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民在瑞典因撒泼，深夜被赶出旅馆并遗弃在郊外，引起吃瓜群众关注。关注的焦点一是这家人不文明的举止，二是瑞典警方执法有无程序和做法上的过失。瑞典警方报告尚未出笼，但我们可以先看看美国警方在类似情况下的要求，然后比照瑞典警方做法，是否有缺失。
美国警方在出警后，对犯事者无论是拘留或不拘留，都是有正当程序和做法要求，如果在保障犯事者权益上处理不好，会吃官司。
根据美国联邦民权法规（美国法典第42章第1983节），如果警方在执法程序上有缺失行为，造成对个人或家庭伤害的，可以起诉州和地方政府官员侵犯其享有的宪法权利，以获得金钱赔偿。
最高法院和美国上诉法院表示，第五和第十四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提供了两种民事诉讼的依据：（1）"special relationship" doctrine; 或（2） "state-created danger" doctrine。依据这两条原则，产生相应的责任。
"Special Relationship" Liability
当公权力控制个人时就触发了向该个人提供保护的义务，换句话说，当警方控制犯事人的同时，就有责任采取合理的措施来对其提供安全保障，确保该人员免受可预见的危险。
这类索赔可能是针对惩戒官员，也可能是针对狱警，甚至是针对在一个人被逮捕后，押送警的行为。例如，如果警察逮捕并铐住一个人并将他放入警车的后座运送，如果没有用安全带固定他，那么如果有人追尾警车，造成被逮捕人受伤。警方就要对此违规行为承担责任，因为你的囚犯无法自己绑上安全带，你有责任在开车前替他绑好。
"State-Created Danger" Liability
这是比"Special Relationship"责任更常见的被诉责任，这类情况发生在，如果一个人犯事未到被拘留逮捕的程度而被放行，但因为警方的疏忽，这个人被其他人，或自然因素危害造成受伤或死亡。也就是说，如果警察的行为或疏忽使得被处警的人处于不稳定和危险之中，需要承担"State-Created Danger"责任。
应用 "state-created danger" doctrine的例子比应用"special relationship" doctrine案件多很多，而且它们的事实往往更为悲惨。
Wood 案
华盛顿巡警Ostrander于凌晨2点半截停了一辆车，逮捕了醉驾司机，并将车辆扣押，让其妻子独自离开，后来其妻在路上被一名男子控制被强奸。上诉法院裁定，根据"State-Created Danger" Liability予以赔偿。
Kniepp案
警察Tedder在一个冬天的夜晚，拘留散步的一个男人和他醉酒的妻子，由于这对夫妇离家不到一个街区，警察允许丈夫先回家照顾孩子，后来警方释放了还未完全醒酒的妻子，在回家的路上，她摔倒在路堤上，遭受了严重的脑损伤。这个案子也适用于"State-Created Danger" Liability，警方被起诉。
Munger 案
警察Glasgow 接到报告，醉酒和好战的芒格在一家酒吧闹事，Glasgow 赶到，将芒格驱逐出酒吧，由于外面温度很低，芒格又只穿着牛仔裤和T恤，他在外面徘徊了一夜，在两个街区之外冻死了。芒格父母提起诉讼，并获得赔偿。
现在回到瑞典警方驱赶中国公民案，当警方将人深更半夜丢到人烟稀少的地方，存在该家庭被打劫的安全隐患；当身体孱弱的老人被置于寒冷的冬夜，难保其身体不会受到更大的伤害，这些危险和不确定性都是警方可以预见的。比照美国警方的要求和做法，瑞典警方的执法显然是有缺失的。
万幸的是，这家人被遗弃在郊外未产生悲惨的后果，但瑞典警方的荒唐做法足以引起人们思考，是警方不够专业，不能够预见和预防危险事件的发生，还是警方不在乎危险事件发生在这家人身上，需要给出答案。
注：2016年3月，一名土耳其教授被警方抛弃在同一地点发病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