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里亦知身是客
应该不是你
上个星期，收到一封电邮，来自儿子们就读的长岛华夏中文学校。邮件说这个周日上课期间轮到我们值班，务必提前15分钟到校云云。我赶着去了，就发现在教学楼的接待处有几位家长也在排队签到。问了一下才明白，原来是每位家长都要值班一次，任务就是维持走廊里的秩序等等，在课间和课后提醒小朋友们不要乱跑。
因为中文学校是租用纽约州立大学在本地分校一栋教学楼的两层，所以也有必要提醒家长和孩子们有规矩、守秩序，不得误入其他楼层和教室，以免干扰大学师生们的教和学。我之前也曾看到家长们套着印有“长岛华夏中文学校”的马夹，或站或坐于各个楼梯出入口，有几个还是熟人，并一直以为他们是义务值勤，却原来也是按序履行义务的家长们。
轮到我的时候，负责分配事务的小伙子给了我一只铃铛，说：“你就负责打铃吧！一共打四次，什么时间打，都在铃铛上写着了。到了时间，你楼上楼下各走一趟，提醒老师和孩子们该休息或者该进教室上课了。”
我不觉要笑，点头应了，又仔细看了看铃铛，却是最简单原始的一种，不大不小，刚好攥在手中。铃铛上用透明胶纸裹缚了一张纸条，注明四次打铃的时间。我捏住这铃铛顶芯，使劲摇晃，就听得“当当当”的声响，虽不算嘹亮，但警扰方圆十来尺里的人也是绰绰有余了。
因为第一节课开始无需打铃，我便携了铃铛先在老二的班里坐了一堂课，跟着一帮娃娃们复习最基本的中文拼音，却时不时查看手机，生怕错过了打下课铃的时间。快下课时，我轻轻出了教室，从一楼的东边出发，一路摇着铃走过去，引得好多人对我大行注目礼，真可谓“招摇过市”。
不想这铃声颇有功效。所到之处，我看到很多小朋友闻铃而动，更有人得了大赦令般、迫不及待地往洗手间跑。也有的老师仍然在黑板上奋笔疾书，仿佛要争分夺秒给学生们多教点知识。还有些班级，学生们早已经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打闹嬉笑，而老师坐在讲台边看手机或改作业。
从一个楼层的这头走到那头，不过百米长的走廊，但铃声又必须连续、平稳、响亮。没想到的是，这分把钟的路走下来，我摇铃的手腕竟有些不自在。爬着楼梯上二楼的间隙，我倒十分庆幸自己的手腕也可以稍事休息一下。等到把二楼各教室也“通知”完毕，已然是三分多钟过去了。我回到一楼，跟一个在楼道口值班的家长聊了几句，就又出发去打第二节课的上课铃了。
在“当当当”的铃声中，我也忍不住想及那些在铃声中读书求学的日子。小学初中都是在附近的学校读书，每天上学、放学，每次上课、下课，都依赖教师办公室外面的那盏铃铛。每天打铃的老师或不同，但铃声的连续和响亮却是一样的。上课时更似有一声急于一声的催促，下课时则似有一声短过一声的欢快，铃声里甚至能听出打铃人的耐心和宽容。
记得那时有些同学就住在学校边上的村庄，他们每每听到学校铃声响起才扔下饭碗背上书包望学校跑，居然也能不迟到。那时候许多人家不用钟表，在田里耕作的农人，在家做饭的主妇，都根据学校的铃声来判断时辰，也是如今不可想象的民俗和俚景。
后来读大学，教学楼里就只有按时响起的、但少了人情味的电子铃声了。初到美国求学，常能听到校园钟楼上按点传来的钟声，仿佛提醒着每一位象牙塔中人有关时间的永恒流逝。如今说起铃声，最常想到的却是《铃儿响叮当》这样的经典歌曲，和它们藉着铃声传递的有关节日的欢快和美好。
中文课结束后，两个孩子都说看到我打铃，问我铃铛在哪里，他们可不可以摇摇看。我告诉他们我已经把铃铛还给学校负责人，而且铃也不是随便打的，他们只好遗憾地长叹一声。属于学校的铃声，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渐渐消散于风中。不想我偶然得此机会，在中文学校做了一回打铃人，湮没在岁月风尘中有关铃声的几多记忆，以如此不经意的方式重现眼前脑中，倒是令人欣喜的意外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