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教诲

 

  说起父母来，一般往往会说是严父慈母，但我家却是慈父严母。提起我的母亲我是又怕又敬。母亲出身教师世家，她的父亲即我的外祖父以及她的祖父都是教师出身，曾外祖父是中学教师，外祖父是小学校长。我母亲是师范学校毕业的，也在我故乡的小学当过校长，我父亲曾在母亲当校长的小学里教过书；不过我父亲家中有的是钱，所以他不久就不当被人瞧不起人称“叫哥哥”的小学教员了，而且在我父母结婚以后，母亲也离开学校当起了少奶奶。父亲自小过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少爷生活，独立生活能力是比较差的。母亲则是六岁就死了母亲，十二岁时父亲又早早过世，多亏姨妈照顾，因从小失去了双亲，所以很能干，加上父亲又是少爷当惯了，家中的事一向就是母亲做主。父亲本身脾气就是那与世无争的，并且也确实少能干，对家中的事从来不过问。虽然有钱，但他身上却从来拿不出钱来（关于他，我曾写过一篇“我的父亲”）。我们姐妹兄弟五人读书都是母亲过问，在我的记忆中好象父亲从来就没看过我的成绩报告单，家长签名一栏也是母亲的名字。说起我父母亲倒是那个年代很少有的自由恋爱，他们是师范学校同学。父母亲结婚时，由于我母亲没有任何嫁妆，所以被父亲家中上上下下都瞧不起，但不久他们就见识了我母亲治家的本领，連一向作为家中最掌权的我祖母也不得不刮目相看，后来所有的家务事反而不与儿子商量而是直接与媳妇讲。家中的下人和亲戚有什么事有求也总是找大少奶奶，因为知道即使找了大少爷，大少奶奶不点头还是白搭，所以有事都跳过他，我父亲反而觉得一身轻松，也就养成了他也与子女们一样十分依赖母亲。

     不过自从解放，我们家就与历次政治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始终未能逃脱厄运。土改时，家中所有家产都被没收，开始几年逃在上海大舅父家以避 开农民的清算（几年后大舅父还为此受到牵连，说他窩藏逃亡地主，好好的一个邮政支局的局长就此泡汤），后来回到县城几年中了无生计，只能靠变卖度日。母亲因自小就没了母亲，后来又养尊处优惯了，所以不会做家务，开始几年还是以前家中的佣人不忘旧情，来为老东家无偿服务，那几位后来一直保持与我家来往，即使在各项运动中，真是患难之中见真情；相比以前受过我家恩惠的所谓朋友对我们却似避瘟神似的，从未伸出援手，我母亲以此为例，从小就教育我们做人千万不能势利。回想起来当年那种生活之艰难，至今印象还很深。那时候没钱买肉，母亲就托一位姓陶的在市场卖肉的邻居为我们买些便宜的骨头（这位陶先生确是很帮我们忙的，可惜他后来不知怎么被当做什么“一贯道的点传师”抓起来吃官司去了，此人連字也不识，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被当做了反革命，也不知后来平反了没有）。这骨头燉汤的美味时至今日还能回忆起来，那肉骨头吃掉肉后还可卖到废品收购站，这样这买骨头的钱基本上都收回来了。另外还有印象很深的是每次我们把指甲剪下后，都收起来卖到中药材店去。这两件事当我女儿长大后告诉她时她觉得真似天方夜谭。就是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母亲也没放松我们的教育，我们姐妹兄弟五人，除大姐因是老大，母亲叫她放弃了直升高中的机会，读了护校，早早的参加工作，保证下面几个弟妹能继续学业，因此除妹妹轮到那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成了老三屈高中毕业生外，其余三人都顺利的接受了高等教育。母亲在世时常说大姐是我们家有功之臣，也因此其他四个兄弟姐妹对大姐也是奉若长辈很尊敬的。

     从小到大，母亲对我们的教导是很严的，即如普通的吃饭而言，规矩也很多，吃饭时大人不动筷子，小孩子是不能动筷子的；挟菜时也不许在碗里淘来淘去；在饭桌上还不许说话，吃好后离开饭桌时得向大人说我吃好了，爸爸妈妈慢用才能离开饭桌。不过这些规矩在我母亲带第三代和第四代时就自动给她废除了。在我记忆中，母亲很少对我们子女疾言厉色教训，更别说打骂了。有件事我至今难以忘怀，那是我读六年级的时候，那年我因经常吃一位邹姓同学给我的粢饭糕（有关这位同窗的事，我还专门写过一篇“我的小偷同窗”），于是也想感谢他；可母亲除了必要的买铅笔橡皮的钱外，从不给我们零化钱，一则是家中确是经济拮据，另一原因是母亲认为小孩子从小应当养成节俭的习惯。那年月我们家很少买鱼肉吃，但常去一爿名叫三山珍的烧熟店买很便宜的猪头糕，每次去买一角二分钱，有一次，我用九分钱买了猪头糕，落下了三分钱，回家后向母亲撒了个谎说老板说涨价了，母亲用眼光打量我一下只应了声“哦”，吃饭时我不敢看母亲的脸，但母亲那天却一直叫我多吃些，当时我的懊悔就别说了，此后母亲也从没提起过此事，但从此后，我一生从未对母亲撒过一次谎。

     我们家也许是祖传的传统吧，一般人家是重男轻女，我家则从祖母开始都是重女轻男，我母亲亦然如此。依她老人家的理论，男孩子容易闯事，必须严加管教，所以我们弟兄俩在两位姐姐与一位妹妹间矮了半截，从小担当起好多家务。记得当我十一岁时，母亲就叫我与弟弟两人洗被单了，而且还得到河滩上去漂洗。我母亲常对她两个媳妇说，幸亏她从小锻炼我们，所以你们今天才省力，不用做家务，两个媳妇当然不忘恭维她老人家教育得好。还有一件事，兄弟姐妹后来都各自成家立业，小夫妻中若发生了矛盾，不管谁对谁错，母亲责怪的都是女儿与儿子，从不对女婿和媳妇说一声不好，所以无论女婿还是媳妇对她老人家都很尊重，即使在四清与文革中她被清除出教师队伍戴上地主分子帽子交居委会管制，也从没有那个子女说是要与她划清什么政治思想界限；相反，那时都把第三代放在她那儿照看，甚至到她年老时，第四代也放在她那儿以解她寂寞（当然为她老人家用好保姆），在她仃发工资的那几年，除了最小的妹妹插队落户在鄉下外，四个子女每月都寄钱给她，我母亲自我调侃说那几年她突然长了好多工资。我们兄弟姐妹的子女都曾放在母亲那儿，有的到小学毕业，有的到初中毕业，我的女儿则自断奶开始直到高中毕业才离开母亲去上海读大学。我母亲常自豪地告诉人家说，在她手里培养出了七个大学生，一个博士生（第三代共八个孩子），我们只要听见母亲在这么说，就赶紧附和说，多亏母亲教导得好，每到此时，母亲那饱经风霜的脸上就会绽放出灿烂的笑容。可惜母亲巳于九十岁高龄过世，若是她得知她的第四代中有一个巳从南京大学毕业，一个在复旦大学读硕士，另外一个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还有一个从密西根大学毕业后，又考上了西北大学医学院的双博学位，不知她老人家会如何高兴呢！当年我还是读小学的时候母亲就常说，我们祖父这一支最有钱，却不如那些不如我们有钱的本家子弟中倒出了几个东洋留学生，美国留学生，令她很没面子。因此母亲老早就积蓄了好多金银，准备为子女出国留学使用，不想后来竟靠了这笔财富养活了我们，可她一辈子想子女出国留学的美梦却破灭了。

     文革结束后，母亲有时会很骄傲地说，她们家是宋朝皇帝赵光义的嫡传子孙，不象我父亲家标准是个土财主（其实这倒是我母亲有些贬低我父系家族了，因为我曾祖父的父亲据说还中过举的，也是很重视读书的），每当此时我父亲从不与母亲争辩，因为知道她好胜性强。对于母亲的这一说法，我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靖康之变，赵光义的嫡传子孙除了康王赵构当上南宋高宗皇帝外，其余都被金国掳去了，而宋高宗却是没有生育能力的，后来不得不把皇位还给了赵匡胤的子孙孝宗皇帝。当然我是不会表示异议的，以免老人家扫兴。有次我问九十五岁高龄的小舅父，据他说我母亲说的没错，本来有家譜可查的，只是那家谱早在抗战期间被东洋鬼子烧掉了，这就查无实据了，其实，这也是我母亲对这一生坎坷命运的喧泄罢了。

     母亲从年轻时就喜欢听评弹，当了少奶奶后爱打麻将，文革期间这两项爱好不得不终止，文革后，我母亲经常会与邻居一起去书场听书，她老人家还会唱好多弹词开篇。至于麻将，为了讨她高兴，我弟弟与弟媳专门学会了陪她扠，而且母亲还老是赢，大家就夸她虽然年岁大，还是这么脑子活络，于是老人家就十分高兴，至于她是怎么会老是赢的，那就只有我弟弟他们最清楚了。因了母亲当教师太辛苦了，所以五个子女中除了弟弟阴差阳错的去当了中学校长外，其他人都没有继承父母的教师生涯。

     不久即将迎来母亲的106岁诞辰，想起母亲当年对我们子女的谆諄教诲，于是把一些当年的小事记了下来，作为对在天堂中母亲的纪念和思念之情！

    

 

[helloworld1000]

very nice la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