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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一段文字，听一首歌...
正文
| 《老王》 文:杨绛 诵:月下泛舟 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 据老王自己讲：北京解放后，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他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 老王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了一只眼。他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见。有一次，他撞在电杆上，撞得半面肿胀，又青又紫。那时候我们在干校，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晚上就看得见了。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 有一天傍晚，我们夫妇散步，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老王正蹬着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后来我在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 有一年夏天，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愿意给我们家带送，车费减半。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三楼，代我们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胡同口蹬三轮的我们大多熟识，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 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请了假，烦老王送他上医院。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 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 我笑着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我们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他说可以凑合。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蹬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如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他“嗯”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我不能想象他是怎么回家的。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 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沟里。我也不懂，没多问。 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1984年3月 |
愧怍是源于没有做更多的帮助不幸者的事，可是一个普通人，能做的也只能是限而有限了。
来听一个杨绛先生写的一个普通的贫苦人的小故事。靠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讨生活的他，生活和社会还不断地限缩他的生存空间，最后不治病亡了。文章最精彩的是杨先生在末尾处说的：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回想我们多少年来所走过的路，虽是跌跌撞撞，也算是顺顺当当的走到了今天，想想那些我们所看到的所接触到的社会的角角落落的人和事，心里有这种感觉，但说不清楚，杨绛先生一语就挑明了。就是这种感觉。
曾经因为工作去过几个边远山区，目睹了当地工人的生活状况，真是不能和都市的人们相比，特别是那些农民工。我们干活的地点在山上，中午工区食堂有人送饭上山，也就一桶开水，再有十几个馒头，那些农民工是连馒头也舍不得买的，他们被厂子里雇用，是有粮食定量的，可他老婆和孩子从乡下来，没有定量配给，他在这里吃两个馒头，就要耗去全家几两的粮票了。这还是小事，若是家里人生个病，那可真是难上难了。
有一天下来晚，路过他们家，站在路边和他们聊了几句，看他们家里大大小小的人，都还乐呵呵的，看来，只要家里人在一起，再苦也是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