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二三事

 

文革开始时，我刚出校门走上工作岗位还不久，又加家庭出身不好，红卫兵轮不上我，造反派不要我，所以我成了个所谓“逍遥派”，也因此不管在运动中或运动后，我既不用落实政策，也不要审查我在文革中的问题。医院里年轻人都去革命大串联或造反去了，就留下我和一些“牛鬼蛇神”在医院里“抓革命促生产”，倒让我向这些“牛鬼蛇神”学了些本领，也博得了贫下中农的好评。

文革期间，我们早晨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早请示，在读了毛主席一段语录后，大家就边挥舞红宝书，边高呼“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万岁万岁万万岁”，而所谓的早请示也在此欢呼声中宣告结束。晚上下班前又如法炮制一次，日复一日的坚持了不少年月。不过那些“牛鬼蛇神”是没有资格参加的，在我们早请示晚汇报时，他们每人颈脖子里挂了一块上面写着四类分子（上面还写明是地主、反革命、伪保长、伪乡长）***的木头牌子立在医院大门口向革命群众低头请罪。随着运动的进展，医院里成立了造反派，原来的院长因为他嫡亲娘舅是地主，所以只好靠边站了；那个造反派的头头其实也不是我们医院的工作人员，原是从大队里抽上来临时参加灭钉螺工作的，院长靠边站后，他就很当然的成了不是院长的院长了，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们这些从正规医学院校毕业的医务人员作为“小臭老九”统统下到大队，连小学都没上完的他还恬不知耻地穿上白大褂当起医生来了。最可笑的是当时我们医院还没有开展外科手术，来了小的外科急诊如兰尾炎也只好送往人民医院去手术，而当时交通又甚是不便，所以贫下中农意见很大，说还是早点儿把医院关掉去弄条轮船专管送病人算了。这位造反派的头儿倒也很有为病人服务的精神，居然要开展外科手术了，我们医院当年在大跃进的年代也曾有过手术室，做过一些如子宫下垂这一类的手术，所以手术器械倒是现成的，只是没有技术人员。也不知怎么的他调查下来在“牛鬼蛇神”中有一位医生是正规科班出身，在学校实习时曾在老师带领下做过兰尾切除手术。有天来了个急性兰尾炎病人，他就叫这位医生做助手，自己当主刀，那个医生吓得半死，但当时的情况下又不敢反对，糊里糊涂的两人就上了手术台，其结果当然是下不来台；这位造反派毕竟是造反出身的，造反精神甚是可嘉，说把病人的肚子缝起来，弄了条机帆船送往人民医院。他自己不去护送，却叫那位“牛鬼蛇神”去送，被人民医院的医生骂了个狗血喷头。过后病人家属到医院来吵，他把责任都推到那位医生头上，因为是“牛鬼蛇神”，又出了这么个医疗事故，被病人家属一顿好打，趴在床上三天起不来。这位造反派头头在医院成立革命生产领导小组时自封为组长，名正言顺的行使起医院的领导职务，直至贫宣队进驻，有人向贫宣队反映了他的问题，才把他自封的革生小组组长革掉了，然后把他派去灭钉螺去。不过他一直赖在我们医院不走，后来也不知怎么打通了什么关节，居然成了医院正式职工，跳出了“农门”。

文革初期红卫兵打砸抢很时兴了一阵，我们家有个远房的寡婶，平日不住在乡下，所有收租的事都有一个老管家给她打理，有些佃户还不知租种的地就是她的，土改时不知怎么给她逃脱了被农民清算斗争，她那位管家却不明不白的白挨了愤怒的农民拳打脚踢一顿生活。文革开始后，她的情况给红卫兵调查得一清二楚，于是把她的家抄了个底朝天，然而除了几件旧的所谓封资修的家俱外没有抄到什么。小将们心犹不甘，于是把她两手捆绑了吊起来，她也真经不住“考验”，吊上去五分钟不到马上交待在她家自砌的煤炉底下藏有金银财宝，红卫兵这下来了劲，用铲子三下五除二就把炉子扒了，里面又是银元，又是金块头，有十两的“大黄鱼”，有一两的“小黄鱼”，还有各样首饰，起出来一称，总共有黄金七斤多，银元一百多枚。这些东西后来也没有个说法，她一个孤老太婆也不敢去问。可笑的是她有个嫡亲侄儿生活很困难，几次向她求告，都被她叹了一大套苦经一口回绝，从此他侄儿再也没上过她的门，所以后来死在床上好多天后才被人发现。（当年我听说了她的事，觉得这位婶婶一点亲情都没有；但随着年岁的增大，倒也对我这位长辈有些理解了，她出身贫寒，按说与我那远房堂叔门不当户不对的，只是我这位堂叔父自小有残疾，门当户对的人家不肯将自家的女儿嫁给他，没奈何才娶了他自家佃户家的女儿；我那堂叔父又过世得早，她也没落下个一儿半女，守着那些金银细软原是要作养老盘缠的。估计她做梦也没想到好端端一个贫农家女儿居然成了个地主婆！）毕竟是有亲缘关系，她的后事还是她不肯照顾的侄子给料理的，我这位寡婶若是在天有灵一定会后悔当初对她的侄儿太薄情，自己反倒因了这些财产遭到吊打，还无缘无故的肥了那个红卫兵，因为运动后期清查打砸抢的财物时，她那些金银的下落一直找不到，直至很久以后，才查出是那个红卫兵头头据为己有了，事后如何处理也就不得而知了；因我们家当时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所以一直未敢出头帮她问过，她也就在穷困中死去。类似这种贪污抄家物资的事在文革中很多，有些人由此发了财，直至今日有些都没弄清楚。

“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红楼梦里甄士隐为“好了歌”作的解注，倒正是那些造反派头头的真实写照。文革期间，不管是走资派也好，造反派也罢，今天当座上客，明日为阶下囚的比比皆是。我认得一位造反派的头儿，开始曾红得发紫，因为他父亲是老地下党，又是渡江干部，文革前是我们这个小县城的付县长；听说本来他的职位可以很高的，就是因为文化水平太差，所以委屈他就了这小县城的七品芝麻官。他一过江，首先就是当了陈世美，把苏北的小脚老太休了，另外找了我小学母校的一位年轻貌美的女教师，这位女教师因了老公的关系，不久就成了我母校小学的校长，于是也就成了我母亲的顶头上司，不过凭良心说她对我母亲没有歧视过，后来她自尽后我母亲及几个受过她恩惠的几位有问题的老教师人前背后还说了她不少好话。文革前，这位老革命曾来为我们这些小学生讲过他的革命生涯，很令我们这些小学生对他钦备。文革开始时，造反派倒还挺拥护他的，后来另外一派造反派掌权，就把他作为走资派斗了，在他的颈脖子里挂了一块大黑板，上面写“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并把他的两手臂涂满了柏油——因为他还有个罪名是分裂造反派的大黑手。斗他时造反派一会把他的头按下，向革命群众请罪，一会揪住他的头发叫他自己大声说：“我是走资派，我是大黑手，我罪该万死”。不过当时却没有把他当做陈世美来批判，也许陈世美本身是个封建人物？或者当年老干部休了黄脸婆的事也太多了，不值得一提，贵易妻，天经地义。封建社会的田舍郎多收了三五斗还要换个老婆，何况当官的！当他被揪出来时，县一级的走资派还不多，所以每个公社都把他带去斗上一斗；后来不知咋的查出来他居然还是个叛徒，而且他的前妻是地主分子，后妻是资本家的女儿，所以他就有了另外一个身份——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于是对他的人身伤害就越来越厉害。他那位后来的妻子忍受不了文革中的那种揪斗而投河自尽，她的两个儿子一个还小，一个当初仗着老子的牌头，成了一个势力甚大的造反派的头，今天斗这个，明天斗那个，出足了风头；随着他老子的被揪出，他也从座上客变成了阶下囚，不久还作为打砸抢的坏头头被关了起来，连他母亲的丧事也没有参加。父子二人分别被关在两个地方，一直到文革后期随着他父亲的问题被查清，重新被任命了工作，他也总算被放了出来。经了文革中的大挫折，这位革命的红二代也没有了以前的飞扬跋扈，通过他老子的关系，没有读过几天书的他居然还弄到了文化部门的一官半职，九十年代初，还把他的女儿送到了他老子一辈子痛恨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美国，不久他也移民到了美国。他的父亲因是解放前就参加革命的，所以是离休干部，随着离休干部纷纷死去，他又是在世离休干部中最年长的，级别也是较高的，所以后来历届政府对他关怀备至，直至他以105岁的高龄去世。追悼会的规模绝对不亚于当年对他开的批斗会，而且悼词中充满了对他的溢美之词，甚至把他抛弃结发之妻的行为也说成是为了与地主老婆划清界线大义灭亲的高尚革命情操（据当年为他办理离婚案的法院人员后来透露，当初就是他说他原来的老婆是地主，把这作为离婚的原因，实际上他的发妻是个不识字的苏北穷苦农家的女儿）。

文革中受冲击迫害的除了五类分子和走资派外，可能就是文化艺术界人士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文学家老舍。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就看过他的不少作品，其中有本“猫城记”我是硬了头皮读完的，因为当年才读小学五年级的我，对于作品中反映的时代一点也不懂，仅是觉得好玩。后来才知道老舍先生在1932年完成的这部当时堪称异类的作品，当年代表世界文坛最高荣誉的诺贝尔文学奖曾经钟情于它，若不是老舍巳自尽，否则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就不会是那位写下“伊豆的舞女”的川端康成了。老舍的其他作品我基本都读过，现代的年轻人大多读过他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龙须沟”、“我这一辈子”等作品。但对“猫城记”、“赵子曰”、“二马”、“老张的哲学”、“离婚”、以及短篇小说如“月芽儿”、“五虎断魂枪”等作品可能就所知甚少。老舍的作品中充满了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同情。他于1966年自沉于太平湖的悲惨结局让我对这位荣获过“人民艺术家”称号、曾任全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付主席、全国作家协会付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的语言大师的离世感到深深的悲哀。不过从近年来看到的一些资料显示，就是这么一位人道主义的大作家，在我印象中又是一个很厚道的人，在以往历次整人的运动中居然也曾作为打手对一些文学界人士痛下杀手。如胡风事件，胡风事件是一桩典型的文字狱，老舍曾不遗余力对胡风进行抨击，他曾以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的名义与付主席张季纯、曹禺联名发表文章拥护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并且自己操刀写了“看穿了胡风的心”，可他与胡风曾有过二十年的交情友谊；后来又接连写了“扫除为人民唾弃的垃圾”和“都来参加战斗吧”两篇战斗檄文，认为“胡风集团是一伙牛鬼蛇神，为人民唾弃的垃圾，是暗藏的反革命罪犯，应依法予以严惩”。其帮凶形象，至今读来仍栩栩如生。这与他后来在文革中也被打成“牛鬼蛇神”何其相似乃尔！老舍在对另一桩冤案“丁铃、陈企霞反革命集团”中更是赤膊上阵，狠批狠斗。对吴祖光也是这样，讽刺他是“翩翩浊世之佳公子”；还对一些青年作家如丛维熙、刘绍棠的作品无限上纲上线批得体无完肤，这就不应该是一个厚道人所应该做的了。颇具讽刺意义的反倒是当年曾被老舍痛批过的胡风却对老舍始终是尊重的，信任的，也并不在意当年老舍对他的批判。听到老舍自杀的消息，胡风吃了一惊，说，“象老舍这样的人他们还容不下”。

其实文人无行之说古巳有之，历次运动中都有一些文人干出些落井下石的事来。即以忠厚如巴金者，不是也与老舍一样对同类下手吗，后来他在“随想录”中说：“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愿谅我们。20世纪50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现（即使是不得巳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我想，若是没有这些摇笔杆子的人鼓噪呐喊也许运动会少热闹不少。然而象方孝孺那样有骨气的文人古今中外又有多少呢！当然象文革那样特定的环境下也不能去苛求老舍他们了（若是当年老舍没有太平湖的一跳而活到与巴金一样的年代，不知他会不会与巴金一样写出一本‘忏悔录’呢？），所幸的是文革的噩梦今后永远成了历史中可笑的一页。

后记：今天是元宵佳节，对中国人而言，作为上元节的这个节日还是较为重要的，因为它是新的一年第一个月圆之夜。今年因禁放令禁得比较严，除了偶尔有少数不遵禁令的人家传来几声爆竹声外，在这夜阑人静之时，对着孤灯，想想父母亲不知在天堂可好；又突然想起文革时母亲被开除出教师队伍，戴上地主帽子，在居委监督劳动——敲三合土的情景，那敲三合土的地方在大街的拐角处，人来人往的。因了母亲的孤寂，我在乡下工作，所以我的女儿自小就与祖母生活在一起，母亲去敲三合土时就把孙女儿一起带了去，每当有熟人路过，我母亲就会叫我女儿躲在她身后，她自已就用那顶破箬帽把脸遮住，当我女儿长大后，问她对文革有什么印象，她就说只有祖母急匆匆叫她藏到背后的那种焦急的样儿了。文革期间，我叔父家的六个子女倒有三个大的要与他们划清界线；我们姐弟五个却一个都没有这样做，反而在母亲被仃发工资的那些年，除了最小的妹妹在插队落户外，每人都在发工资的第一时间纷纷给母亲寄钱，让母亲感到在那重重的政治高压下还有来自子女们的孝心。当年我母亲对来探问她的以前的同事很骄傲地说，“现在我的工资反而要比当教师时多得多”。回想文革中，因了家庭出身的关系，又因了母亲反反复复的教诲要记得自家的身份不要去惹事生非，所以总算文革那几年平安度过。我们故乡又是个小县城，文革中也确实没有发生太轰轰烈烈的大事，就上面所记的二三事还算有些印象，就写了下来，给我女儿这辈没有经历过那段令人啼笑皆非岁月的人看看。

 

 

[兵团农工]

这种制度下文革一定会卷土重来，
现在隐形的文革，不是天天都在发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