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的夏秋之季 （七）

（七）在青白江区的劳动

 

作者黄泽文

是年九月十日，我们坐闷罐火车来到成都北面几十里处的青白江区，参加劳动。高中一年级到的是该区大同公社光荣大队。青白江区是隶属于成都的一个郊区，得名于流经该区的河流青白江。此处地势平坦，田畴纵横，河沟密布，绿竹环绕，乃是富庶的成都平原的腹心之地。

成都北郊青白江的农村景色（转引自“剪雪成诗”的摄影作品“田野.情怀”）

听说要出去劳动，我内心其实高兴。劳动可以调节心绪，消除烦恼。农村云天广阔，或可减少对我们的监管折磨。但不知是校文革居心叵测，还是高一年级四个班的班文革有意作怪，把我们高中一年级的黑五类子女全部集中起来，编成了一个小队，一共二十个人，配备若干男女红卫兵监管。理由是便于管理，于是就有人称呼我们为黑队。

我们既不敢怒，亦不敢言。只好低着头，觍着脸，在红卫兵同学的押解下，成一路纵队来到指定的生产队——光荣大队第三生产队。路旁来迎接我们的农民看着这不一般的阵势，脸露疑惑。同为学生娃儿，为啥一些学生趾高气昂，一些学生垂头丧气？为啥学生要押解着学生？押解者还手执皮鞭？走在这些农民的视线下，当时的我，其实心中也忐忑不安，我不知这里的贫下中农会怎样对待我们？

我们分组到贫下中农家中吃饭。我和高68（1）班的三位黑五类同学（三同学分别姓凌、贺、白）分在一组。当我们四人走进一家周姓大伯的农舍时，出乎我的意料，我们受到了周大伯全家的热情接待。全家老少均笑容可掬，端茶送水，盛饭送菜，和我们拉家常，气氛和睦，如待久未来访的亲戚朋友。

 

文革初成都的中学生到农村去（转引自“爱历史”的博客“成都文革老照片”）

劳动，本身就是解忧之药，既可舒展筋骨，亦能焕发神气。在被管制十来天后，我们进入广阔天地，单纯的体力劳动使得我们暂时抛开了这些天来的精神压抑，出汗和快速呼吸使得我面色红润，一扫脸上的晦气。我们的任务是帮助大队修一条乡村公路，我们干得欢实，满身是汗。但押解我们的红卫兵们却手执皮鞭，或东游西荡，或坐在一旁监视。这样的鲜明对比使得在一旁劳动的农民们看得清楚，觉得奇怪，似乎还想不明白。

这些红卫兵们白天当监工，晚上也不松懈。把我们二十人集中在一个小学的一间教室里，男女混杂，睡课桌。外出上厕所则必须报告请假，得到允许，方可出行。监管的红卫兵们，也是有男有女，睡在外侧，意在监控。这种情形，颇为滑稽。

另一滑稽的事情发生了。一天，学校的宣传队来到修公路的工地上，进行现场先进人物的宣传表演。这些文艺同学偏偏到了我们这个黑五类子女的小队，又偏偏专门来表扬这几个红卫兵。这来自于当时的思维逻辑：根正苗红，必定忠于，当然先进。表演的节目指名道姓地表扬了这几个监督我们的红卫兵，如何不怕脏累，积极劳动，吃苦肯干。我们在旁边听着，埋着通红的脸，一言不发，湿透的单衣紧贴背脊，阵阵发凉。和我们一起干活的贫下中农们却说话了：“他们值得什么表扬？懒得要命！还是这些同学（指着我们）肯干，为啥不表扬他们？”我们相视而笑，并不多言。

文革初成都中学生的农村宣传队（转引自“爱历史”的博客“成都文革老照片”）

 

即使这样，监管我们的红卫兵们仍然不肯罢休，他们煽动一些同学在我们回生产队的路上拦截我们，辱骂，抓人，甚至打人。人性中潜伏的恶此时暴露无遗，但农村中却还有纯良的善存在。周围的贫下中农看见这些现象，终于忍不住了。他们问我们：“怎么那些人对你们这样凶恶？你们干了啥子坏事？”我据实回答：“我们没有干坏事，只因为我们家庭出身不好，是黑五类”。他们啊了一声，说：“你们都是十六七岁的娃娃，都是新中国的人，只要跟毛主席走就对嘛”。在周大伯家吃饭时，周大伯继续说：“他们不对，我们看不惯，都还是同学嘛”。显然，城里闹腾的血统论在川西平原的贫下中农的脑子里并无太大的市场。这是我这么多天来第一次听见如此公允的话，倍觉亲切，顿时感动，压抑了很久的话此时如决堤之水冲了出来，就在周大伯家中，我把这些天发生的事情一一讲出。周大伯听了，顿时生气说：“怎么这样忍心啊？今后他们再这样，我们贫下中农要说话，要讲政策嘛。”

事情继续在发展。时至九月十五日，我们来此地劳动的第六天，当我们正从工地上回来时，又有一些人在路上拦截打人，并骂我们是黑队。这一次，惹恼了早就不满的贫下中农。他们质问打人的人：“为啥说我们是黑队？我们队全是贫下中农，黑从何来？”那些拦截打人的家伙顿时都哑口无言，但忽然有人冒出了一句：“你们没有站稳阶级立场”。这一下，彻底把光荣三队的贫下中农惹恼了，于是发生了当晚面对面的冲突事件。

当晚，就在我们睡觉房子的院坝上，一些贫下中农青年来找监管我们的红卫兵辩论。质问他们，为啥要骂黑队？质问他们，为啥要虐待同学？质问他们，党的政策是什么？一系列的质问弄得这几个红卫兵张口结舌。但他（她）们并不承认错误，反而和贫下中农对闹起来。可惜，当时我由于白天劳累，早已睡熟，对外面院坝上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所知的细节，均是当时醒着的牛棚难友在事后的转述。据说，当晚院坝里面人声鼎沸，对抗激烈，贫下中农青年们的声音十分有劲。辩论到后来，贫下中农们扬言，不给这几个人饭吃，要把一个姓梁的红卫兵的打人皮带扔进粪坑，还要赶走他们。后来如何，所述不详，细节也就不得而知了。

第二天，校文革听闻此事，看见这里风头不对，怕酿成大事，随即采取了撤离的紧急措施。我们于九月十七日回到了学校。离别时，我真舍不得大同公社光荣三队那些淳朴亲切的农民。临走时，他们还对我们讲：“如果他们回去还整你们，就写信告诉我们，我们来支持你们”。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认识到，川西农民大都是心地善良的淳朴之人，他们心中有自己的是非标准，并不为当时社会上高叫的阶级斗争所左右，对地主富农并无宣传中所形容的那种深仇大恨。他们和我们素昧平生，人生轨迹全然不同，但偶然交接，相处仅仅几天时间，仅凭眼见为实的劳动态度，就能分辨是非；路见不平，则会仗义执言。这是何等纯正的人心！这是何等善良的人性！

我永远怀念青白江区大同公社光荣三队的农民们。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