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阎淮:《进出中组部》的启示

中國一位朋友写了一首打油诗：

                “寒门再难出贵子，江山历来属赵家。

            君若不服试试看，断你活路没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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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淮:《进出中组部》的启示     (即本文 )

^阎淮: 认识一个真正的江泽民  (下文6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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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阎淮现象”——《进出中组部》的启示

张比，華夏文摘

2018-01-15 09:27 明鏡网

.阎淮著《进出中组部——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

（明镜出版社）的出版，使许多读者耳目一新，并引起了热议。

阎淮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早年先后毕业于北京101中学和清华大学，

文革中参加过保守派红卫兵，毕业后当过工厂副厂长，煤炭部副部长秘书，中组部青干局干部，康华公司高管，1989年政治风波后出走，短期参加民运后，成为政治学者。一个根正苗红的“红二代”，不去接革命的班，也不去经商发财，却深刻反思了中共建政的得失和自己几十年的人生曲折，除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和学术论著外，又推出了这部“另类”的人生回忆，实在是一种少有的特殊现象。笔者作为阎淮的中学和大学校友，多年来一直关注着他的行走轨迹和思想变化，阅读他的近作后，将他近年来的表现和在海内外的影响，称作“阎淮现象”，并对此略加评论。

 

一、什么是“阎淮现象”

“阎淮现象”，表面上看，是一位红二代，前“吏部主事”，披露了中共考察、选拔、任命干部的内幕，顺便涉及了中共高层如陈云、薄一波、江泽民等以及他们子女的不为人知的诸多轶事，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兴趣。而他的中学、大学校友们，又看到了他与多数红二代不同的“另类”表现，以为是一种特殊现象。

 

但是，这都只是看到了表层。要看到更深层次的东西，需要看他与众多红二代的不同的表现，

分析他的思想与行为特质。

 

老一代革命者的子女，除少数出生于上个世纪20、30年代外，多数出生在40、50年代。

他们的表现，也多数从文革开始，活跃于文革后。

就其职业和最终追求来看，可大致分类如下：

 

专心科研型：如彭士禄（澎湃之子）、聂力（聂荣臻之女）、杨为民（北航教授、杨秀峰之子）、

顾逸东（中科院士、顾准之子）

 

文学艺术型：如谢飞（电影导演，谢觉哉之子）、张郎郎（画家，张仃之子）、贺捷生（贺龙之女）

 

从军接班型：如贺鹏飞（贺龙之子）、粟戎生（粟裕之子）、许延滨（许光达之子）

 

出国谋生型：如宋彬彬（宋任穷之女）、林梅梅（林枫之女）

 

经商致富型（体制内）：如孔丹（孔原之子）、王军（王震之子）

 

从政接班（安全型）：如俞正声（黄敬之子）、李铁映（李维汉之子）、刘延东（刘瑞龙之女）

 

*从政接班(野心或贪腐型）：如薄熙来（薄一波之子）、郑光迪（周恩来秘书杨刚之女）

 

受牵连失意型：如林彪女儿、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子女

 

民主自由派：如胡德平、胡德华（胡耀邦之子）、陆德（陆定一之子）

 

由于未做大数据统计，无法得出以上各种类型占的比例。

但显然，最后一种类型所占比例是很低的。

 

阎淮自然可归入此种类型，但他又与里面的多数人不同，一是他曾经在文革中与孔丹一流表现类似，都是保守派红卫兵，而文革后十几年又从政且比较顺利，用江核心的话来说，就是党对得起他。

如果他不离开中组部，应该还有上升的空间；

如果他在康华公司不走的话，也可进入经商致富型。

 

但是他却在政治风波后愤然出走，又在此后成为海外政治学者，对中国的革命历史和现行体制进行了多方位的观察和深刻的反思，发表了有影响力的论著，可见，他的特征是幡然觉悟，彻底反思。

由此，可以说：“阎淮现象”，就是一种被原有体制培养并在原有体制下受益的“红二代”，

脱离原有体制并进行深刻反思，而向人类普世价值回归的思想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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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什么会出现“阎淮现象”

“阎淮现象”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虽有一定偶然性，但也有其必然性。

试从内因和外因两方面分析。

 

先看内因。

阎淮虽然出生在干部家庭，但其父母均为知识分子出身的业务干部，并非没有文化的大老粗。

在这样的家庭里，他从小就爱学习，爱读书。他天性善良，同情弱小。在中学里，他并未与干部子弟拉帮结伙，而是接近知识分子家庭和其他“出身不好”的同学。

如他的同班同学徐朔经，父亲为因主张建立中国劳动党的清华教授徐璋本，在受到歧视不允许上大学，到房产队工作后，阎十分同情，并去看望他。这在101中学是很少见的。记得阎淮上了大学后，还在星期天回中学去掏粪，打扫厕所，虽然是在“学雷锋”，但其热爱劳动、接近平民的精神也可见一斑。文革中，他保工作组，但并未狠整反工作组的同学；

清华红卫兵掌权期间，他参加抄家，但又暗中保护了中学同学郭某的家人。工宣队进校后，他刚直敢言，不阿谀奉承，所以被分配到西北环境艰苦地区。在煤炭部和中组部工作期间，他也是善于独立思考，敢于顶撞领导的“刺头”。此外，他在文革后期及出国以后，读了大量古今名著和现代政治理论书籍，形成现代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所以，从人性特质和知识储备来看，他在晚年大胆披露内幕，反思体制，就具有了内在的动力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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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外因。

阎淮就读的中学，虽然曾经是一所干部子弟学校，但在他读书期间，已经有大量清华、北大等高校和科学院的知识分子子女及附近的平民子女入学，在和他们的接触中，阎淮的平民意识在进一步增强。101中学的校长老师，也不是那种“突出政治”，不学无术的党棍，而多是知识渊博，性情温和的教育工作者。这种环境无疑对度过高中生活的阎淮有正面的影响。

在清华大学，虽然老清华的传统已经保留不多，但学习理工科的阎淮，也逐步形成以逻辑思维为特征的科学思维方式。文革后期，由狂热归于冷静，阎淮开始初步的反思。

 

步入政坛以后，虽然背后有陈云通过陈元对他一定程度的遥控，但胡赵时期的相对开明的政治，

李锐等“两头真”的老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的真诚与睿智，无疑也感染和影响了阎淮。

 

促使阎淮毅然出走的直接原因还是1989年的那场政治风波。

他身在现场，亲眼见到的血淋淋的现实，使得他惊讶，愤怒，绝望，失去了对原有体制的幻想。

 

出国以后，由于各种机遇，他进入美国、新加坡等地的政治研究机构，得以阅读更多的资料，接触到严家褀、刘宾雁等流亡人士和杜维明、余英时、胡志强、马英九等海外学人，方得以打通中西界限，融合最新研究成果，开阔国际眼界，并彻底放弃原有被灌输的革命与专政理念，回归普世价值。

 

阎淮曾对笔者说，60年来，前30年是吸毒，后30年是排毒。

从他的经历看，如果没有外部条件的改变，排出原有毒素，吸入新鲜营养，就很难做到。

但是，没有本身的自觉，吸毒成瘾，病入膏肓，也不可能有脱胎换骨的自我改造。这就是“阎淮现象”出现的内部和外部原因。

 

三、“阎淮现象”的启示

1.   读《进出中组部》，不能只热衷于官场秘闻，看大佬的密室策划，高层的勾心斗角，而要看到作者的深意。进出中组部的书名，隐含的意思是进入和离开原有的体制，进入是被动的，离开是主动的。连阎淮这样根正苗红的人都要离开，说明此体制的运转已经出了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对前景失去信心。所以，才有了罗宇的告别总参和阎淮的脱离中组部。当然，还有许多人不愿离开，要继续在里面捞好处，逞英雄，但总有明智和有良知的人会与之决裂。因此，对体制内的人，对红二代不能同等视之，一概认为是维护既得利益的顽固派。相信会有更多的人觉醒，更多的阎淮出现。

 

2.“阎淮”现象已经在海内外，在他的中学、大学校友中产生了影响。

但是，和他曾经关系密切的一些中学校友并不认同他。他的大学校友中，情况各有不同。原清华大学红卫兵，曾经在1966年“红八月”中大显身手的“将军”好汉们，有的顽固坚持原有观点，有的虽有一些反思但沉默不语。

而原造反派（分裂为两派）中的一些知名人物，少数仍然沉迷在文革“大民主”的美好回忆中，对领袖和“旗手”情意缠绵。还有的校友派性未消，以“一贯正确”自居，把很大精力用于揭露对方的残暴，而对自己一方的错误和自己思想上的失误缺乏反思。作为原保守派红卫兵干将的阎淮，尚且能够解剖自己，深刻反思和忏悔，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为何我们不能呢？上帝都允许年轻人犯错误。犯了错误没有什么可怕，关键是要承认和改正，而不是继续“试错”。经历了文革的清华校友们，应当向阎淮学习，消除派性，增进团结，共同为总结文革的教训，走出专制主义思想的阴影，继续做出努力。

 

3.“阎淮现象”的出现，阎淮思考和阐述的新的政治理念，无疑会给我们带来许多启发。

他认真学习和思考，反思旧体制之弊病，展望新时代的到来，显示了一位自由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担当。当然，他的阐述，也只是一家之言，可以讨论。但他对祖国对民族的拳拳之心跃然纸上，令人感动。目前，清华校友和众多的海内外朋友们，关心中华民族命运的正直的知识分子们，要沉下心来，广泛吸收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加强团结合作，继续探讨政治体制改革之路。

我们的努力和付出，不会是白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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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比，華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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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特权是“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

—— ——《进出中组部》前言

【阿波罗新闻网 2018-01-12 讯】

作者：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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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看到一位山西老干部写的数据，说薄一波对山西用人的强力干预，薄不喜欢的人不可能到山西当一把手，山西几乎成了薄一波的“自留地”。当时很不理解，读了阎淮的这段话后就理解了。阎淮的书中写了很多选拔干部的情况。他们在选拔时是很认真的，也选了一些好干部。但是“让我们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的思想在多处体现。对薄熙成的任命最终还是他老子说了算。青年干部局只能“哑又莫言”。“大佬”说了算的任命制，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大佬”们“举贤不避亲”。有“大佬”们的坚持，哪里还有“伯乐”说话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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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淮是我清华大学的校友，是“红二代”。不过，他不仅早就放弃了“红二代”的特权，也早就放弃了“红二代”的思想，站在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的立场思考问题、观察社会。他的回忆录就是证明。这本书信息量大，有很多“干货”。这些“干货”有很高的史料价值。阎淮的文字朴实，不雕琢，不粉饰，从而增强了这些“干货”的可信度。他让我为这本书写篇前言，诚意难却，只能从命。

这本书记录了作者在东北、在北京的中学生活、在清华的经历、在煤炭系统的经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状况，读起来饶有兴味。书中对境外民运活动的介绍、他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学术活动的记录，也很有价值。苏联解体、东欧易帜时，在众多的人认为中共政权也要崩溃的时候，他却认为“中国不会随着苏联东欧的变迁，而在民主化上有丝毫松动。”

残酷的历史证实了他的这个预言，也验证了作者的眼光。

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是作者在中组部的那一段经历。从中可以看出中共干部选拔制度、选拔程序、选拔标准的基本情况，暴露了这种干部制度的弊端。

“伯乐不常有”

*多年以来，中国的官员采用委任制。委任制，是指任免机关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直接委派干部担任领导职务的一种制度。委任制是任人唯亲和排斥异己的制度条件，是吹牛拍马之辈向上爬的便捷信道。

那些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即使能力强、质量好，也难被委任。没有权力制衡的委任制是劣者上、良者下的逆向淘汰制度。这种制使得下级对上级层层依附、上级对下级层层控制。 山头、派系由此而生。宋庆龄给他的美国朋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中国现在形势不错，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府正在改革；二，中国如果不解决官员委任制，不把国民教育搞上去，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将付诸东流。”

韩愈曰：“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不是千里马，不是在赛马场上一比高低，而是由“伯乐”“相”出。显然，“伯乐”必须是大公无私且有识人慧眼，多数选官者是不具备这些条件的。除了不具慧眼以外，他们有利害计算、有亲疏远近。他可能任人唯亲，可能嫉贤妒能。所以，“伯乐不常有”。因此，“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闲，不以千里称也。”

阎淮曾工作过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应当是出“伯乐”的地方。青年干部局的任务就是挑选“千里马”。可惜的是，中组部和其他地方一样：“伯乐不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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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5月8日，陈云在杭州撰写《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陈云文选》第3卷第292-297页），首次提出“中央组织部要成立青年干部局”。1982年3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正式成立，局长李锐是陈云指定的，首批局员也由陈云办公室审定。建立这个机构的目的是解决文革后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问题。这当然是从革命事业的大局考虑。但陈云也有他的选拔标准。他曾说过：“让我们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

持这种选拔标准的人就不可能是“伯乐”。

阎淮是青年干部局的重要成员，说重要，因为陈云长子陈元是他的“铁哥们”，是陈元极力把他拉进来的，准备让他当李锐和陈云的联络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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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写入了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标准。当时全国县处以上干部，（军队干部由解放军总政治部管理，中组部不管理不统计。）共计81万人；大学教育程度只占6%，高中22%，初中以下72%；领导干部绝大多数50岁以上。干部“四化”是当务之急。

选拔“四化”干部由谁来执行？青年干部局。青年干部局要按“大佬”的意志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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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淮书中谈到中组部调换省一级领导人时写道：“调换省级班子在北京有两项功课必做。一是由主管副部长签字，到中组部档案室查阅该省领导的个人档案。空手进去、空手出来，不许抄录、只准记忆。二是拜访大佬。

组织工作的潜规则：每个重要省市的人事都要请示有关的中央首长。如北京——彭真和万里（二人意见相左），上海——陈云;

广东——叶帅;湖北——李先念; 山西——薄一波。湖南应该是黄克诚，但他不愿管。”

 

我曾看到一位山西老干部写的数据，说薄一波对山西用人的强力干预，薄不喜欢的人不可能到山西当一把手，山西几乎成了薄一波的“自留地”。当时很不理解，读了阎淮的这段话后就理解了。阎淮的书中写了很多选拔干部的情况。他们在选拔时是很认真的，也选了一些好干部。*但是“让我们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的思想在多处体现。

抄录书中的两件事：

陈元，西城区委书记，我近20年的铁哥们，市委把他列为候选第一名。我和其妹陈伟兰（北京青干处副处长）当然回避，由赵龙飞小组直接考察。考察组全体最后讨论名单时，都认为陈元仍应列为头号后备。我是私心极重的组长，特爱惜羽毛，拍板陈元在第四名，其妹陈伟兰非常支持。2月7日考察组与市委交换意见时，市委书记段君毅、市长陈希同、人大主任赵鹏飞等诸常委悉数参加。

······当我依次介绍后备干部的建议培养方向时，对高干子弟素有好感的段书记（1982年段就把国家计委陈元工程师、市委组织部刘延东干事和陈昊苏等三人越级提拔为北京三个重要区的副书记）发话：“我们最优秀的陈元，年内就要提到市里，还是排在头里吧！”

我只能送个顺水人情。2月9日我向中组部领导汇报北京考察结果时，李锐对我`坏笑`：

“你朋友排第一呀！”我立即清白自己：“我就怕你们说闲话，把陈元放在状元、榜眼和探花之后的第四名。老段坚持，我没办法！”（陈元下半年升任市委常委，98年任开发银行行长，2013年在邓朴方卸任后，陈任政协副主席达副国级，终于修成正果。）

需要补充一点：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段君毅坚持把陈元列为最优秀的第一号选拔对象，后来又有革命元老王震到中组部说项，准备安排为北京市委副书记。但是，在党代会的差额选举中，陈元连市委委员都没选上。“大佬”就将陈元安排到不需要选举的中国人民银行当副行长，接着调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

还有一例：

旅游局下属的工艺品公司经理薄熙成（薄一波之子），勇于改革敢于创新，我们一致同意提拔薄为副局长。5月底，考察组与市委讨论重要局长人选。北京书记段君毅说：“我看小薄可以当旅游局正局长。”我说：“我和熙成算朋友，他才三十出头，副局长锻炼几年再转正，对他和薄老都有益无害、对改善老干部和干部子弟的形象也有利。”再次开会时，段书记对我说：“小阎，我问一波同志了，他说熙成当正局长好。”我哑又莫言。

对薄熙成的任命最终还是他老子说了算。青年干部局只能“哑又莫言”。“大佬”说了算的任命制，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大佬”们“举贤不避亲”。有“大佬”们的坚持，哪里还有“伯乐”说话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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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干部局的几件事

“统治阶级要有统治意识。”这是陈元多次对阎淮讲的。陈元还说：“对干部子女政策的出发点应是阶级利益，它是阶级政策的一部分。”青年干部局发生的几件事体现了这个思想。

第一件事：“记录在案”的双重标准。

1983年4月23日，中央组织部下发“中组发[1983]6号文件”：《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文件说：“对造反组织的重要头头和有严重问题的人，应由大学认真负责地将经过调查核实的材料，通知其现在单位和有关省委组织部，记录在案。今后，凡从文革的大学生中选拔领导和选派出国，必须与他们原大学联系，取得其当时的表现材料。”“记录在案”工作由青年干部局负责。阎淮写道：

1983年4月27-29日，我代表中组部在北京大学“留学生宾馆”，主持北京各高校党委副书记和组织部长参加的“记录在案座谈会”。在开场白中我说：“我理解‘记录在案’就是去年社会上清理文革中有问题的‘三种人’（即：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在大学的翻版。不同的是，‘清理’是面对面，定性后严肃处理；‘记录’是背对背，青年学生就不处分了，记下来以后留神就行了。”三天会议，就是贯彻“6号文件”。·

·····但会上不乏“杂音”，北大书记提出：“高干子弟当头头，是否记录？”北工大跟着“敲边鼓”：“鼓吹血统论的谭立夫呢？”清华组织部长与我熟悉，也将一军：“老阎，你们清华红卫兵推倒二校门，你朋友贺鹏飞记不记？”我公开保证：如实向上级反映，一周内明确答复。私下向清华领导交底：“老人家们”此举专为“整治”批斗他们的造反派，岂能拿自己子弟开刀！成立青干局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对付造反派红卫兵。

会议结束次日，我回中组部向李锐汇报会议情况，并请示“高干子弟问题”。李锐：“你对清华领导说得好，就是那么回事！”随后，李锐向秘书又述一份电话稿，让部办公厅立即通知北京组织部，转告各大学——文革初期保守的老红卫兵头头，不在“记录在案”范围。

 

第二件事：让陈楚三写红卫兵的情况。

1983年，在中组部青干局的清华校友李志民找到陈楚三，说中央大力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了一大批干部，这些干部多年关监狱、住牛棚，与世隔绝，对“文革”中的红卫兵怎么回事不太清楚；他希望陈楚三写个东西，介绍红卫兵的起源和发展。陈楚三推脱不过，花了大约半个月时间，用稿纸写了一万字左右。当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公布。陈在信中认为，毛主席确应对左倾错误负主要责任，但中央其他负责人也有左倾错误，例如，蒋南翔就是被刘少奇打倒的；红卫兵正是左倾错误的产物。信中简述了中学红卫兵产生的背景是左倾错误的影响，以及他们后来成立“联动”反中央文革被打成反革命；简述了大学红卫兵部分人因反中央文革也被打成反革命，举了地质学院朱成昭以及报纸上报道的韩爱民等例子。

陈楚三的信中对红卫兵是跟着林彪四人帮“受骗上当”的说法提出异议：“我是共产党员，应当听党的话。叶帅在接见军队院校师生员工大会上说过，林彪同志只有59岁，身体非常健康，这是我们革命事业胜利的重要保证，让林彪同志作为我们的副统帅，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可庆幸的大事。周总理则不止一次说过，江青同志是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不听林彪的、江青的，那么总理的话、叶帅的话我们听不听？信不信？要是都不听，还能当党员吗？如果一定要说我们受骗上当，那就是受党中央的骗，上党中央的当了。”

陈在信中特别提出“八旗子弟”问题：“许多干部子弟运动初期敢于造反，紧跟毛主席和党中央；但当自己的父母受到冲击、被打倒，就患得患失，不那么‘紧跟’了，有些人逍遥了，有的还因此对毛主席和党中央产生怀疑。比较起来，大批工人、贫下中农和普通干部子弟反而无私无畏，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陈楚三写的材料寄给青年干部局李志民，后被送到陈云那里，1984年2月27日，陈云作了如下批示：

耀邦、（剑英暂不送）、小平、紫阳、先念同志：我建议将此信和陈楚三的材料均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并加发整党指导委员会和中组部。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有关部门应当研究。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清理“三种人”是一场政治斗争，要防止有人将水搅浑。像陈楚三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绝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三梯队，但也要给出路。

陈云批示中说的“此信”是孔丹和董志雄给陈云的信，信中说：

“在当前整党中，有人散布一种舆论，说什么‘老红卫兵’也是‘造反派’；有的地方和单位竟把‘老红卫兵’在‘破四旧’中发生的问题当作‘三种人’问题来清查；还有的人仅仅因为担任过“老红卫兵”组织的负责职务或参加过‘西纠’、‘联动’这类在‘老红卫兵’中名声比较大的组织，就被视为“文革”中有严重问题，而影响到对他们的使用和提拔。凡此种种，我们觉得同中央有关文件、中央领导同志有关指示的精神都是相违反的，需要澄清和纠正。否则将不利于整党，不利于清理‘三种人’和建立第三梯队的工作。”

“我们认为在这次整党中，‘老红卫兵’虽然也需要结合自己的经历，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觉悟，但对他们在文革初期的缺点或一般性错误，绝不应当再予追究，对中央文革曾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罪名，更不应该再拿来作为追究他们的依据。相反，倒是应当充分肯定他们在文革中的主流并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依靠他们和广大的中青年和‘三种人’进行斗争。”

陈云的批示以《“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1984]2号”，84年2月27日》发给有关部门。此后，孔丹和陈楚三就有完全不同的命运。前者代表高干子弟的命运，后者代表普通子弟的命运。

孔丹北京四中上高三时赶上文革（是“西纠”的头头），文革后直接考上社科院吴敬琏研究生。1981年研究生毕业后任张劲夫秘书，以后调光大集团任部门经理、集团副总经理、总经理，中信集团总经理、董事长等职。

陈楚三，父亲陈潭秋是1921年7月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13位代表之一，1943年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陈楚三1960—1967年在清华大学上学，文革中是温和的造反派。1968年分到贵州水电部第九工程局当工人，1985年到北京联合大学自动化工程学院当教师，1992年到实创总公司担任部门经理、总经济师，1995年到一家民营企业担任副总经济师、董事、监事会主席直到退休。陈楚三的父亲陈潭秋虽然不是普通人，但早已牺牲，陈楚三没有权力的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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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淮的书中写了选拔“第三梯队”的情况，“文革中的表现”是最重要的选拔标准，但这个标准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平民子弟和“红二代”不一样；保过文革后得势高级领导人的红卫兵青云直上，反对过文革后得势的高级领导人的学生终生不用。

 

第三件事：管教干部子女的文件被否定。

阎淮在书中写道：

尽管干部子弟在文革初期的“历史劣迹”不被“记录”，但在1983年“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运动中，一些子弟的“现实罪行”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体谅民情的胡耀邦在12月8日中央书记处第101次会议提出，中央应该下发《关于对干部子女管理教育问题的通知》，让全社会共同监督子弟们。此文件应该由中组部青干局起草，但我们局内意见分歧，一时无法下笔。干部子弟反对发文件：“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都摘帽平反了，这不又搞出一个‘干部子弟分子’！”平民子弟赞成：“有些干部子弟太不象话了，该好好管管！”

一向观点分明的我，有些“二乎”了，痛恨子弟中的害群之马，又怕发文件伤及无辜。于是我向李锐建议：“开个子弟座谈会，听听大家意见。”

1984年3月3日，由青干局召集，李锐主持的“干部子女座谈会”在中组部召开，主要讨论“干部子女文件”发不发，若发写什么。先后发言的有：陈云之子陈元、崔月犁之子张晓彬、于光远之女于小虹、孔原之子孔丹、耿飙之子耿志远、邓拓之子邓壮、秦邦宪之子秦钢、王其梅之子王昌为、史立德之子史元旦、陈毅之子陈昊苏和李大钊外孙女李虹。

陈元多次对我说过“统治阶级要有统治意识”，这次他又“首发”，高屋建瓴地提出问题：“如果一个阶级对自己的子女都没有把握，他就不配称为统治阶级。对干部子女政策的出发点应是阶级利益，它是阶级政策的一部分。”孔丹的发言有代表性：“中央精神可以理解，想发文件用心良苦，但左右为难。现在这么多大事，发这个文件是添乱！”

最后李锐总结：“你们一致不同意发，确实不好发。我们对干部子女是关心的，大家要争气。”胎死腹中此文件，李锐与我皆欣慰。

*十年后，我们又谈起此事，共同反思：“当时真应该有个管束干部子弟的文件！”

青年干部局发生的这几件事清楚地表明：“统治阶级”在保卫自己子女的利益是毫不含糊的。对子女的安排是一个家庭最大的利益，“统治阶级”一直维护和争取这个利益。

 

“统治阶级”的阶级自觉性

陈元校友说：“统治阶级要有统治意识”。“统治阶级”、“统治意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导意识形态》中提出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1卷第52页），时间是1846年，指的是德国社会。100多年以后，陈元校友重提这个概念指的是什么呢？这时的中国，什么是统治阶级呢？

阶级本来是属经济范畴。列宁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10页）怎样占有呢？通过占有生产数据。经过农业集体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生产数据的私人占有已经消灭。也就是说，1956年以后，中国经济上的阶级已经没有了，旧的生产关系被消灭了。

《共产党宣言》说：“如果说它（指无产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无产阶级）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3页）。按照这段话，陈元校友说的“统治阶级”不可能是革命成功以后的“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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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陈元校友说的“统治阶级”指的是什么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按这个说法，“统治阶级”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或者说是“全体人民”。*

然而，这个1954年宪法中确定、以后多次修宪时没有改动的说法，解释不了当今的社会。这也违背陈元校友的意思，他说的不是“全体人民”的利益，而是说“对干部子女政策的出发点应是阶级利益，它是阶级政策的一部分。”从陈元校友强调“阶级利益”是“干部子女”的利益，他说的“阶级政策”，是维护“干部子女”利益的政策——从逻辑上分析，他说的“统治阶级”是不是特权阶级？是不是权贵阶级？

是不是网上说的“赵家”？*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学家们描述中国的社会结构时，通常用“阶层”、而少用“阶级”。

“没有阶级意识的阶级是不存在的。阶级与‘层次’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阶级意识。”（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杨祖功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43页）如果处于同一阶层的人们有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并且愿意为这个阶层的共同利益而采取自觉的行动，那么，这个阶层就有了一种共同的意识——`阶级意识`。

一个阶层产生了共同的阶级意识以后，就成为一个阶级。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急剧分化，成为不同利益的阶层。说“阶层”，而不用“阶级”，是因为各个阶层的人们还没有形成共同的阶级意识。

一个开放社会，社会阶层流动通畅，今天处于底层，明天可能向上流动，从而缓和阶层矛盾。开放社会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阶层和谐。如果社会阶层固化，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信道被堵死，底层社会就容易形成阶级意识，就会为共同的利益采取自觉地的行动，就可能发展为阶级斗争了。这样，中国社会就无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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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直认为，`赵家`只是“闷声发大财”，拿不出或不愿拿出什么理论依据。

陈元校友的话表明，他们不仅是“闷声发大财”，还有明确的“阶级意识”。有了这个“阶级意识”，搞阶级特权就可以理直气壮、肆无忌惮。所以，自文革后期以来，干部子弟占有了一切有利的先机：参军、保送上大学、提拔当官、公费出国留学、下海经商······凡是好的机会，干部子女都首先占有。

下海经商以后，他们又利用父兄掌握的公权或余威轻而易举地成为巨富。这么多一连串不公平事件为什么无法阻止？是因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意识”强烈地维护其“阶级利益”。

如果说，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第二号领导人陈云的长子的话带有理论色彩的话，那么，中国第一号领导人邓小平长子的话就有实践的操作性。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原所长陈一谘曾有一段对话：

邓问：“一谘，你说说看，改革是什么？”

陈答：“任何改革都是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要使那些穷苦老百姓富裕起来，政府就要给每个人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和环境。”

邓笑着说：“你说的是原则。现实地说，我觉得改革就是：谁有本事，谁就从国家那儿捞一块！”邓朴方接着说：“过去国家把什么都管起来了，现在国家要松绑，要放权，就是要利益共享，谁能捞一块，就让他捞一块。”

陈说：“照你这个说法，那谁离权力近不就可以捞得多，还是一般老百姓吃亏吗？”

邓说：“你看历朝历代，总是能人先得利嘛！”

陈说：“不然，现代社会的实现，是要给每个人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

邓说：“你说的不错，但这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开始能做到的。总是一部分能人先富起来，再达到共同富裕。”（《陈一谘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第294-295页）

“从国家那儿捞一块”，“离权力近的人捞得多”，这正是中国改革中发生的真实情况。

中国的巨富多半是离权力近的人。

离权力远的人不仅捞不着，还会被剥夺。“统治阶级的统治意识”就是`赵家人`搞特权的意识，就是“从国家那里捞一块”意识。

特权阶层其所发能“捞一块”，是因为有制度条件。这个制度就是“权力市场经济”（也可称为“权控市场经济”），即权力操纵和控制下的市场经济。由于对公权缺乏必要的制衡，掌权者利用手中公权进行权钱交换、权权交换，一个个权力中心成为吸金“黑洞”，财富快速地向有权者和买权者集中。

 

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宣扬，会召唤出“被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所以，我对陈元校友的“阶级自觉性”十分震撼。近年来中国民间的“仇官”“仇富”情绪就是“被统治阶级”“阶级意识”的萌发。

如果“统治阶级”还继续以“统治阶级的统治意识”大搞特权，就会逼出“被统治阶级”为保护“阶级利益”采取“自觉的行动”。试想一下，这时的中国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2017年6月2日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江一　

来源：华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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