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郑和他的妻子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一同飞

   夏季血吸虫病治疗开始了，我被分配到离镇很远的一个大队。大队抽了四名卫生员加上赤脚医生和我总共六个人组成治疗小组，收治四十多个病人。四个卫生员中两个是小姑娘，还有一男一女都已经三十出头了，后来才知道是一对夫妻。那次治疗，还真多亏了这对夫妻，我省力不少。现在的医务人员当然不了解当时治疗血吸虫病的情况，解放后毛主席提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每当夏收夏种结束，田里农活比较闲的时候就组织治疗。开始是上门到农民家里打针（洒石酸锑钾），后来因这样很不安全，就把病人集中在大队治疗，一般利用大队的礼堂或小学教室作为病房，农民自己挑着床铺，带着柴米前来接受治疗。因为人手缺，所以各大队抽卫生员和赤脚医生一起参加。赤脚医生对治疗血吸虫病很有经验，卫生员却都是外行，得边培训边工作。没想到那次治疗组居然有一位是大城市医院的正规护士，还有一位在管理方面也很有一套办法，所以我只要负责检查病人，其他的事都不用去操心。

每当夕阳西下，卫生员把一抱干草点上火，让煨出来的烟驱除蚊子和当地人称作马暗子的小虫。晚饭后，我们和病人坐在场上乘凉，月光下，大家边嗑着南瓜子、嚼着甜罗济（象高粱一类的东西，但很甜），边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聊。就在那乘凉的晚上，我知道了那对卫生员夫妻的遭遇。老郑（那男的）是本大队人，五0年抗美援朝时离高中毕业还有一年，就参加了海军军事干校，被分配在舰艇上工作，由于家庭出身好，工作表现出色，所以很快被上级提拔，不久就被任命为青岛海军基地某舰艇的政委。老郑在家乡有个女同学，从小学一直同学到初中，两人很要好，可称是青梅竹马了，这女同学初中毕业后考上了护校，因男朋友在青岛，所以要求分配到青岛工作，也是天从人愿，居然就被分配到青岛一家医院。两个人在一个城市内，见面的机会多了，感情不断升温，就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老郑兴高采烈的打了个结婚申请报告，但报告上去几个月杳无音讯。终于有一天老郑的上级找他谈话，说调查下来老郑的对象家庭出身不好，不批准两人结婚；并劝说老郑为前途着想还是与女朋友分手为好。老郑经过再三考虑，毕竟爱情的魔力非常大，老郑说什么也不愿意与女朋友分手，在没有上级批准的情况下与女朋友结了婚。婚后不久，老郑就因站不稳阶级立场而被复员回原籍务农。老郑的妻子见丈夫因为与自己结婚被复员回原籍当农民，就不顾老郑的反对，自动离职跟老郑一起回到了家乡。回来后，两人不会干农活，一切从头开始，个中滋味按老郑夫妻俩的话说真是“贫贱夫妻百事哀”。有一天老郑邀我去他家，只见两间茅草屋，一张乡下老式大床，一只油漆已经斑驳陆离的被橱，此外就没有什么东西了。两人虽然生活很艰辛，却很恩爱，相敬如宾。一次我跟老郑开玩笑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你们倒是一同飞。”他妻子在一旁连连点头。

治疗组结束后，我向院长推荐老郑的妻子到医院工作，却被拒绝了；那时候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我们医院里有的护士连小学也没毕业，更别谈读过护校了，因苗红根正，照样被安排到了医院工作。老郑对我的热心很是感激，虽然未帮上忙，从此我们却成了朋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老郑原所在部队派人来到老郑家，给老郑安排了个民办教师的工作；老郑的妻子因为是自动离职的，医院给了一笔钱，至于能否再行安排工作，答应向公社反映，看能否在当地解决。后来老郑也多次提出要求，每次答复都是“研究研究”，这一研究就研究到了老郑的妻子过了五十岁，夫妻俩也就死了心。

我调到别的医院工作时，老郑夫妻俩邀我去他家话别，经过几年的努力，老郑家也有些改观，茅草屋变成了青砖瓦房，家里也有了一些家具，只是两人都已很苍老了。那天老郑多喝了些酒，看看妻子，又转过来看看我，突然念了卢照邻的两句诗：“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他妻子红着脸，脉脉含情地看着他。看着这一对遭遇坎坷的恩爱夫妻，我不禁想起西湖边白云庵月老祠的一副对联：“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并用我蹩脚的毛笔字把这副对联写在一张报纸上给夫妻俩留作纪念，不过，我把“莫”改成了“没”。

每当我想起老郑和他妻子的时候，总有几个假设萦绕在我心间，挥之不去。假如老郑结婚那个年代不是推行的那么一条极左的路线；假如老郑当时听从了上级的劝告，与女朋友分了手；假如老郑复员时，老郑的妻子没有跟回来而继续留在了青岛；假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