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门奇石
职业: 外科医生 业余爱好: 旅游, 文学, 京剧, 工作之余喜欢写些怀旧散文, 随笔
若是把长姐若母这句话放在我大姐身上，那绝对再恰当不过了。我家姐妹兄弟五人，大姐是家中第一个女儿，我父亲又是长子，祖父祖母都是单传，所以大姐这个长房长孙女的出生被家人所重视那是不言而喻的。大姐从小活泼可爱，六岁时被母亲当教师的姑母接到苏州去上小学，放假回来时穿了白衬衫黑裙子的校服，一口苏白更是令家族中人爱如掌上明珠。解放那年，我大姐读初中，父母为逃避土改被农民清算斗争而逃往上海，把顽劣的弟弟带在身边，最小的妹妹寄放在她奶妈处，家中剩下大姐二姐和我相依为命。那时二姐也还小，家中所有事都靠大姐张罗。记得那时我在石梅小学上二年级，大姐在省中上初中二年级，每天早晨大姐早早地起来把早中饭烧好了，为我与二姐准备好了带去学校，吃过早饭就牵了我的手送我去上学了。晚上回来又是把晚饭弄好了，我们姐弟三人一起吃完她再拾掇，饭后又要督促我做功课。那年月生活之艰辛且不去说它了，但无形的压力往往令我们姐弟三人一直生活在恐懼中，因为派出所常来查户口追查父母的下落，往往会半夜三更来，看看所报的户口有没有过期，而报户口又得半个月就去派出所一次，到时我大姐就带了我跑上好多路到西门外的派出所去（派出所搬到市里那是此后的事了）。我母亲自小就不会做家务活，至于针线活那更是一点不会，大姐却不然，自小就把家务担当了起来，我们姐妹弟兄的绒线衣裤都是大姐在晚上做完功课后一针针织起来的，直至我上大学那年穿的还是大姐为我编织的毛衣。小时候我不免有时淘气，大姐也不会责骂，总是循循善诱地开导。我二姐脾气不好，有时与大姐争吵，我就极力站在大姐一边，前几年我们老姐妹弟兄聚会时，我二姐还取笑我当年拍大姐的马屁。
一年后，父母从上海回来了，但了无生计，靠变卖度日。这年大姐初中毕业，她本是可直升高中的，但鉴于家中的现状，其他四个弟妹还小，所以她主动放弃了这个将来可以通往大学的机会，而选择了去上海报考护校，父母在不得巳的情况下也只好牺牲她一个以确保下面四个弟妹能继续得到求学的机会。那年上海护校很难考，录取率很低，也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总算被录取了，两年毕业后分配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工作。开始时她每月工资才四十三元，但每月十五号发工资后，我就会去邮局取回大姐寄回家的三十元钱。后来我母亲有了工作，我上了大学，但每月还由我大姐寄我二十元，直到二姐大学毕业后由二姐寄给我。60年那饥饿的年代，大姐怕我每月三十斤粮食吃不饱，常设法把省下的上海粮票换成全国粮票寄给我（当年上海粮票只能在上海买米或面粉）。为了让我增加营养，大姐还把分配给她的鱼干油也给了我。我的第一件羊毛衫也是我大姐化了十六元钱买给我穿的，当年我的同学没有一个能穿上羊毛衫的，这件衣服我穿了很多年，虽然后来早就有钱买得起更好的羊毛衫了，面且这件衣服也早巳七穿八洞了，但我一直保留着。
因为要负担弟妹们的生活和求学，所以大姐结婚很晚，而且因了家庭出身的问题，也几经周折。大姐夫当年是海军军官，我们本是老亲，姐夫那时在海军军官学校，多亏他的上级，那位姓潘的校长帮了大忙，婚事才没告吹。我姐夫人很好，记得八十年代有部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其中父亲的角色名叫大岛茂，那可是典型的好父亲的形象，我的两个外甥女当年还小，她俩在同学面前炫耀说她们的爸爸比大岛茂还大岛茂，这也是实情。我母亲晚年一年之中春天去杭州的二姐处 ，冬天在上海大姐处，秋冬两季就与我们在故乡的三兄妹处，不管女婿或是媳妇对她老人家都很孝顺，这也是大姐为我们作出的表率。母亲晚年在世时还常常夸她这大女儿是我们家有功之臣，说实在的若是当年没有大姐放弃读高中早早地为父母分担家庭的重负，那我们四个姐妹兄弟除了五妹因逢文革成了老三屆插队落户外，都能顺利地接受了高等教育是不可能的，我们之能有今天，大姐实在功不可没。我叔叔家八个子女就没有一个能读上大学的，所以我婶婶常十分羡慕我母亲有这么一个好女儿。
我女儿在上海华东理工大学读书时，多承她大姑妈的照料，后来读硕士博士以及后来去德国做博士后，大姐可没少化心血。八十年代我去上海第一人民医院进修，没有大姐托了同事的帮助那是想都不用想的，因为我在农村卫生院工作，上海的大医院县市级医院的医生想去进修也十分不易，不用说我这农村的小医生了。
如今，大姐夫妇俩都巳到耄耋之年，大的外甥女是上海一所中学的教师，外孙女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二女儿全家移民在新西兰，他们的儿子就读于新西兰著名的奥克兰大学。前年两位老人家还远涉重洋去新西兰生活了半年，如今生活在上海一家设施完善的养老院，大女儿隔三差五的去探望，二女儿也隔一个时间从国外归来去探望父母。我们四个姐妹弟兄也尽量能与大姐相聚，大家其乐融融。
我女儿有次对我说，她说听妈妈讲爸爸什么人都不怕，就怕好亲婆和大姑妈，我告诉她说，爸爸不是怕，而是尊敬和不忘她们的养育之恩，这孝顺长辈与有恩必报也是我们中国人历来的优良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