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总有更冷的冬天

（原载于《世界日报》3月11、12日“上下古今”版面，用题《寒冬琐忆》。）

    最近两三个星期，纽约经历了血狼月和“北极涡旋”，两次天气异象都带来了超低寒温。我们所住的纽约长岛地区最低温度达到零下十五摄氏度，而体感温度更低达零下二十七摄氏度。印象里，这就是到纽约后经历的最寒冷的冬天温度。然而有关更冷的冬天的记忆，却还是在中国，在小时候。

    老家在苏北平原，儿时冬天的寒威叫人至今犹可感觉。记得那时到了冬天，大人孩子们就在我们应庄后的小河上走动，因为整条护村河都上了冻，成了天然的溜冰场。我们当然不知道溜冰是一种娱乐性的体育运动，我们穿着大蒲鞋（用蒲草麻线等物编织成的冬天穿的取暖防潮鞋子），在冰冻的河面上亦步亦趋，捡拾被风吹落的树枝，回家可作燃火之薪。

    那时候老家人还没有用上自来水，连挖井取地下水用也是后几年的事情。到了冬季，大人们就要在河边码头上打出一个洞来，洗衣，洗菜，淘米，便都是在那一方水洞里取水。每个冬天早晨，那一个洞口都被一层薄薄的新冰盖住。敲破薄冰，冰下的水清澈冷冽，有时甚至会冒一阵热气，因为冰下比外面要暖和一些，大约也是许多鱼类能够安全过冬的原因。

    雪后的日子，屋檐下总是挂满一两尺长、尖溜溜、亮晶晶的冰凌片。小孩子们常常跳起来把冰凌打断，体验那种搞破坏的快乐，淘气一点的更把它们当作冰棒吃。晾晒的衣服，也总是冻成紧绷的布料。傍晚收衣服回来，就要特别小心，生怕冻直的衣服一折之下就会断裂成两半。

    最难的是睡觉时候，被窝里冷冰冰，简直叫人睡意全无。为了暖和，每每要盖两到三床被子。一家四五口人常常只能睡一张床，自然免不了蹬抢被子，更多是抱怨谁的脚冷谁的腿冷，还有怎么也捂不热的，就被骂作“冷骨头”。我们往往还把脱下的棉袄等衣物也覆在被子上，一来取暖，二来第二天一早时衣服不至于太冷，只是那么重的被褥衣物压得人常常喘不过气来。记得那时有人传授口诀，“晚上猛一钻，早上猛一穿”，说的就是怎么克服晚上睡觉怕被窝冷、早上穿衣怕衣服冷的问题。

    我们家条件大约算好些的。自我十岁后，我们就搬进了新房子，弟弟和我有自己的床睡。母亲编织的蒲鞋，因为比别人家多用麻线，也更美观和舒服。每晚上，母亲会先灌上热水袋放在被窝里暖上，这样等我们要睡觉时不会那么怨天怨地。

    儿时冬天留下的深刻记忆还有冻疮。手和脸是首当其冲，耳朵脚趾等等也常常成为受灾器官。大冬天里，小孩儿的手红肿得像发起来的馒头，拿笔写字都很困难。我们这些不怎么做家务的男孩子还好些，平常把手抄在袖子里取暖。要帮忙做洗衣烧饭之类家务的堂姐们，常常手肿到破口发烂，让人不忍目睹。到了开春的日子，这些冻疮就奇痒无比，又是一劫，叫人几乎宁愿还是冬天冻着的好。

    大人也有痛苦的地方。因为要在地里干活，又没有现如今的各式靴子防寒护暖，很多人脚后跟裂口子，母亲是最受其害的。她脚后跟的口子又深又宽，几可看见内部的红色血肉。为了止痛，母亲常常在口子里填上歪脂油，然后把脚后跟举起来，对着煤油灯反复燃炙，为的是把那些皮肉烧死，不再感知风吹之痛。她那咬牙切齿忍受痛苦的模样，让我终身难忘。

    这边最冷的几日，有朋友说他们又穿起了到美国后就几乎没穿过的秋裤。血狼月之夜，我上身裹了两套羽绒服，下面运动裤之外又加一条牛仔裤，跑到后院小露台上看了两眼月亮，也就赶忙回到室内。小时候，自然是没有羽绒服穿的，于是经常要把各种衣服都裹上身。我记得那时自己常常要把仅有的两三件毛衣都扒上，外面还要再加一件棉袄。裤子方面呢，最常见的却是外裤之内再加一层灯芯绒做的卫生裤，后来变得时髦些，可以穿上小姨和母亲织出来的毛线裤，虽然臃肿，却是温暖又幸福的感觉。

    全球变暖是不争的事实。在我的家乡江苏淮安，冬天里能见到的冰越来越薄，叫人难以想像一条河都冻结起来的旧日冬景。即便如此，我们偶尔回去过春节去，还是被所谓“湿冷”吓怕，每每发誓再也不要在冬天回国了。只是在纽约经历多年未遇的极寒天气之时，却又叫人无端忆起在家乡度过的那些艰寒的年少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