样,我的亲共,也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政治上的利害。”若不是新旧社会让他感受深刻,一个大军阀不可能说出这番话来,刘文辉的可敬之处,也正在于襟怀坦白。但那篇未出笼的文章一把粉抹的却不是地方。

五、如何看待那所学校?

  平心而论,那座学校至今仍不减昔日的气派,学校里培养出许多人才,并将继续培养安仁地方的青少年。但如果据此就认定刘文彩真心办教育,那就有些荒谬了。

  说到学校不能不首先说到钱。在数说刘文彩花了多少钱之前,得先问一问那钱是怎么来的,是谁的钱才是。一座学校花了三亿多法币,翻一翻有关四川的文史资料就可发现,与他修学校前后,日本的飞机正在头上盘旋,五元左右可以买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在这样的生活水准之下,大量老百姓的子女是没有读书的命的。其次,办学校是为了教育兴国?还是有感于中国人文明程度不高而培养下一代?这种高境界叫刘文彩自己讲,恐怕他也羞于出口。政治运动不断的那时期,称这所中学“是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固然是出于政治斗争需要,但学校禁止传播民主思想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还不说它在涉及政治方面到底要求学生读了哪些书。

  怎样看才是历史的真实?只要回眸一下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民间风气就明白了。早在刘氏老大刘文渊被选举为咨议局议员的清末,考察一个人优劣的首要条件就是有无公益事业纪录后来的参议员们或是民间其他出头露脸的人物们,无论真假,也都必须有办过实在的公益事业的纪录,才能取得“德高望重”的资格。而在所有善事中,总把办学校摆在第一位。在这所学校出现之前,大邑县有个穷秀才李吉人,办了一所学校,在民间的威信很高,并得到了官方的大力表彰。其后他继续为办学劳累,获得了很高声誉。也就是说,办学是士绅们的政治资本,也是在一方能否立威立信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扳着指头算,全国除了“国立”学校之外的私立学校,大多是当地霸主出头修的,如李吉人这样的穷秀才建学校少而又少。把学校办成“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刘文彩耐不住那么长的时间,他的特点是短效应。但反过来说,修学校的意图是“让孩子们有些指望”?同样不是他的思维方式和水平。“让孩子们有些指望”,这句话足以惊世骇俗,非得大道者不能言。如果这句话能够与刘文彩的思维和为人协调起来,只能有一个范围,即站能够与刘文彩的思维和为人协调起来,只能有一个范围,即站在刘氏统治集团的利益立场上说的,至少所指的“孩子们”是他的势力范围之内的孩子们。那庆祝刘文彩生日的游行,那专为刘文彩歌功颂德的所谓校歌,不说没有世界大同的影子,即使连民主、民生、民权三民主义的东西都没有半点!

  修学校与办教育,同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拿得出钱修一座学校就等于是办教育,那么教育家岂不是尽让有钱的老板当着?好在世界上的事情并非如此。但看今天,某些人一边偷漏国家税收,一边捐资办“善事”;一边坑蒙拐骗捞黑钱,一边捐资办学校。但,修学校也难以抵消罪恶,一些学校尚存,捐资者却锒铛入狱了,并不因为你修了一所学校就将恶行一笔抹杀。如法轮功组织的一些人物,他们不也曾为抗灾捐过钱吗?总之。刘文彩的修学校与李吉人办学不是一码事,与陶行知办教育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如何看待这所中学培养出来的人才?那些人才如何看待自己与学校的关系?这些,也被有些人跟刘文彩联系起来了。凡学校总会培养出人才的,区别无非是影响面的大小。人在回首自已的足印时,尤其难以忘怀青少年时代,走进校园,一草一木都反射着自己往昔的影子,恋恋不忘,人同此心。但如果把对学校的恋情与刘文彩挂起钩来,或者把培养出了多少人才与刘文彩的功罪扯到一起,就有些牵强附会了。大清朝为了振兴国运,派出了大批留学生,但这些留学生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清廷派去的就不革命了,反而因为出国接受了民主思想,看清了清朝的腐朽无可挽救,成了推翻封建统治的各路先锋。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当过校长,那么多黄埔毕业的革命者也并不认为蒋介石不反动。更有许多革命者出身豪门,革的竟是自己祖宗的命,按照没有他哪有我的逻辑,岂不连祖宗祠堂都得恢复?若要拉扯例证,将会扯出很多来,那很费事也无必要。对于这些,掌握着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那些校友们,理应是分得清楚是非的。

  私立文彩中学于解放后更名,叫安仁中学。文彩是私人之名。配上“私立”两个字才贴切;而安仁是地名,安仁中学是安仁地方的中学,并无不妥之处。两相比较,安仁更实在一些。但在校庆五十周年之际,不但把那座书写着刘文彩“其生平善绩,更仆难数”的纪念碑翻出来印成册发给大家,还干有意无意之间或口称或书写成“文彩中学”。其实校名叫什么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有人拿校名做文章,情况就不可等闲视之了。事实上,公开呼吁恢复原名的人还不少。如果恢复,那“私立”二字将如何处置?对于恢复原校名,有人高兴,也有人担忧。当年批判刘文彩修学校是“处心积虑要把学生培养成反共反人民的中坚力量”的判语固然是左,但刘文彩所希望的某些东西倒真是在循序渐进然而却可怕地应验。

六、刘氏后人受连累问题。

  把父辈的罪孽记到后人头上,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作法,因株连致使多少人的青春在阴影中度过。刘文彩的后人自然也不例外。发展到后来,竟连所有中国人的正常生活都没有了。政治运动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主要部分。幔说与刘文彩有瓜葛的人,就连国家主席都难逃厄运,受迫害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更是无法统计。那种乱套的作法应该纠正,事实上批得也不少。对于这一点,所有从那时候过来的人都有清醒的认识。问题在于,后人受株连只能说当时的政策对后人的不公,而不能借此抹杀刘文彩本人的罪孽;对后人遭遇的同情,同样与刘文彩本人的问题无涉。如果把刘氏后人的遭遇用来说明是对刘文彩的不公。那就犯了反株连之忌。每当有人要为刘文彩翻案时,就把刘氏后人的遭遇扯出来议论一番,其实这反而是从反面把无辜的后人往刘文彩立场上推。

  话又说回来,假如刘氏后人受株连能够证明刘文彩冤枉的话,那么另一部分并非受株连而与人民为敌的刘氏后人,是否也应该算在刘文彩头上呢?假如没有中国共产党,假如没有新中国,刘氏家族将会如何?只要看看刘氏那一部分人就明白了。刘文彩的大儿子刘元富在解放后还企图反扑,成了所谓“反共救国军”的支持者,事实上,这样的账也并未记到刘文彩的头上。刘文运的二儿子刘元瑭手上有红军的血,也并不影响老大刘文渊在解放后当四川省文史馆员。可见,从总体上来说,各是各的账,生拉硬扯是不行的。株连是封建时代的残存物,以挂钩批株连,等于是另一种方式的株连。

七、刘文辉等人起义的效应。

  刘文辉于关键时刻起义,为解放全中国,为加速蒋家王朝的灭亡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不说别的,仅就解放四川少牺牲多少生命,就善莫大焉。作为旧时代以自我为中心的大军阀,作为曾经残酷镇压过革命的人,做到这一点更是难得。无论从革命的立场还是从做人的立场,我对刘文辉真心敬慕。尤其他那篇毫不文过饰非敢于说真话的文章,使我由衷地敬佩。但是,如果一人起义就可以让他作恶的家族成员或是亲朋减轻罪过,那就不是起义也不是投诚,而只能以“良禽择主而栖”来解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也就说不上为劳苦大众求解放,而是改朝换代了。古时有一句话:“要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假如封建时代的故事在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年代得到应验,岂不是天大玩笑?而有些为刘文彩不平的人,所执的依据中有一条重要砝码,就是“刘文彩的弟弟是起义的将领”。而刘文辉在敢于正视自己的问题的同时,也于有意无意中替他的五哥开脱。他绝不愿正视刘文彩有什么问题,而是自己一肩挑着了。其实他是没办法一肩挑尽的。

按照刘文辉有罪在前大功在后的事实,按照革命不分先后的宗旨,解放后他照样受到了人民的尊重。但这不能成为包揽他人罪恶的资本。我们批判政治运动株连无辜的刘氏后人,也正在于本人的罪孽不能殃及别人。但如果我们一边在批株连的荒唐时,又主张将一人之功恩及家族,或者有功就不能涉及罪过,或者拉扯出某个进步人士跟刘文彩私交不错而企图说明什么,只怕所执的观念还是没有搞准。

  在减租退押运动中,起义的将领刘元琮自杀,酿成了悲剧。对此,四川省政府和成都军区于一九八六年为他恢复了名誉。这种事情并非只有刘元琮一人身上发生。但,这事与刘文彩什么关系?什么关系都没有。拉扯出这个人来,也成了为刘文彩不平的材料,就显得有些可笑了。刘元琮的个人悲剧是不幸的,但那减租退押的运动却不能诋毁。共产党多少高级将领都在那时期经过了这种考验。功是功,过是过,这也正是土地革命不同于改朝换代的特征。一功掩百罪,这是封建时代的做法,当今一些贪官污吏敢于为非作歹,所持的就是曾经有功,所拖的也正是这块牌子。刘元琮的起义之功不能抹杀,但,剥削之罪却也事实存在同样不能因功忽略。在家乡退赔挨批判,离了家乡照样是师长,有何不可?他在农民面前不愿低头,公然高喊不向农民低头,并将退赔的财宝扔在地下然后吞毒药自杀,虽值得伤痛,这个方式却未必是正确的。

  其实,激起为刘文彩不平的心理动因并不难追寻:除了岁月的尘垢淡化了先辈的生死恩怨,除了对过去政治斗争的造反心理等等方面的因素之外,最直接的原因是,留存至今的实物为今天安仁镇的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效益。几座公馆的宏伟令人赞叹,一所学校培养出了人才,这些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作用的效益都看得见摸得着,参观者欣赏的比重远远大于受教育。而刘文彩的恶行呢?已剩不多的知情者讲述的是刘文彩的盘剥和残忍,而被剥削者和被残害者的痛苦感受却难以传给世人。那个收租院展览给人更多的是艺术感染,对于并没有切身体验的现代人来说,心理上实在难以产生血与泪的共鸣。因而,多少人的血泪风吹灭,只留下遗迹供谈笑。这真是历史和时间的残酷。刘泽高的一句话颇具代表性:“人家刘文彩还给安仁做了些好事,刘湘当着那么大的官,他干了些什么?”他的观点恐怕并不是一个人的心思,地方上的父老乡亲和大小官员们,未必就没有这种想法。

  更有些不安分于平和日子或对现实生活抵触的年轻人,无端地猜想着:假如我生在那个时候?他们绝不考虑可能沦为被奴役的境地,绝不考虑被奴役的悲惨,幻想着刘文彩呼风唤雨的威风,慨叹自己没有发迹全是因为没碰上好时候,因而在心理的阴暗一角,那个刘文彩便成了崇拜的偶像。那些穿着狗腿子衣服拍照的人们,更不知这是自甘下流、让爹妈难堪的行为,他们心目中的刘文彩,自然跟别人心目中的刘文彩不同。

  总之,对刘文彩的人生,无论是以过去的眼光看还是以今天的眼光看,都无值得效仿之处;对刘文彩的所作所为,无论站在东方的立场还是站在西方的立场,也不可能有合法的依据为他辩护。美国总统被人骂,也没有追杀骂人者的权力,可刘文彩呢?他忌恨民主,忌恨比他强的人,崇尚封建统治和个人独裁,谁对他不敬他就将人置之死地。那些零打碎敲的善行,正是一切独裁者玩的把戏,有什么值得恭维!

  能给刘文彩唯一的一点安慰是,他生错了时代,生错了家庭。假如他出生在一个民主平等的社会,凭着他的聪明和蛮劲儿,或许会成为另一种有用的人才。但,假如让他自由选择,他会选择民主和平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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