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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沈明高：消费改变中国——规模、结构与路径
2018. 大国博弈背后的市场逻辑
2018. 2018年：继续看好大消费的逻辑与事实
2018. 中国消费升级：美国历史的重演？
2018. 2018年：继续看好大消费的逻辑与事实
摘要：沈明高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认为，出口撑起了过去40年中国的工业化，消费将是未来30年中国现代化的可持续动力；如果转型成功，未来30年，中国将从出口大国转变为消费大国，从贸易顺差转为贸易逆差，从工业化走向现代化。
本文作者是沈明高和陈蒋辉。沈明高为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原文标题《消费改变中国——规模、结构与路径》。
核心观点: 消费改变中国，也将改变世界。中国大国的优势，在于不需要依赖外国需求来实现本国的消费与制造业升级。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3日召开会议，时隔三年再提“扩大内需”，此内需或与之前的内需不同，扩大国内消费很可能成为“新内需”。
在未来3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取决于能否在确保制造业全球份额基本稳定甚至略有增长的前提下，大力提升消费占比。2016年，中国制造业占G20的比重为34.8%，而居民消费占比仅为10%。
中国消费潜力即是经济增长的韧性。根据国际经验估计，未来30年，按不变价计算，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大约将增长4-7倍左右；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名义消费增幅或可能会高达18-32倍左右；而如果维持过去30年中国名义消费支出增速，年均增长14.1%，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名义消费支出将增长52.5倍。
从消费结构看，目前中国居民消费大致相当于美国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五十年代和韩国八十年代。在东部较发达地区，非必需品占比已接近60%，与日本相同人均GDP时的水平相当；30年后，这一比率可能接近80%，同时必需品消费支出占比可能减半。
消费改变中国的方方面面，最重要的是以下三个方面：通过消费升级带动制造业升级，也只有消费升级，才能带动制造业升级，制造业升级反过来又是消费可持续升级的必要条件；从出口大国到消费大国的转变，中国或从外贸顺差国转为外贸逆差国；消费驱动的外贸逆差，是人民币先区域化后国际化的基础性支撑。
如果维持过去10年的消费增速，20年后，中国有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布局中国消费升级，就是布局中国的未来，这需要把握以下几个关键词：品牌、标准化、代际升级、新业态、世界级企业。
美国发起的贸易摩擦或“贸易冷战”，或许曾经成功地遏止了前苏联、德国和日本的崛起，但这一招对于中国不一定适用。如果能够利用好大国消费的规模优势，中国可以化解贸易摩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正文
新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将发生根本性变化，消费而不是出口和投资，将改变中国。
从内在逻辑来看，这样的改变已经在发生。 出口撑起了过去40年中国的工业化， 而消费将是未来30年中国现代化的可持续动力；惟有消费升级，才能带动制造业升级，而制造业升级反过来又是消费可持续升级的必要条件；如果转型成功，未来30年，中国将从出口大国转变为消费大国，从贸易顺差转为贸易逆差，从工业化走向现代化。
中美贸易摩擦将加速中国经济向消费转变的进程。世界两个大国的贸易摩擦，有贸易争端、有技术遏制，也有实力较量，但其背后的实质，是两个世界级消费中心的竞争，即现在的美国和未来的中国。因此，应对美国发起的贸易摩擦甚至“贸易战” ，有很多方法（如报复措施、补贴措施等），但这些措施或多或少都是有代价的，不少是“零和游戏”；只有鼓励消费将使中国处于战略有利地位，对内可以继续推动制造业升级，保持适度经济增长，对外可以化解“遏制中国” 的力量， 更为人民币国际化打开突破口。
一、 中国消费的潜力
从总量来看，由于大国效应，中国工业化在国民富起来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大部分。按照Maddison Program 基于购买力平价的计算， 在目前的人均GDP水平下，中国制造业占G20的比重高达 34.8%，较同一人均GDP水平时的日本高25.6个百分点（图表 1）。尽管相较于图中美国的最高点48%，仍有10多个百分点的差距，但美国的这一个高位发生在全球业化水平还比较低的1966年。在目前基础上，中国制造业占比继续升高，无疑将会挤压其他国家的市场份额，甚至导致贸易摩擦。事实上，美国制造业占G20的份额，已经从1966年的高位跌去一半以上至2016年的21.7%。与中国制造业总量的强大相比，中国消费力量明显较弱。2016年，中国居民消费占G20的比重仅为10%，不到同期制造业占比的三成（图表 2）。德国和日本的消费占比与其制造业占比几乎同起同落，美国是例外，在其制造业占比跌去一多半的50年间，居民消费占比仅下降了7.6个百分点。
然而，对中国而言，过去的40年不可完全复制，也难以从过去的40年外推未来30年。1978-2016年的全球经济增长中，消费与投资增长基本同步。 这一期间，扣除物价因素，全球消费增长了2.9倍，仅略低于投资3.2倍的增速（图表4）。相对来讲，中国式崛起，出口带动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与世界同期水平相比，中国出口、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倍数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9、18.5和7.1 倍。
未来三十年中国消费增长的潜力和规模，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方法来推算。
1.1 人均消费水平
中国人均消费占人均 GDP 的比例从全球范围内来看明显偏低。按照世界银行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价，2015 年，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337美元，是人均GDP的36%（图表7） 。
在全球 74 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国家中，人均GDP与人均消费存在非常强的正相关关系（图表8）。 如果我们将中国2015年的人均GDP 代入图表8中的经验公式，发现中国在2015年的人均消费应该达到3765美元（2010年不变价美元），对应消费GDP占比应为58%，与实际相差22个百分点。
过去三十年，尽管滞后于出口和投资增长，中国消费总量在较低的基数上仍然增长了11.2 倍，远快于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图表 9）。
按照可比的人均GDP水平，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大致相当于美国1934年，日本1957年，以及韩国1987年。按照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倘若参照美日韩的发展路径，可以推算出中国30年后人均GDP在20466（美国路径，该路径部分是受二战影响）至34332美元（日本路径）之间，韩国路径非常接近美日均值，为27031美元。
我们可以用两个方法推算三十年后中国人均消费规模：
其二，用美国、日本和韩国相应年份的人均消费支出与人均GDP关系来确定（图表 10）。在这些国家人均GDP与目前中国相当之后的30年，即1964年的美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57%，1987年的日本消费占比为55%，以及2017年的韩国消费占比为49%。同样按14亿人口和美日韩三国人均GDP的走势和消费占比，我们可以得到中国在30年后三种路径下的居民消费总规模，即 26.3、18.4和16.3万亿美元，分别是2017年居民消费规模的7.0、4.9 和4.3倍。
由此可以说明，中国未来消费潜力巨大，可以成为经济中速增长（4-6%左右）的主要动力。上述分析表明，未来30年，按不变价计算，中国消费支出大约可以增长4-7倍左右。但是，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增幅将大幅度提高。过去 30 年，美日韩消费支出扣除物价因素后分别上涨 2.4，1.6和3.8倍，三国本币通货膨胀分别上升2.2、1.2、3.2倍，名义值累计分别增长4.4，1.6 和14.8倍，名义增速接近实际增速与CPI相乘，部分差距或来自不同国家统计口径的不同和调整。中国过去30年通胀上升4.5倍，以此推算未来30年，按人民币计价，中国名义消费增幅或可能会高达18-32倍左右。比较而言，如果维持过去30年的名义消费支出增速，即年均增长 14.1%，未来30年，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名义消费支出将增长52.5倍。
可以预料的是， 除非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否则，中国消费规模超越美国，将较GDP赶超要慢得多。目前，中国消费总规模已经超过日本，但仍只是美国的30%。
情景一：假设 1）按日本的路径，即中国维持日本1957年后30年的增速；2）中国人口规模不变，即维持14亿人口；3）以美元实际值推算，即按照现在汇率计价；4）美国维持过去10年增速（约2%年度实际增速），中国GDP将于2026年左右超过美国。但是，由于中国目前居民消费占比偏低，即使按照日本1957-1987年的增长推算，中国未来30年都难以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图表11）。
情景二：如果我们调整假设 1）为按照中国过去10年增速（即美元计价的 8.2%年实际增速） 外推，同时维持美国的路径不变，那么，中国GDP同样将于2026年左右超越美国，但消费总规模或于11年后的2037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中心（图表12）。
上述讨论表明，如果政策措施得当，未来30年中国存在着保持消费继续较快增长的需要和可能。在制造业增速放慢的时候，消费是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中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中国未来的消费规模，很可能介于情景一和二之间。重要的是，消费增长是一个慢变量，因而需要更早、更快地采取措施鼓励消费，具体措施包括加快城市化进程、大规模减税、大幅度提高退休保障和医疗保障水平等。
二、 消费结构的演进
中国的消费水平可能被低估，但从目前中国部分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数据看，与当年人均GDP 跟目前中国相似时的美国、日本和韩国很接近。 概括而言，中国目前居民消费的发展阶段大致相当于美国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五十年代和韩国八十年代。 我们从三个方面做比较：
前面提到， 以2010年美元计价的人均GDP，中国目前相当于美国的1934 年、日本的1957年和韩国的1987年；
从食品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例看，中国目前相当于美国的1930年代（由于数据原因，没有具体年份）、日本的1970年和韩国的1988年（图表13）；
从每1000名居民拥有的机动车数看，中国目前相当于美国的1923年、日本的1969年和韩国的1992年（图表14）。
从国际经验看，综合而言，随着人均GDP的增长，消费行业将出现分化，必需品的消费增速慢于非必需品的增速。结果是，在整个消费支出大类中，必需品消费支出占比下降，非必需品消费占比支出提高。由于早期数据缺乏，我们分析美国1976到2006这三十年和日本稍早的30年（1970-2000）的消费结构变化，结论非常接近（图表15和16） 。
我们可以粗略地将每日消费占比均下降的行业归为必需品，占比都上升的归为非必需品。根据这一定义，必需品包括食品、烟酒饮料、服装鞋类、家具和家庭设备；非必需品为健康医疗、教育、休闲娱乐、运输通讯、水电燃料和住房。
图表17揭示了日本从1970年开始30年后非必需品消费支出占比的变化，或许可以预示中国现在以后30年消费结构的变化。可以看到，在随后的30年间，日本居住及水电支出、医疗保健支出、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以及交通通讯消费支出占比均成倍增长，应是未来30年中国最具成长性的消费行业。 与此同时，日本的食品烟酒消费、衣着消费和生活用品消费支出占比持续下降，占比大都接近减半（图表 18）。其中， 食品烟酒消费占比下降最多，从1970年的30.8%下降到2000年的16.1%。中国目前的食品烟酒消费份额为30.1%，可以预计在接下去三十年中，占比很可能会减半至15%左右。
中国必需品消费支出占比下降是大势所趋，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必需品消费没有成长的空间。由于消费基数低，即使按目前社会消费品零售额10%左右的增长，30年可以累计增长19.2倍。中国分省的经验显示，必需品消费支出占比与居民储蓄率负相关，即降低居民储蓄率，可以提高必需品消费支出占比，部分原因是低收入地区预防性储蓄比重较高（图表 26） 。
消费改变中国，也将改变世界，这是由中国的大国效应和发展阶段决定的。一个大国难以可持续地通过出口和全球消费来支撑其现代化；相反，大国的优势恰恰在于，不需要依赖外国需求来实现本国的现代化。从目前中国的发展阶段来看，消费和消费升级将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
消费改变中国的方方面面，最重要的是以下三个方面：通过消费升级带动制造业升级；从出口大国到消费大国的转变，是一个从外贸顺差向外贸逆差转变的过程；消费驱动的外贸逆差，是人民币先区域化后国际化的基础性支撑。
3.1 消费升级带动制造业升级
对中国的增长模式而言，全球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的拐点。当全球贸易受挫，中国制造业就难以继续依靠出口维持快速增长。2008年以后，中国货物出口和制造业占G20市场份额开始出现“剪刀差”，这个缺口近来继续扩大（图表27）。相应地，出口交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持续下降（图表28）。这预示着三种可能，一是全球贸易继续复苏，通过增加出口来缓解国内产能过剩压力；二是通过鼓励国内消费，确保总需求有一个合理的增长空间；三是放慢制造业的增速，相应地容忍GDP增速放缓。这三种路径中，鼓励国内消费更具建设性，经济增速或仍有放慢，但消费增长韧性有助于提高整体增长的韧性。
目前中国政府强调创新和制造业升级，这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创新和升级不只是解决存量问题，更需要解决增量问题，因为只有增量才能带动经济增长。鼓励消费就是创造增量空间，打开制造业升级的空间。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消费升级决定了制造业升级的空间，即制造业增长的空间主要决定于消费升级的能力和空间。
中国成为消费大国的过程，基本上是一个外贸顺差减少的过程。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低端制造业转移之后出口减少，这一过程通常与消费升级同时发生；二是消费升级带动进口增长。
中国离贸易逆差国并不遥远，而且，贸易逆差也不是洪水猛兽。从国际经验来看，消费占GDP的比重通常与外贸顺差占GDP的比重负相关。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美国消费占比上升了将近10个百分点，使美国逐渐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逆差国，在这一过程中外贸顺差与消费占比高度负相关（图表31）。从1970年到现在，德国一直保持了外贸顺差，但顺差占GDP的比重与消费占GDP的比重也是高度负相关（图表 32）。
总而言之，各国经验基本一致，即居民消费占比与外贸顺差占比呈负相关关系。图表36中，惟有印度的情况似乎有所不同。外贸逆差可以发生在新兴市场经济，也可以发生在发达国家，从较长的时间来看，这无关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也与本币贬值和资金外流没有必然的联系。
很多因素决定着一个货币的国际化进程，但我们认为，消费或与消费相匹配的外贸逆差是关键因素之一。 有不少指标都可以衡量一国货币全球化的指标， 从全球交易投资货币的角度看，消费和贸易占比基本上可以解释一个货币的国际化程度（图表37）。相比之下，受政策管制的影响，目前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低于其基本面所决定的比例，也就是说，人民币的国际化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如果国际经验对中国适用，高额外贸顺差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制约因素。从主要国家和地区看，中国是最大外贸顺差国，远高于欧洲，而美国则是最大的逆差国（图表39）。不过，这并不排斥人民币仍然可以逐步国际化，国内金融改革和金融开放都有可能推动人民币的国际使用，使之在国际金融市场发挥与经济实力相适应的作用。
本币国际化将助力海外投资（ODI）扩张，进而进一步推动本币的国际化。国际经验显示，一国货币越国际化，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的比重就越高（图表40）。“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实现，一定是以人民币为中心的战略。人民币国际化与国内改革和消费升级高度相关，但这两个都是慢变量，由此我们也可以认为，“一带一路”将是一个渐进的长期过程。
人民币国际化，将带动更多的以人民币计价的海外直接投资，配合中国的消费升级与进口增长，是实现“一带一路”战略目标的重要前提条件。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3日召开会议，时隔三年再提“扩大内需” ，提出要把加快调整结构与持续扩大内需结合起来。这固然有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新不确定性，但重要的是，此内需或与之前的内需不同，扩大国内消费很可能成为“新内需” 。
鼓励消费，是化解中美贸易摩擦的良药。首先，中国的贸易顺差将随着消费升级和制造业转移而逐步下降，中国与美国贸易摩擦最激烈的阶段即将过去。从这个角度看，中美贸易争端的经济风险或迎刃而解。其次，如果贸易摩擦是被用来遏制中国崛起的手段，国内消费增长正好可以对冲外部风险，消费升级仍有可能推动中国制造业创新与升级，也可化解政治风险。
我们可以据此认为，美国发起的贸易摩擦或“贸易冷战”，或许曾经成功地遏止了前苏联、德国和日本的崛起，但这一招对于中国并不一定适用，中国仍有足够的优势、空间和措施，在未来十年内，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20年后，中国有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中心。布局中国消费升级，就是布局中国的未来，需要把握以下几个关键词： 品牌、标准化、代际升级、新业态、世界级企业。
第一、 突出品牌优势。 过去很多消费品牌主要来自欧美发达国家，这是由他们的消费实力决定的；大国大众消费崛起，特别是非必需品消费需求的可持续增长， 就是中国消费品牌崛起的过程。即使是现在的西方消费品牌，只有跟中国消费市场相结合，才可能保有其品牌优势。
第二、 实现标准化可复制。 即使在必需品消费方面，中国仍有明显优势。 以麦当劳肯德基为代表的西方快餐风靡全球，而目前中餐还没能有一家全球性的企业，关键找到中餐标准化的突破口。相对而言，火锅的标准化程度是最高的；随着 AI 的普及和大数据的运用，中餐在食品标准化这一问题上很可能会迎来新的突破口。
第三、代际消费升级方兴未艾。 代际消费升级，也是消费创新的过程。 随着80后，90 后，乃至00后的逐渐成长，代际更迭引发的消费升级显得越来越重要。在个性崛起的时代，小众兴趣衍生倒逼消费升级。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未来的消费主力军， 意味着未来中国储蓄率下降和家庭杠杆率进一步提高，由于年轻人消费的收入弹性高，收入增加会带动非必需品支出较大幅的增加。
第四、互联网时代的新业态，使得中国在消费在很多方面后来居上。 在互联网的时代，体量是关键。中国世界级互联网企业的崛起， 跟消费市场规模优势的叠加交互影响是分不开的。从目前市值来看，中国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和腾讯， 已经与美国的亚马逊和Facebook相当。 在移动支付领域，中国已经远远领先于美国。 据估算，2016全年美国移动支付规模是1120亿美元，而中国移动支付的市场规模高达5.5万亿美元，是美国的近50倍。中国移动支付技术领先美国，在“无现金社会” 方面领先一筹。
第五、发现和布局世界级企业。1955年财富世界500强名单中，只有60家公司出现在了2016年的榜单中。在1955-1994 年中，每年有8.5家新企业跻身500强，在1995-2016年间更替速度加快到了每年14.2家（图表 43）。在1996-2016年这20年间，全球500强中， 日本企业从141家锐减为52家，而中国则从2家大幅跃升到110家， 这背后最大的原因在于中国庞大的制造业的崛起。 目前， 中国进入全球500强的企业绝大部分是大型国有企业，零售消费公司占比较少。 据统计，2015年，全球100强零售与消费公司里，美国占了39席，中国只占7席（图表44）。在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结合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一批具有成长性的本土零售与消费公司正在崛起，提早发现和布局这些未来的世界级企业，将是价值投资者的必争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