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总理

 

 

摘要：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一生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目标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之崛起、人民生活的幸福，也可以说，实现中华民族之崛起、人民生活的幸福，是他人生的根本目标，也是唯一的目标。正是因为他认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是实现他人生目标的指南，他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选择走共产主义道路，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正是因为毛泽东所追求的、为之奋斗的目标及信仰与他所追求的、为之奋斗的目标及信仰是一样的，并经实践证明，只有在毛泽东领导下，才能战胜任何的敌人和艰难险阻，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获得成功，使他们共同的让中华民族之崛起、中国强大、人民幸福的根本目标得到实现，所以，他认定坚决支持毛泽东为领袖，坚定地跟着毛泽东，直到生命最后，是毛泽东最忠实的战友。

一、实现中华民族之崛起、人民生活幸福，是他人生的根本目标

周恩来出生在十九世纪末。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最黑暗的年代，人民百姓生活非常贫困，受着种种压迫。面对中国社会如此悲惨的现状，当时的周恩来立志要改变，把实现中华民族之崛起，让老百姓能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作为自己人生追求的目标。这里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周恩来把实现中华民族之崛起，人民生活幸福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实际上他是把实现这一目标作为了他人生的根本目标，也是唯一的目标。可以说，正是周恩来确立了这样的目标，使得他走向了全心全意、完全彻底地为人民争取幸福的人生之路。

强调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把实现中华民族之崛起，人民生活幸福作为自己的根本目标及唯一目标，主要是为了让我们更能深入清晰认识到周恩来以毕生的精力无私无我地投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之崛起、人民生活幸福的事业中，是完全彻底的，是纯粹的，总之，他绝对没有为了自我的任何目的，他来到这个世界，认知了这个世界，他就是来奉献的，没有为自己活着。周恩来一生为民、为国、为了世界，他这样做，是有着最深刻的内在依据的，是受到他最真实的思想力支持的。我们知道，人有了自我意识后，就有了超出自然意识的人生目标，自身、他人、事物都会成为目标对象，人的行动就有了目标指向，如果把人的人生目标指向做个划定，可分为两个指向，一个是内在“我”，一个是外在“他”。当人的自我意识真正的超越自我，成为自由的自在、自为，就会发觉有追求外在东西的实现比追求内在自我的实现更有意义，这时自我意识就可以征服本体，会将实现这个外在的东西作为他人生追求的根本目标，也是唯一的目标，按照自我意识的意志将自己的一切去奉献于所追求的外在，于是也就完成了两个超越，成为了真正纯粹的人。所谓两个超越，一个是指意识完成对自然意识的超越，有了自我意识；第二个超越是真正地使人作为精神之物彻底完成了对自然物属性的超越，他让自我在进入到了自己的意识、知道了自我后，使意识不再是自然的，使超越了的自我的意识以不谋求本体自我为目的，实现彻底扬弃了人属于自然的自然属性表现，这时人追求的目标就是人类社会进步健康发展必需的东西，也就是潜存于每个人都需要的东西。下来还要说的是，第一个超越产生的自我意识从根本上说还没有成为真正的自我意识自在、自为，其所为虽然不再是来自直接的自然意识，但这样经过反思的意识还是自然意识，没从自然的最内在中走出，只不过是有了理性的自然意识。当然这个超越却是实现第二个超越的必须的条件，因为有了这个超越，人有了反思，才使人看到了自身，有了道德的意识，意识有了异我，有目标的选择性，使自我意识有超越征服本体的可能，将自身成为追求目标实现的现实主体。可以这么说，如果自我意识将知道的我作为人生的根本目标，说明他超越了自然意识的自我意识依然在人作为自然物之中，自我意识还是自然的，人最终又回到自然属性，这样的人还是一般的人，未能成为纯粹的人，无论你生活的多么自我意识，但依然还是活在自然规定中，与真正把将外在的实现作为人生的最后目标的人是有着根本区别的。第二个超越是使人真正地彻底完成了对自然物属性的超越，有了对真理、高尚的认知，有了对真理、高尚的追求。他让自我在进入到了自己意识，知道了自我后，使意识不再是自然的，成为真正的自在、自为，使超越了自我的意识以不谋求为自我的目的，实现了彻底超越了人属于自然而表现的自然属性。完成了第二个超越的人是纯粹的人。纯粹的人在自我意识完成了对自我的超越，使自我意识再完成对理性自我的彻底超越，自我意识征服了本体自我，自我意识在自我中有了空前的自由，找到自我的本质，也是人最内在绝对的本质，去追求潜存于人类进步健康发展必需的内在东西，以此确立了人生奋斗以追求外在为根本目标，也是唯一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旦选中了方向，他就会坚定地走下去。人确立了以外在实现作为人生根本目标，则意味着为自身建立了一个至高的追求，也意味着必然对有着同一目标的精神的信仰，以一个精神向更高的精神的飞跃，自我意识就不再是完全的主观任意，自身与外在要与现实的东西联系起来，因此，自我意识按照实现目标的要求，产生目标意识，这样的目标意识必定要统领了一切，一定要对自身做完全的规定，同时要对自我意识规定，也要对自然的东西做规定，达到目标意识以自我意识去外化自我及外在的一切。至此，一切有碍于外在目标实现的自然的东西和意识的东西都要被排除。这样的人生，因为是在现实中以为了外在目标实现而奋斗的人生，因此，人生就成为为了外在目标实现，奉献自我贡献于外在的人生历程。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是真正了超越了自我的纯粹的人，他的善良正义，对人民、对祖国、对世界的爱撑载了他的意识，意识的觉醒使他认识到他的人生意义所在是实现让中华民族之崛起，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让老百姓能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正是这样，他将实现中华民族之崛起人民能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确定为自己人生奋斗的根本目标及唯一目标。周恩来总理将实现人民能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确定为自己人生奋斗的根本目标及唯一目标是肯定的，这不但是因为他年轻时就选择了为国、为世界、为民的革命道路，而最为重要的是他在六十多年的为国、为世界、为人民的奋斗事业中他以牺牲自我去战胜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做出的丰功业绩的一切经历，展示出了他是真正完全的将中华民族之崛起，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让老百姓能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作为了他人生的根本、唯一的目标。我们说，看一个人是不是能将为人民作为人生的根本目标及唯一的目标，是需要对他一生的经历表现来作检验的，也只能以他一生的经历表现作证明。因为人在确立人生目标时虽然是大概知道确立的人生目标对我自身要经历什么，意味着什么。但尽管如此，这时的人生目标毕竟还是在主观意识里的东西，而他对自己在特殊现实的环境中自我意识对自身的超越度是不知道的，也并不知道他实现目标的意志力有多强。如果其经历是完全的将为人民的利益始终放在第一位，那你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会按照实现目标要求不顾惜自己任何东西的。说人的自我意识可以超越自身，不被束缚，成为自在、自为的，是说人的意识在认定一个东西，可以在自我意识中使自身不为自己只为外在，自身的身体也可以按照自我意识的意志去做任何的事。但是要知道，意识与自身身体的自然生理关系是实在的，自我意识始终绕不开的是自己身体接受、感受的东西，如心理、肉体的感受这些东西必定要全部地传导给意识。可以说，自我意识必然要为感觉接收作出反应，因为人的自我意识知道意识是来自自身的身体，当开始一步一步要去实现确立的目标，就必定要将自身与外在发生联系，与外部世界发生碰撞，对此，此时的意识能不能超越自身，能不能将来自外部各种力量对自身的伤害及诱惑置之度外，这时才是最根本的考验，举个不太准确的例子，一个人确立了要学会游泳的目标，他走下水没问题，但下水后就被呛了，这时他感到游泳对自身的安全是危险的，于是他就不学了，那他的自我意识就没有超越自我，他自我安全是第一位的，目标就成了第二位了，实现目标的意志力不能支持他实现目标，也就是说学会游泳并不是他真正的目标，要真正把游泳当作目标，那是在被水呛了后，找出解决问题办法，继续学习，不会因游泳危险而放弃。当然，以游泳的例子来说人生目标的根本性和唯一性问题是简单了，因为人的一生是为己还是为人民远不是从一两件事上看得出来的。他要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要经受住各种各样的考验。一个人可以在敌人酷刑、枪口面前超越自我，做到坚强，然而，一旦身居高位，拥有了权力是不是能做到公私分明，真正做到将来自于人民赋予的权力，尽职尽责地用于人民百姓；再是一个人可以做到不怕苦、不怕累，一心一意地为国、为民办事，但是在被人误解，甚至冤屈了自己的情况下能不能继续坚持正确，坚持真理；还有就是对自己身上一些无意识的自然的不良行为能不能及时发现，马上去除；以上这些贯穿起来看，才能检验一个人自我意识的目标意识对自身的超越度，实现目标的意志力，即确立的完全彻底为人民的目标是不是根本唯一性的。

周恩来在他一生的革命生涯中，是经受过了各种情况下的各种各样的考验、检验，他是真正地将实现中华民族之崛起，人民生活幸福作为自己的根本目标及唯一目标，正是因为他是真正将实现中华民族之崛起，人民生活幸福作为自己的根本目标及唯一目标，他才能做到在各种艰难危的险环境中在各种各样复杂的情况下以他无私无我的辛劳付出，他的努力，为中国革命能走出一个个困局，取得实现中华民族之崛起，人民生活幸福一个个成果起了最关键的重要作用；当然，也正是他无私无我的辛劳付出的努力，才使得中国革命能在各种艰难复杂险恶的环境下走出一个个困局，从而保证了实现中华民族之崛起，人民生活幸福一个个巨大成果的取得。  

水石先生在他谈周恩来的忠诚一篇文章中概述了周恩来的革命经历：“周恩来从1919年参加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开始，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而又光荣伟大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军北伐，上海工人武装斗争，南昌武装起义，白色恐怖的地下斗争，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作战，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战，抗日大后方的统战工作 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和平谈判，人民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抗美援朝，恢复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克服“大跃进”后的经济困难，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直到“文化大革命”。这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斗争历程，其间有顺境也有逆境，有成功和胜利的喜悦也有挫折和委屈的苦闷，有的人退却了，有的人沉沦了。周恩来始终如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百折不挠，遇挫弥坚。”

我们可以看到，周恩来在上述的中国革命的奋斗历程中，以他超越自我的无私、无我人格及练就的斗争能力，始终是走在时代的前沿，走在革命队伍的前沿。一直在党的最高领导核心层工作，每当遇到重大的事件，关键时刻，他都是首当其冲，他在维护党的团结，保持党的战斗力，战胜各种困难取得胜利中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周恩来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在万里长征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他勇于承担责任，支持毛泽东领导红军，使几乎陷于绝境的党和红军从此转危为安，由被动转为主动，胜利完成了长征;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亲自赴西安与国民党谈判，使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为中国开展全民抗战日本侵略者开创了新局面，抗战胜利后，为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周恩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到各方面民主进步人士同情支持，为共产党彻底打败国民党建立了政治、群众基础;解放后，面对全国开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急躁情绪，他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保持了高度的冷静，在他的努力下，为新中国经济在出现严重困难时，留有了度过难关的回旋余地，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称赞，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是真正理解毛泽东主席发动运动意图的人，在这样的大的动荡中，是他没有一点私心，没有想在大的动荡出现大的变革中谋求自己需要的东西，他完全深刻把握住了毛泽东开展运动的最本质的东西，因此，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不怕被误解的稳稳站在他这个最艰难最艰巨的重要位置上，以他那超强工作精力、无可替代的能力，让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得到实施，使在国家许多机构几乎陷于瘫痪的情况下，能保证了国家社会经济的运转。甚至在一些项目上还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周恩来为了实现他忠贞不渝的目标鞠躬尽瘁将身力、心力用到了极限。（周恩来六大无）文章写到：“如果计算工作量，他真正是党内之最。周恩来是1974年6月1日住进医院的，而据资料统计，1至5月共139天，他每天工作12～14小时有9天；14～18小时有74天；19～23小时有38天；连续24小时有5天。只有13天工作在12小时之内。而从3月中旬到5月底，两个半月，日常工作之外，他又参加中央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其他会议和谈话57次。” 

    周恩来在他一生的革命生涯中，能够经受各种情况下的各种各样的考验，就在于他内心产生的要实现中华民族之崛起、人民生活的幸福的愿望，是只来自于内心的一种唯一的愿望，是在内心深处直接产生的东西，我们知道，人生奋斗历程和结果是以他的逻辑理念为其逻辑前提，而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人生奋斗目标理念的起点上就是只做奉献，没有追求自己需要的东西，应当说，正是在产生要实现中华民族之崛起、人民生活的幸福上述愿望的同时，自我的东西则在他的意识里消失了，这样，他设定为之奋斗的前提就把自我排除在他要实现的目标之外了，而正是他的设定为之奋斗的前提把自我排除在他要实现的目标之外，因此，他的自我意识对自身的超越所确立的目标意识，是具备完全的能力发现排除作为人身上最内在的一切有碍于他目标实现的自然的、自私的东西。所以，他在为实现中华崛起人民幸福的目标方面能做到最为的自觉，意志力的强大，对人的自然性东西克服的是最彻底的。他是真正做到了将实现中华民族之崛起，人民生活幸福作为自己的根本目标及唯一目标。

 

二、实现他根本、唯一目标的途径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青少年时期就将实现中华民族之崛起、人民生活幸福，作为他人生的根本、唯一的目标，在他的自我意识里已经没有了追求实现自我的目的，在人生道路选择上，他对一切封建传统的和资产阶级等追求实现个人价值的东西是批判拒绝的。当他知道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做了认真学习研究、深入了解其基本内容后，他选择走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路就是必然了。

周恩来是我们党最早从事共产主义运动，也是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共产主义是他最高的信仰，他按照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视党的事业高于一切，有极强的组织纪律观念，他全身心投入党交给的工作中，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到了最后。

 周恩来信仰共产主义与他确立的根本、唯一目标是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的，是他那纯粹的目的的最内在要求。我们知道，周恩来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之崛起、人民生活幸福，共产主义是要在全世界建立起公平、正义、平等，人人都过上美好幸福生活的社会，可以说周恩来的目标追求与共产主义的理念二者就其精神而言，具有同一的内质，不过要承认的是，周恩来那时的目标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理念虽然在精神的最根本处是同一的，但是，周恩来的目标意识还只是来自感知，在意识中还只是个普遍性的概念，还缺少应有的内容，主观的目标意愿没有找到客观的社会形态的落处，并且不清楚实现目标所需要的方式及过程，主观能动性不能与客观性很好的统一，也就缺少了可实践性，这样一来，他所确立的根本、唯一的目标则似乎总是在彼岸的。因为周恩来的目标意识是对外在实现的追求，他必须按照实现目标的要求找到真理，找到方向。可是当时的中国是不可能产生出实现目标的先进思想方法，可以说，当时的周恩来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是特别企望、祈盼有一个力量出现，能够让他消除精神的迷惘，为他实现目标指明道路，能够让他的目标成为现实。然而开始周恩来所处的情况是，社会上虽然为解救危难的中华，有盛行起的各种主义，这其中他也阅览过孙中山先生赞助出版的刊物，读陈独秀、李大钊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涉猎了从清朝进步作家顾炎武和王夫之的著作，法国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等，可以说，这些进步思想的书籍对他拓展认识世界的视野，在追求实现根本唯一目标的精神上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但上述东西从根本上并不能解决他目标意识的要求，因此，他没有盲从于这些思潮，也只有在当他知道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他这才找到了他真正需要的东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内容就是马克思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揭示了工人阶级在这一伟大革命变革中的历史使命。它是工人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是工人阶级争取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是一个十分严密的理论体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描绘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大同世界人人都幸福生活的基本形态，可以说，马克思阐述的共产主义理论学说对周恩来讲，就是他实现自己的目标所特别企望、祈盼出现的那个力量。在这里，展示给他的是一个全新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图景，及共产主义社会从主观思想设计理念走向客观现实的历史发展逻辑演绎的整个过程。这样就使他彻底明白了他确立的目标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并且又具有完全的合理性，换句话说，就是周恩来发自内心确立的目标，在共产主义理论学说中得到了认可，找到了根据，即他设定的目标的真理性、道义性、公平性及终将会成为现实性得到了科学有力的论证。大家知道，周恩来把自己生命存在的意义建立在所期望的外在实现上，在主观意识里是把自身存在的形式融入到他的目标实现的进程中，而绝不是只在主观意识里作希望，将自己置之度外，因此，如果说周恩来在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前有个信仰是点亮他的心灵去求索实现他的目标之路，那么在认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后，能够让他在为实现他的目标奋斗中燃烧起来的共产主义强大的精神力量就绝对的成为他最崇高的信仰了。周恩来的信仰因为来自最内在的自觉，所以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极为牢固的。

 周恩来信仰共产主义，这就意味着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成功即他确立的根本唯一目标的实现是有着必胜的信念的，正是有了这样的信仰，他做到了把自己的全部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也是在为实现他确立的根本、唯一的目标实现上交出了最完美的答卷。周恩来走上共产主义道路，这是使他的人生真正有了光明前途开始。在之前虽然周恩来的自我意识做到了真正的超越自我，将实现外在的东西作为他人生追求的根本目标及唯一的目标，但这种超越所达到的只是在自我意识的境界范畴。如果，人类社会还是处在工业化时代前，还没有产生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学说，那周恩来作为一个人，其存在于有限生命里的纯粹人的善良、正义的心灵还是无法在无限崇高的事业中建造永恒的辉煌。大家知道，人如果在彻底的超越了自我，将生命存在的意义完全建立在追求实现外在的一个目的上，那支撑生命的意义的就只是一个指向，也就是说支撑生命生活就只有一个内容，如果社会现实状况根本不可能使追求的唯一目的实现，个人生命也就彻底失去了意义，那结果就只能为社会时代的悲剧，伟大人生的悲剧了。战国时的屈原，清末的陈天华，国家、人民对他们确有至上的意义，他们都期望自己的祖国强大起来，不再受他人的欺辱，然而当现实演绎的与他们期望的却是相反时，他们又是无力、无法、无助来改变，那就只剩下空对着期望，无路可走。最后屈原看到国家亡殁已是必然，只能以身投汨罗江，与国家一起消逝的方式来表述对祖国的深爱。陈天华是在深爱深痛中觉得为国家还有唯一可作的就是以他的一死来唤起国民的觉醒报效这个国家了。周恩来在将追求实现人民生活幸福作为唯一的目标时，已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引，也有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及开始觉醒的广大民众进行革命的主体，这样，就使得周恩来在实现人民生活幸福的目标的路上有了光明的方向，可以说周恩来的为人民的崇高精神的理想意义是完全能以共产主义精神的现实意义体现出来的。所以我们说，周恩来有意义的人生是从走上共产主义之路开始的。

周恩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里不仅找到了实现目标的方向，而且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学说里找到了自己，认定了自己。马克思说过，“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对于马克思来说，他是以推翻资本主义这一人类社会最后的剥削制度为使命的。他创建的共产主义学说，不仅是理论，而且必须是实践的，这样，共产主义的学说，必然要找到推翻剥削制度实践的主体。马克思是在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中认识到了只有无产阶级能成为与资产阶级进行最后斗争的推翻剥削制度的主体，无产阶级为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须建立自己的政党来组织领导整个阶级为全人类的伟大事业奋斗。马克思将无产阶级的政党称作为共产党。无产阶级是社会历史发展产生的代表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最先进、最革命、最有前途的阶级，共产党须由无产阶级中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组成，共产主义学说依照实现共产主义需要，对共产党员的思想有高度要求，对共产党员的行动表现有明确严格的规定、规范。可以说，在共产主义学说里为共产党员设定了在共产主义伟大事业进行过程中超越了一般人的鲜明的精神性人格。周恩来以实现外在为根本唯一的目标，在自我意识里没有自私、自我，他加入共产党的目的是最纯的，没有为了个人的任何目的，他把共产主义学说所设定的无私无我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精神性人格的共产党员就看成是自己，他又以自身现实性的人格将真正的共产党员的精神给予彻底的展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周恩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里对共产党有了最全面最深刻的认识，他充分认识到了共产党是不断有新鲜血液输入的组织，其生命、智慧能力是超越个人的有限性的无限，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带领全社会的进步力量创建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实现人民生活美好幸福的目标。周恩来对党的无限忠诚正是来自对党全面深刻的认识，他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他做任何事完全从最有利于党的事业出发，以实现党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使党能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周恩来对党的无限忠诚来自对党全面深刻的认识，体现在一切方面。周恩来为实现人民的幸福这一根本目标加入共产党，他把能为党更好的工作，能最大限度为党奉献作为对自己的定位，他始终不忘初心，从不争权、争名、争地位。周恩来对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复杂性有清晰的认识，他也更知道自己在对中国革命成功所需的全面战略把握的局限，所以，他以最有利于党的事业出发定位自己，找好自己的位置，既能最大限度奉献自己，又诚心全力支持最有德能的同志成为党的领袖，以保证党能有一个率领全党走向成功胜利的坚强的领导的核心。我们知道，周恩来有多次机会担任党的一把手，但是他十分清楚他做副手最能发挥他的优势，对党的事业来说最为有利，于是他主动真切的将党的最高领导位置让与他人，心甘情愿地当被领导的角色，并且坚决坚定地维护领袖的领导核心地位，确保党的最高领导层的团结，不出现分裂，我们说，如果他周恩来有一丝的自私、自我、为我，把实现自我作为自己人生最大价值，可能就会产生出对任何事情都想着，对第一领导这样的位置不但不会让，或许还会争一争，试想，这事如果真要是发生在周恩来身上，那对党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可以说我们党、我们的人民是幸运的，恰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既有崇高的威望有强大的能力，但却没一点私心，对党、对人民、对他认定的领袖有着无限的忠诚。周恩来这么做，可以说，他确实不是为了表现自己伟大的谦虚，更不是为了“明哲保身”或“处世精明”因为这种事对他来说想都没想，他这么做完全就是为了党的事业。                   

 周恩来为维护党的利益，表现了对党的高度负责，为了捍卫党，他是舍弃自己的一切。他更不会因为自己曾受过不公平的待遇，而消极，在这一点上，我们从以下的事例中可以充分看出：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主导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对中共三中全会又进行了猛烈地批评。周恩来的处境是相当困难的，他和瞿秋白都被置于“被告”席上，成为主要的被批判对象。会议通过的决议指责中共“党的领导对于共产国际代表有不可容许的不尊重的态度”，以至于可能“只是字面上承认共产国际的路线”。这样的事情发生后，中央的威信受到削弱，党内思想极度混乱，小组织活动到处都是，情绪严重对立，正常的党内批评已难以进行。罗章龙等正在酝酿成立第二中央，王克全等也准备成立第二江苏省委，不少党员一时不知所从，全党面临大分裂的现实威胁。这种状况在中国共产党过去的历史中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一旦出现大分裂，就会给党带来致命的打击。面对这样复杂而艰难的局面，周恩来极其痛苦，自己虽然遭受了不应有的打击，但他没有趁此撒手不管，置身事外，他不会对党采取不负责任态度，不会听任党组织出现大的分裂。周恩来后来说：这时支配着他的想法就是“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他不顾自己的处境，恳切地说服大家，不能意气用事，要团结起来，使党避免出现分裂，共同渡过这段最艰难的时刻。他还代表中央同罗章龙、王克全等人谈话，做了严厉批评，并告诫说：分裂和反对党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了较大的分歧与纠纷，但党没有分裂，这与周恩来发挥的巨大作用是分不开的。中央红军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开始长征，在红军处于生死存亡关头，在决定中国命运的紧要时刻，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会议，是周恩来主动深刻检讨自己，承担红军失败的责任，坚决同左倾路线决裂，站在了毛泽东一边。对此，他没有一点考虑为自己，只是为了挽救红军，维护党的这一最高利益，他对遵义会议改变中央军事路线和领导，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长征中，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由于张国焘的个人野心，他仗着掌控的红四方面军比中央红军人多、装备好，向中央要权，使党和红军处于分裂的危险，为了使一、四方面军团结共同北上抗日，毛泽东深思熟虑，选择妥协，但是让出哪个位置、退到哪一步是个难题。他找张闻天商量，张闻天一心只想到促成四方面军北上，要把他的总书记的位子让给张国焘。毛泽东认为，张国焘“他要抓的是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经过反复权衡，毛泽东、张闻天建议把周恩来的总政委的职务让给张国焘。这时的周恩来正在生病，连续几天发高烧，不能进食息。毛泽东、张闻天来到周恩来住所，同周恩来商量。周恩来丝毫不计较个人职位，同意让出总政委之职。（党史文苑《从拥抱到决裂——毛泽东与张国焘之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始终就是这样，对党无限的忠诚，为了党的利益不受损害，以付出自己，用最大努力为党排忧解难，每在党遇到困难的关键时刻，为党建造出最好的结果。 

周恩来彻底的无私、无我对党的无限忠诚还表现在他为了党的事业，没有为自己留有一点丢不掉的，他是让任何的敌人及对手既惧怕又敬畏的斗士，他在“我”的问题上不患得患失。作为真正的共产党员，他的做人无所畏忌、坦坦荡荡，做事无所畏惧，从容果敢。他为党为人民百姓的事业奋斗，不管遇到多复杂的情况，其心理状态是绝对强大的。孙子说过：“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看两千多年来的中外英雄豪杰能有几人做全了五项？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做到了，我们知道，作为一般人来说，都是在乎自我的，即使是品行高尚的人他的内心的最深处，也还是隐藏着一个“我”，既然这个“我”能在心底藏住，那自我意识就不可能做到超越自我，自我意识里如果有“我”，那这个“我”归根结底就会让自我意识必然成为“我”的自我意识，正是由于这个“我”的存在，这就使人在心里并生了最不愿让人揭示出来或触及的东西，也就是这个最不愿让人揭示出来或触及的东西，一旦被揭示或触及，“我”的自我意识就缺失了控制自我的能力，就会急，会乱了心态，就会对自己追求的东西迷乱，而忘了自己的位置责任，做出本不该做的事来。《杜鹃山》的雷刚，就是很典型的让敌人抓到了他的软处，跳入敌人挖的坑里，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损失。我们前边说过，周恩来的自我意识完全超越了自我，他在与敌人、对手的斗争较量中，自我意识是完全舍弃了自我的，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自己没有任何不可揭示触及的东西，在捍卫党和人民的利益问题上，在党内同各种错误思想行为及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在从事的国际外交活动中，及同一切与他打交道的敌人、对手，找不到他身上有软的地方可以抓住来把他击倒，以此达到他们的目的。这是让对手最害怕的，也赢得了对手对他的人格敬佩和尊重。可以说，周恩来在为了党的原则和根本利益上，没有他不能做的，没有他不敢做的，从根本上说，周恩来也是不会做违心事的。因为他的意识意志是真正自由的。周恩来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没有“五危”。与敌人斗争，他不怕被捕坐牢，“1920年1月周恩来领导了天津学生抵制日货运动，面对遭受逮捕的危险，周恩来认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们闯进到省长办公地，结果被警察拘捕，面对敌人的高压，周恩来威武不屈、浩气凛然，视死如归；在反动当局慑于各界压力被迫公开审理这一案件时， 他义正辞严地批判反动法官的陈词滥调，热烈宣传爱国无罪、救国有理，使审判者受到了审判，把法庭变成了传播革命真理的讲坛。周恩来的这种不屈不挠的革命气概，使许多爱国青年深受鼓舞。”；周恩来干革命不为名不为利，一次，一位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的同志问他，为什么不做些理论工作。周恩来严肃地说，你怎么也讲这个话?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总要有人去管的。我多管些这类事，就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更大的问题。这是周恩来看淡名誉的表现。也正是看淡名誉，所以他也就不在乎人们对他如何评价。周恩来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干革命从不怕牺牲，在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为参加国共两党谈判，乘汽车在去西安路经劳山的路上遭遇土匪伏击。他临危不惧指挥随同人员抗击敌人，与死神擦肩而过。在重庆和南京，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谈判，多次遭到国民党特务盯梢、威胁、恐吓。他泰然处之，与国民党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周恩来为了党和人民利益，更是不惧危言来袭，不怕被误解，勇于苦苦坚守。1974年初，耿飚遭到批评后想辞职不干了。周恩来对耿飚说：我送你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这不仅是对耿飚的要求，也是他在整个“文革”中的自处之道。周恩来的无畏无惧，在十年文化革命运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周恩来更是没有一点的避缩，始终站在运动的最前方，面对各利益团体，他从党和人民利益出发来应对，他在最困难的时刻奋力支撑，同错误东西和有野心、有阴谋的人进行坚决斗争，他明知做一些事可能会被误解，但他依然无私、无我的坚持去做，保证了国家政局稳定，生产总体正常进行，民心积极向上，为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能够落实创造了条件。而对他来说，得到的只是他继续无怨无悔的在最苦、最难、最累、最险的岗位上干他的工作。这些充分体现出了周恩来为了党和人民利益他将自己完全超越的超然人格。周恩来是以最大的理性展现出完全的党性，以党和人民的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点。周恩来能做到这些，除了他的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灵活的斗争策略，高超的斗争艺术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他的无私、无我。在周恩来身上不存在有人性的弱点，所以当他面对一切对手时，他都表现出胜过对手的强大。前苏联总理柯西金对毛主席说：“周恩来这样的同志是无法战胜的，他是全世界最大的政治家。”他的无法战胜，是因为他没有自己放不下的。他能放下自己的一切，但却耗费了他的体力和精力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压力。正是由于常人难以忍受，或者难以做到，才有了对周恩来无私无我的表现的不理解，甚至有个别人对周恩来的诽意，这真是让人痛心的。

    周恩来为党为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不居功自傲，认为这本是他应该做的。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他一直任国家总理。但他身居高位始终把自己当作人民百姓的一员，他按照共产党员标准对自己有最为严格的要求。

我们在前边讨论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共产党员的论述中找到了自己，确定了自己。他通过学习，彻底理解贯穿了共产党员的内涵，即共产党员质的规定性，也就是说，怎样做真正合格的共产党员完全在周恩来的自我意识之中。由于周恩来自我意识的目的追求与共产党的目的一致性，所以，他的内心里没有一点对共产党党员要求的排斥，他是发自内心自觉自愿接受共产党员的各项规定，周恩来的自我意识理性完全到了真正共产党员化了。周恩来他通过工作、生活的全部使真正共产党员以人格形态在周恩来身上完成了。以下是周恩来总理日常工作、生活的几个小事例，或许是大家已熟知的，但我们从这里可以充分体会到周恩来在坚持党性原则，执行党的纪律、牢记党的宗旨等各方面是做到了完全的自觉。

（事一）“总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一直住了25年。这座老平房又湿又暗，多次请示总理都不准维修。终于有一次工作人员趁总理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周恩来年谱》记载：1960年3月6日，总理回京，发现房已维修，当晚即离去暂住钓鱼台，要求将房内的旧家具(含旧窗帘)全部换回来，否则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员只得从命。”

（事二）“一次，总理在杭州出差，临上飞机时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时鲜蔬菜，到京时被他发现，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并命令折价寄钱去。”

（事三）“周总理同胞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与三弟恩寿情同手足。恩寿解放前经商为我党提供过不少经费，解放后安排工作到内务部，总理指示职务要安排得尽量低些，因为他是自己的弟弟。后恩寿有胃病，不能正常上班，总理又指示要办退休，说不上班就不能领国家工资。曾山部长执行得慢了些，总理又严厉批评说：‘你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

    （事四）“文化大革命”中总理尽全力保护救助干部。一次范长江的夫人沈谱(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之女)找到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希望能向总理转交一封信，救救长江。周秉德是沈钧儒长孙媳妇，沈谱是她丈夫的亲姑姑。范长江是我党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又是沈老的女婿，总理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以这样深的背景，周秉德却不敢接这封信，因为总理有一条家规：任何家人不得参与公事。”

   （事五）“上世纪50年代的一天，周恩来总理率国家领导人前去机场欢送外宾，巧的是，飞机起飞之际，体育场正有中国队对印尼队的足球出线比赛。此时这些送行的高级将领便有些心神不宁，一心想着别耽误了自己看球赛过把瘾。有些人在目送着外宾进了舱门，可是门还没关上，就立刻地往机场门口走，有点像电影散场前的劲头。但周恩来仍是站立着，静等飞机升空，当发觉已经有人走了，他让身边的秘书告诉机场门口，一个也不许放走，都给叫回来。面对已返回的人，周恩来对他们讲了足有15分钟，缓缓抬腕看一眼表，又缓缓说：“我知道你们是着急想看足球赛，我叫住你们，给你们讲这些你们早就知道的道理。我讲15分钟，为什么?就是要让你们少看点球赛才能印象深一些。”周恩来就用这种少看半场球的办法，“惩罚”了失礼的将军们，使将军们都留下了深刻印象。”从这件小事看，不是说我们的将军们党性观念、组织纪律性不强，而是周总理的党性观念、组织纪律性是太强了，是强之又强，周总理在党性观念、执行党的纪律规矩对自己的要求没有死角，简直到了严厉的程度。

   （事六） “他作为中共的领导人，国家的总理用自己特殊的方式践行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群众路线，造福于人民。1958年中央决定加速首都城市建设，包括改造天安门广场和兴建十大建筑。当时人力、物力、财力都很紧张。周恩来指示：‘一定要同时注意解决人民居住问题，今年北京住宅的计划少了，应增加二十万平方米、八个月搞起来，不搞科学馆、美术馆，也要盖住宅。’广大群众积极支持兴建人民大会堂，当地许多居民主动搬迁让地，投亲靠友。周恩来非常关心这些群众的，多次过问，并指示在和平里修建新住宅楼，妥善安置搬迁的居民。当他察觉住宅建设进度缓慢时，在一次会议上，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严肃指出：‘你们光注意搞人民大会堂，不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大会堂盖好了，群众安置不好也不行!我们的人民群众多么好啊，我一想起他们就日夜不安。’由于周恩来的亲切关怀，搬迁的居民很快住进了新楼。周恩来又指示有关部门：‘人民大会堂建成后，要把全部搬迁的群众请回来参观，请他们看一场文艺演出。’”（水石 ：谈周恩来的忠诚作者）

从这件事上让我们看到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所具有的高度党性意识，时刻牢记共产党宗旨，真正做到了心里只有人民百姓，他充分展示出执政党总理对人民百姓诚信的自觉，同时从他身上也让人民百姓看到了共产党、政府的诚信。

 

    上述事例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身上是数不胜数的，周恩来总理严格按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由自觉以成为习惯的自然了。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人格化。

 

三、实现中华民族之崛起、人民生活的幸福目标，认定选择毛泽东为领袖是绝对的需要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同伟大领袖毛泽东走到一起，选择毛泽东为党的领导核心，坚定支持毛泽东，辅佐毛泽东，成为毛泽东最亲密战友，最根本的原因是毛泽东和他有着全心全意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相同目标追求，再是只有毛泽东才能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使共产主义学说真正直根于落后黑暗的中国，领导中国共产党唤起人民大众战胜一切敌人和困难，实现他们共同追求的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之崛起、人民生活幸福，是周恩来人生的根本唯一目标，在革命路上，选择谁，首要的是谁最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谁能真正的为人民百姓谋得利益。可以说周恩来就是在这个大的前提下做选择的。周恩来选择毛泽东为领导是必然的，他选择毛泽东是建立在中国革命需要的基础上的，选择毛泽东是周恩来绝对的需要。周恩来能这样做，重要的是在他的自我意识中为自身设立有个以实现他根本目标为最高原则的绝对意识，因为周恩来的人生目标在心中具有绝对意义。可以说，他为中华崛起、为了人民百姓幸福的奋斗精神逻辑，就是来自于这个以实现根本目标为最高原则的绝对意识。因此他选择谁肯定也是来自这个绝对意识，就是说选择党的领导人必须是要符合实现根本目标这一最高原则。建党初期，周恩来虽然有产生于中国社会现实的根本、唯一目标，然而客观地说，他的目标是偏于整体的实体，这样的目标就其现实展现，是足可以让周恩来完成彻底超越自我，成为纯粹的人，去追求，为实现目标奉献自身全部。但是偏于整体的实体的目标，是目标内在的有些东西还没渗入进意识，是在自我意识之外的，说明周恩来并没有完全进入到构成目标实体中最深处生活中，对实现他目标的根本地方、根本力量还是有较陌生的存在。所以他的生活经历因缺少应有内容让他的意识力不能够支持他去建立实现目标的通畅思路。大家知道，人要去改变一个东西，首要的是对被改变的东西内在有个透彻的了解，并全面掌握它，只有这样，才可以在外部丰富的知识中自由选出自己需要的东西为我所用。显然，正是由于周恩来对他要实现的目标或者明白地说对中国革命的本质问题即农村、农民问题的内在缺少透彻的了解，未能全面掌握，这就造成了他在确立了实现中华崛起，为人民生活幸福作为根本、唯一目标，在找到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情况下，却在具有丰富内容的马列主义中找不准指导中国革命好的方法。不过与机会主义根本不同的是，因为在周恩来的自我意识中有支撑他生命意义的实现中华崛起、人民百姓的幸福的明确奋斗目标这样的能动作用在，明确中国革命的根本目的，所以有着对共产主义坚定信仰的周恩来则能做到从马列主义的书本走出来，去寻找中国革命的本质所处。我们知道领导中国革命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领路人，由于周恩来知道自身的不足，这就必须要在党内他的周围为党选择党的正确的领路人，周恩来对党的领导人选择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必须是以实现他根本目标为最高原则的绝对意识认可的。事实证明，周恩来选择党的领导人始终是坚持这样原则的。让我们来看以下的事例：

“1929年6月红四军高层领导间对红军建设、指挥出现了不同意见，陈毅只得向在上海的中央汇报红四军矛盾并提议：中央如派人，朱、毛都可离开；中央如不派人，毛可先走，朱可暂留工作。而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就是周恩来，周恩来闻讯不仅没有支持交情深厚且一同赴法勤工俭学的陈毅，以及亲自介绍入党，在南昌起义中的下级——朱德，反而支持了曾反对过自己起草的‘二月来信’的毛泽东，并指出毛泽东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并专门批评了朱德与陈毅曾因极端民主化，放任群众讨论作战计划，导致湘南失败，认定只有集中指挥军队才能步调一致，行动敏捷。并判定陈毅前委书记职务不是中央委任的，是非法的，恢复毛泽东前委书记一职。陈毅按中央指示起草‘九月来信’，成为了古田会议的基础，古田会议也是毛泽东地位稳固的关键。

遵义会议鉴于博古同志的错误，要让张闻天同志代替他的领导职位，但博古不想交权称：‘交权可不是交三颗印章和文件箱，还要向共产国际报告，共产国际不承认，这个权就交不出去。’。由于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定位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在程序上博古是有理的。于是，周恩来与博古彻夜长谈，劝博古交权，后来，博古和自己的好朋友潘汉年谈到了交谈内容。周恩来跟博古说：‘你我都是留过洋的，我们对于中国国情不是那么了解，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老毛懂中国，他能搞成。我们共同辅佐老毛。把事情搞成’。‘现在我们的最高原则是作战胜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一致，我们要将问题提到最高原则上解决。’共产党人在最高原则之前没有什么是不能放弃的。第二天，博古交权。张闻天顺利接班。后博古坚决地站在了毛泽东这一边，对于周恩来一席话深信不疑。对确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周恩来起得作用也是最大的，因为他当时在我党具备有那样的地位和威信。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对我党具有空前的重要意义。” （金一南讲述）

以上的事例是足以说明在选择的领导人问题上，周恩来是坚决按照他的最高原则去做的。

 对选择谁，周恩来自己也曾明明白白地讲过。周恩来在重庆谈判期间，曾有记者问他：“周先生，过去你曾在陈独秀、瞿秋白、王明等人领导下工作，现在又在毛先生领导下工作，你怎么解释你的这种变化?”周恩来回答：谁能代表人民和革命的根本利益，我就选择谁。我拥护毛主席是因为他最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周恩来用发自内心的话简单明了地回答了记者，说出了他和毛泽东关系的根本所在。确如周恩来说的，毛泽东是最能代表人民的利益的。这不只是毛泽东对人民百姓有着来自内心深处的爱，而且只有毛泽东的领导能让人民百姓得到彻底解放，让人民百姓享有社会一切平等权利，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毛泽东是确确实实的一心一意为人民谋利益，也确确实实为人民谋到了利益。正是毛泽东、周恩来两人追求的根本目标相同，及毛泽东卓越的领导才能，让周恩来坚定选择毛泽东为领袖，跟着毛泽东始终不渝。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引领了周恩来目标意识的能动性有了正确的驶向，在实现他根本唯一的人生追求上有了辉煌的事业成就。在这个问题上叶剑英元帅也说过：“毛、刘、周、朱、陈、林、邓，除了毛主席的后六位，还有各位老帅等其他人，我叶剑英也算一个，从一定意义上讲，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让我们从心底佩服一个人不容易。但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中，大家逐渐认识了毛主席。别人也都当过头、掌过舵，但都不行。只有毛主席，把我们这些人拢起来，干成了建立新中国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这件大事情。” 叶剑英元帅的话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地位是不可替代的，试想，叶帅说的这些人，还有其他的高级领导人他们个个是人尖子，有的是大家出生，有的在国民党里已有了很高的权势，他们为了理想选择了革命道路，如果毛泽东不具备有让这些人信服的领导能力，如果毛泽东表现有一点为了自己的地方，这些人能跟着他吗。我们说，毛泽东最终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革命武装力量的统帅，人民百姓真正的伟大领袖，能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崇，就在于毛泽东的思想和他一生的伟大实践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方向，代表了中国人民军队的正确方向，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正确方向，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正确方向。是毛泽东为人类社会建造了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因为有了毛泽东精神指引，造就出了完美、最优秀的中华民族精神，并给世界的发展进步带来非常积极的影响。毛泽东时代发生最根本的变化是中华民族真正的醒了，占中国大多数的农民开始摆脱愚昧，能自主，人民百姓当家作主了，在外国人跟前有尊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不但实现了中国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国家自强，扫灭了一切邪恶顽疾，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以前所未有的人类创造精神建立起工业化体系和强大的国防，而且成为了维护人类社会公平、正义，保卫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二千多年来，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政权稳定，对人民不仅在政治上采用专制，经济方面实行压榨剥削，更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严酷的管束，实施愚民政策，使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处于蒙昧，不思进取，不求改变的封闭落后状态，并且一直这么循环往复地延续着。而普通的人民百姓基本是自然活着，他们没有自主生活的意识，没有自由，形成了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传统生活习性，特别是进入了十八世纪后的中国更加贫瘠孱弱，任由外强欺辱，中国人沦落到在世界上让人看不上瞧不起的境地，泯灭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本来。然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长时间沉睡，但它不可能不醒，在中国人民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活不下去，中华民族受压迫到窒息的情况下，国家走入到最黑暗时，一些优秀进步青年先醒了，他们要问天，要抗争了，他们为祖国的富强，为人民的幸福要进行革命了。他们在斗争中去找中华民族精神优秀的东西，要寻找真理。他们是引导中国走向光明的先行者。显然，在先醒的优秀进步青年中，毛泽东则是最为突出的。

 毛泽东之所以突出，从根本上说，是他真正做到了心里有人民百姓。说毛泽东心里真正有人民百姓，是说毛泽东心中的人民百姓不只是占有了他完全的意识空间，更为重要的是人民百姓在毛泽东的意识里完全是以能动的形态存在的，也就是说人民百姓在毛主席的心里不仅是一个受剥削、受压迫的实体存在，而且还是具有追求改变自己命运潜在意识的能动主体。可以说，这样的人民百姓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民百姓，才是真正的人民百姓。这样的人民百姓是几千年来承载社会存在发展的勤劳贫苦的芸芸众生，他们是创造历史动力的人民百姓。正是因为毛泽东心里是这样的人民百姓，他做到了按周恩来的话讲：“毛泽东懂中国”。是他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植根于中国大地，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在领导中国革命中走出一条正确的路、胜利的路，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出巨大的生命力，也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也正是毛泽东心中的人民的“实”，和能动性，作为实体能动的人民就实实的拽着毛泽东的魂，使毛泽东能以为人民谋利益这一根本目的，在领导我们党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过程中从来没有被任何其他的东西迷失，始终能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根本东西，也使得毛泽东心里真正做到了有人民百姓。毛泽东泽东是从小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低层农村的，与农民有过长期深入的相处，他是亲历了人民百姓生活的苦，没有社会地位的无助无奈等，这些是他做到真正心里有人民百姓的很重要基础原因。毛泽东6岁就开始做一些砍柴、拔草、拾粪、放牛等农活。8岁开始读私塾后，他还要早晚放牛拾粪，农忙收割庄稼。到了十四五岁，他几乎天天和家里的长工一起犁地、耙地、栽秧、割禾等，并与长工们比赛，抢重活干。“在10岁那年，他的父亲毛顺生买进了家贫如洗的堂弟毛菊生家的七亩水田，此事曾遭到他和母亲的强烈反对。到1949年9月底开国大典前夕。堂弟毛泽连到‘主席三哥’家作客时，毛主席对他说出了隐藏在自己心中四十六年的心事：‘我爷老子当初真不该买你家那七亩田呢!’毛主席对堂弟说：‘旧社会，私有制，即使兄弟之间也无情无义。我父亲和二叔(毛菊生)是嫡亲堂兄弟，他买田的时候，就只顾着自家发财置家产，全无手足之情，怎么劝也不听。我后来一直思考这件事——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冷酷无情的事情。于是，我决心寻找一条解救穷苦农民的道路。’”（贺济中：毛主席一生为民因无私而伟大）。“我决心寻找一条解救穷苦农民的道路。”这成了毛泽东一生的追求。“1910年4月，湖南长沙发生了饥民暴动。原因是湖南洞庭湖发大水，长沙、湘潭、衡阳等地闹旱灾，投机商人和富豪地主不仅不救灾，反而囤积谷米，导致粮价飞涨，穷人们买不起粮食，有人全家投河自尽，饥民们去衙门请愿却遭到枪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饥民们放火烧了官府衙门，捣毁了外国洋行、轮船公司和税关。清政府派兵镇压，被捕的饥民不计其数，许多人被杀后头颅悬挂在长沙城的南门外示众。这件事使毛泽东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他觉得那些参加暴动的饥民，同自己家人一样是无辜的百姓，只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所以才起来造反。百姓们的这种悲惨境遇，在少年毛泽东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毛泽东后来称其影响了‘我一生’。”(李焱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毛泽东时时处处关心人民疾苦)。毛泽东从小在中国社会最低层农村的生活经历，使他对中国的农村、农民的生活有了实实的体验和感受。他那最原初人性的善，对人民百姓生活的艰难表现了无限同情关爱，也对社会的不公平展现了义愤，并激起了他的追求，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确立了完全彻底为人民百姓谋利益的人生的目标。大家知道，当时农村人口占中国人口的90%上下，农村社会则是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础形态，所以说，只有了解农村，懂得了农民，才是真正认识了中国的人民百姓，才能深入了解中国国情。在毛泽东意识中，农村、农民的情况对他来说是完全透明的，再没有任何被遮蔽了的，不可知的，所以毛主席是真正意义的完全认识了解了人民百姓的，他对人民百姓的认识是贯穿了上下的。正是如此，毛泽东则是对中国社会情况了知的最为全面，认识的最为深刻。这在当时共产党中央领导层有思想的人里像毛泽东这样了解中国社会的是仅有的少数。我们说，毛泽东心里人民百姓的这种存在，使他能够对中国革命方式有正确认识及把握，这种认识和把握是在他特定的经历与其思想活动相互作用下的精神形成过程的展现。因为毛泽东要改变人民百姓的现状，人民百姓有改变命运的要求能量，因此毛泽东的意识以他的亲历为支点要探进人民百姓的意识，使得人民百姓在毛泽东的意识中与他进行相互交流。他知道人民百姓需要什么，能接受什么思想，接受了知识能做什么。他将自己对人民百姓的认识给予人民百姓，成为人民百姓自己的认识，这样的人民百姓在他的脑海中是具有了革命的能动性的。重要的是毛泽东意识中这样能动的人民百姓让他完全看到了农村、农民的革命积极因素的方面，能让毛泽东产生新的思想，这是中国革命成功很重要的方面。大家知道，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毛泽东在参加革命后，马上认识到了他确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目标就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所在，解决农村、农民的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所在的认识更加明确坚定。正是因为在毛泽东的革命意识中有人民百姓的问题，有人民百姓的需要，他是以人民百姓为根据，带着问题去找方法、找答案的，毛泽东意识中有了这些丰富的内容他就有能力选择和吸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毛泽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方法结合他拥有的丰富的社会知识，使他的思想力可以穿透了中国历史，穿透了现实社会，穿透了革命的一切敌对势力，也有能力穿透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他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以立根于中国革命的目的为支点，他很好吸收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了这些，毛泽东以他超凡的思想力，将上述拥有的一切进行了聚合，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这样，在他的主观意识里就建立起中国革命从起始到走向成功全过程的逻辑理念（包括建党、建军、建立政权等），即中国革命力量从产生到能够生存下去，到发展、到成功的思想路径。当他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后，这也就必然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全过程的逻辑理念在社会现实的展现。而中国共产党按照毛泽东的理念领导中国革命的成功，也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认识理论的正确，而这一切是来自他在中国最低层农村深入生活过，对农民的熟知，是在于毛泽东真正做到了心里有人民百姓。   

毛泽东真正做到了心里有人民百姓，让他这位完全超越了自我，一心想着人民百姓一心为了人民百姓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家一生在自我意识里具有了非常强的理性自我的个性。应当说，毛泽东理性自我的个性，为中国共产党建立起独立自主的意识起了最为重要的作用。毛泽东从小的生活经历使他有了强烈的自我个性的自我意识。他是在帮助小伙伴、帮助乡邻的过程中养成了他的自我自主个性的意识，这种自我个性的意识的养成，是因为他看到了自己的存在对他们的作用所产生的责任感、使命感。“他八岁进私塾馆，私塾中午不放学，学生得自带午饭。但是家境贫困的同学，连早餐都半饱半饥，哪里吃得上中饭?毛主席不忍心，常分些饭菜给穷苦同学吃，有时干脆全让出去，自己却忍着饥饿，到傍晚才得一顿饱餐。有一年天寒地冻，冰冻近月。毛主席在上学路上遇到一个衣着破烂单薄，冻得发抖的同学。他默默为穷同学叹气，想了想后，毅然把自己身上一件半新夹袄脱下来，披在那个同学身上。有一回，父亲定买了邻居的一头猪，猪的价格早已经说好，连定钱都交了，只叫毛主席去把猪赶回来。可当他到邻居家赶猪时，听到邻居当家的老阿婆正在唉声叹气，埋怨自己不走运，因猪价突然涨了，把猪贱卖自己吃了亏。并说：‘有钱人家少这几块不要紧，穷苦人家少几块可就少了一截。’毛主席听后，很同情邻居，说：‘价钱虽讲好了，可你又喂了这么多天，舍不得就养着吧。’结果，毛主席只拿了定钱回家。” （贺济中：毛主席一生为民因无私而伟大）。毛泽东正是通过对伙伴、乡邻的帮助中体会到了自我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说他知道他的存在对伙伴生活的关系作用，可以说就是这些培育起了他非常强的为了实现目的自我个性。毛泽东强烈的自我个性为中国共产党走向独立自主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主导作用，由于毛泽东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意识因素在党内的存在，才使我党在每次的危机中能摆脱困局。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毛泽东以对国民党蒋介石本质的认识，从中国实际出发，作为少数派力主不听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主张，使我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对国民党采取独立自主正确的路线政策，从而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力量能够生存、发展壮大，成为了中华民族抗日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就是在经历了一次次挫折后，逐步认识到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思想的正确。在此我们必须要讲明的是毛泽东的自我个性是理性的。这种自我性是为他的完全彻底为人民百姓目的建立的。毛泽东的自我，绝不是毛泽东为了我的自我、自私，他的自我只是为人民百姓需要的自我，是为了中国革命成功需要的自我。毛泽东一生追求的就是为人民百姓谋幸福，建立人人平等的大同社会，他是无私无我的。可以说，毛泽东为了实现他的为人民百姓谋利益目的，在他的自我意识里也是设立了以实现他根本目标为最高原则的绝对意识，这个绝对意识把什么是为我的自我和为人民百姓、为中国革命的自我清清楚楚地分开了。绝对意识的自我存在意义，对应的是为民的使命、责任，绝对意识建立的自我在这里把原本的我否定了。这个问题从毛泽东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思想及行动完全可以说明。红军一方面军是毛泽东亲自缔造的也是他亲自指挥的，红军一方面军是在他领导下通过战胜敌人发展壮大的。毛泽东在一方面军中有绝对威信。随着红军的成长，由他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也在不断发展。但是，毛泽东没有把红军和根据地带成他自己的。当党中央做出决定，免去他对红军的领导指挥权，他坚决服从了组织决定，把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交给了党中央，红一方面军绝对听从党中央的。毛泽东始终坚持把军队培养为党的，军队要绝对听从党的指挥。为了革命成功，毛泽东坚持自己的意见，但他没有消极对待，仍关心党和红军的命运。与张国焘比，张国焘到红四方面军还是中央派的，他把革命的军队看成自己的经营。一、四方面军会师，他就可以不听中央的，按他的意志把四方面军带走。我们说，张国焘也是很自我的，在党内算是相当有能力的，但他的自我性在自我意识里是为我的，是自私的自我个性。可以说他入党干革命的目的就不纯，最后他走到敌人阵营叛变革命是有其必然性的。再说建国后，毛泽东作为对中国革命成功有着最大贡献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者，依然保持艰苦奋斗作风，从不自私。正是由于他的带头作用，引领了中国最好的党风，社会风气。下面从（贺济中：毛主席一生为民因无私而伟大）的文章选几段事例看毛泽东在以为党为人民百姓这个最高原则的绝对意识对自我的严格要求，所表现的无私、无我：

“毛泽东女儿上学，他不准用公车接送;收到礼品，他吩咐一律交公;亲友托他找工作，他一概拒绝。他不仅严于律己，更严格要求身边工作人员，特别警惕在身边出现‘贵族’。他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敲响警钟：‘我们感情很深，可是，如果你们腐化了，就不要怪我翻脸不认你们。’‘其身正，不令而行’。他的一言一行都感化和鼓舞着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党的事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毛主席和老百姓同甘共苦，带头降工资，不吃红烧肉。毛主席的工资原来是610元，全国进入困难时期后，他第一个把自己的工资降为404.80元。同时，宣布‘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结果，毛主席七个月没吃一口肉，跟老百姓一样饥肠辘辘，腿脚常常浮肿。他的一件睡衣用了20多年，补了73个补丁;一条毛巾被上的补丁达到70多个，一双拖鞋穿了20多年。在惩腐兴廉问题上，毛主席从来就是旗帜鲜明，敢动真格;更重要的是，毛主席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要别人不腐败，首先必须保证自己不腐败;要别人清廉，首先必须保证自己更清廉。他说：‘’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壳’。用自己脑壳做担保，昭示出毛主席对于防治党内腐败的坚定决心和浩然正气，更是一个对历史、对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小女李纳出生于1940年，现早已退休，每月退休金很少，她得了肾病。因为她不是‘老革命’和‘我党的高级干部’，许多医药费不能报销，因此，无钱医治的肾病已经非常严重。她丈夫的退休金也不多，儿子只是工薪阶层。她没有凭借毛主席女儿的特殊身分，要求给予特殊照顾。曾经有农民企业家寄钱给她，也有港人寄钱给她。她收到钱，都捐给了革命老区，贫困如故。对此，她从不解释甚么，宣扬甚么，她只记住自己是毛主席的女儿，应该怎么做。因为毛主席一生对子女亲属要求非常严格，要比平常人过更朴素的生活。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面对强大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侵略军，有人害怕了，而毛主席带头送子参军，当别人劝阻时，他却说：‘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去?’当毛主席得知毛岸英牺牲的消息时强忍悲痛没让眼泪落下，他伸手拿烟，两次都没从烟盒里抽出烟。站在一旁的李银桥急忙帮他抽出一支，再帮他点上。屋里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响动，谁也不说一句话。只有主席抽烟的咝咝声，和弥漫在屋里的烟的辣味。毛主席的手有些轻微的抖动，长长的烟灰落在地上。又沉默了很久，毛主席抽完第二支烟，把烟头拧灭在烟缸里，用略带沙哑的声音，发出一声叹息：‘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现代化战争是不分前后方的，毛泽东把毛岸英送到朝鲜战场，就意味着面临有牺牲危险。

通过以上的事例，我们说毛泽东是有很强的自我个性，但这个自我的个性在他的自我意识里是被定为只是为了实现外在需要的自我。大家知道，马克思、列宁不仅只是想的自己的国家的民族、人民，他们要的是解放全人类。毛泽东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自我有着为世界人民谋利益的胸怀，他的完全彻底为人民肯定是超越民族和国界的。毛泽东也是想着对全世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和人民。新中国成立后，他领导的中国，对全世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和人民给予无私的最大的国际主义援助。 

    以上说了很多，就是想能更清楚地讲明，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成功，其根本所在就是他真正做到心里有人民百姓，他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百姓谋利益。正是他以人民百姓这个中国革命的基础，让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扎了根，也使我党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根本目的，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党。正是我党坚持了独立自主，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才真正能结合起来，让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开了花、结了果。是以上的这一切，让毛泽东超越了他人，攀上了没人能攀上的高山，站到了让一切人仰视的巅峰。

    毛泽东前任的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等，可以说他们参加革命也都有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远大志向，他们追求真理，热情自愿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他们之所以没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不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虽然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缺少像毛泽东那样有深入到人民百姓中生活的经历，特别重要的是缺少有深入到生活在社会最低层人民百姓中的经历。大家知道，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只能是采取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式，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农民。（这个问题是人所共知的，这里就不讨论了）然而，由于上述党的领导人他们缺少有深入到在社会最低层人民百姓中生活的经历，农村、农民对他们是未认识的领域，所以就不可能产生出对中国革命根本问题上的正确认识，虽然瞿秋白较早提出过农民革命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问题，然而，这也不过只是认识到了的意识，还没有深入进去，意识依然是空乏的，没有能动的内在力量，而其他的人或是根本就没有认识到开展农村根据地，进行农民革命斗争的重要性。现在我们都清楚一个道理，就是作为一个有理想、有奋斗目标的政党，要实现政党的目标，那首先是作为主要的领导必须要有从自身产生出能够带领全党实现目标的一个正确的革命理念。我们刚在前边说了，共产党要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只能是采取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式，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农民。既然这样，那要让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他们去建立适合中国社会革命的正确理念则是难以做到的。我们说，虽然理念属于主观意识的东西，但革命成功的理念确是须要在主观意识里把符合社会性运动发展的过程推导出来，从起始到每个终结必须是具有足够根据严密的逻辑性。因此建立理念则在他的意识里必须有能支起产生理念厚实的精神材料作为逻辑展开的根基力量。由于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理念必须是以农村、农民开展武装斗争的进程，但是，作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他们虽然熟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但他们拥有的关于农村、农民的知识材料和对农村、农民斗争认识的程度是不足以能建立起农村、农民开展革命斗争理念的。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我党右倾机会主义掌握领导权，没有形成一个适应当时形势发展的革命斗争的正确理念，对国民党叛变革命没有充分的准备，几乎没有建立起能够与敌人抗衡的自己独立的物质的力量。这样，就无法反击蒋介石、汪精卫对革命的绞杀，使大革命失败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接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失败的教训，开始认识到自己抓武装的重要，但党的最高领导层还不清楚开展怎样的武装斗争方式，而只有毛泽东按照他已形成的革命斗争的理念，领导发动了秋收起义，根据实际及时带领部队选择走向农村上了井冈山，开展武装割据，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共产党有了属于自己的根据地，建立了初步的政权，这对中国人民革命来说是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实际就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正确认识实践的结果，是毛泽东的中国革命理念与客观的统一。可是当时掌握党的领导权力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认识不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不认同农村包围城市会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特别是到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更是否定毛泽东正确的主张。由于他们这些人实际上是因为读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信仰了共产主义，以年轻人对真理的热情追求，促发他们走上了革命道路。可以这么说，他们不是因内心有一个要实现的根本目标找到共产主义，而是在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看到了俄国十月革命成功，是以追求真理的精神信仰了共产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走上革命道路的。这种目标的建立由于目标意识缺乏实感的支持，则就显得偏于概念，也容易不顾实际，出现为了信仰而信仰。他们的思想来源于书本，来源于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因此，在他们的意识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就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说的，只能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方式。换句话说，就是领导中国革命必须按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说的，必须按俄国十月革命的方式走，否则就不是正宗的无产阶级革命。实际上，也由于他们在确立自己革命目的时就少了一个来自内心深处需要实现的东西，他们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目的，则缺少了一个根，这样他们就把实现共产主义过程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都看不清晰了，如果与毛泽东确立的目标方式比，虽然最终的目标都是要实现共产主义，但是，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实现目标方面是以不断发展自己来实现根本最终的目标，实现目标是建立在自主的基础上的，毛泽东实现目标的任务是非常具体，实际的，有步骤、方法非常明确。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这些人实现目标是把自己作为工具定位的。但是，由于毛泽东建立的中国革命的理念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的字面找不到，不符合俄国十月革命的方式，所以，他们不认可毛泽东的理念和实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以他们对中国革命的理解，领导中国革命，或许根本就不需要建立自己的理念。很明显，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和对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定位是符合当时共产国际的要求的，在当时中国共产党总体的自我意识能力还不具备对党领导中国革命本质有正确性认识，因此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有着强大权威的共产国际支持下很自然地能走到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位置上。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革命，由于没有一个正确领导中国革命的理念，于是他们的领导革命只能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照搬俄国的经验，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他们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行动不是自主的，而是要听命共产国际的指示，这已成为当时的组织原则。结果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指挥官李德就成了红军作战的实际指挥，由于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面对敌人以强大军力优势的进攻，却盲目地采用苏联的军事进攻和防御策略进行指挥，以不切实际的方式应对，导致了红军在军事上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使革命根据地丢失，红军被迫进行长征，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挫折。长征开始，红军处境仍十分危险，在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党中央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恢复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权。在毛泽东带领下，我们的党和军队的命运才终于有了转机。毛泽东领导红军战胜敌人除了最主要的思想路线正确，还有就是毛泽东坚毅、坚韧的性格展示。这在红军长征中，对红军全体官兵是绝对的需要的。因为红军长征刚开始就陷入湘江之战，一战下来，红军损失过半，当时在极艰难、前途迷茫的环境下，红军队伍要完整的坚持下去，光靠坚强，坚定是应对不了的，必须要有坚毅、坚韧的坚持力支持。正是毛泽东具有过人的坚毅、坚韧，使长征途中的党和红军的各高领导指挥人员有了主心骨，有了一个精神的依托，并能依次传导给红军上下官兵，使红军队伍在没了根据地，又遭重大失败，力量严重受损，每天都有敌人重兵的围堵的情况下，有了战胜敌人和困难的坚定信心和顽强意志，保证了红军队伍的完整不散，才使得红军队伍避免了勇敢的走向悲壮可能，而是顽强走上了胜利道路的继续艰行。毛泽东面对强大敌人的这种定力待到十多年后带着周恩来、任弼时等转战陕北时，面对几倍于我的敌人毛泽东那临危不乱、从容坐定，纵览全局和笑谈未来的神态再现，更是不仅让周恩来，包括身边的任何人都算服了，他们从直接感受中有了毛泽东是真统帅、成功舵手的伟人风范意识。再是毛泽东高超的指挥作战艺术成为了红军战胜敌人的又一重要原因。长征途中国民党军是以数倍的兵力围追堵截红军，红军稍有不慎就可能遭遇全军覆没的危险，因此必须采取灵活多变的战役行动。毛泽东的用兵如神，最终让红军从敌人的战略包围中走出来，赢得了长征的胜利。整个长征走下来，让周恩来更加坚信了只有毛泽东的领导，中国革命才能成功。

中国共产党经过了延安整风，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从根本上得到确立。从此中国共产党真正成熟了。对于这一切，周恩来起了最为重要的作用。由于周恩来对毛泽东正确意见的支持采纳，为毛泽东在党内的正确提供了展示的机会，全党才能知道毛泽东的正确，才能明白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才知道了原来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说，周恩来在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问题上，为我党、为人民百姓、为中国革命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周恩来对毛泽东党的领袖地位的认定，是从毛泽东对党一个个正确的建议和他革命实践的成功事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周恩来经过了整风，还有与毛泽东一起生活、工作中看到毛泽东所表现出的发自内在的爱民、为民的真实，深深地感受到了毛泽东为人的本质是真正的人民领袖的本质。这些使得让周恩来决心毫无保留地跟着毛泽东在革命的路上坚决走到底。毛泽东身为党的最高领导者，有多少大事需要他决策，但是当他知道、看到身边的老百姓有了困难他自然的情不自禁就去过问给予解决。“1948年东渡黄河后，毛主席乘吉普车，由城南庄去西柏坡。吉普车翻山越岭，在山路上艰难爬行。经过一道两面峭壁的大山沟时，路边草丛中隐伏着人影。警卫人员立刻手摸盒子枪睁大着警惕的眼睛。渐渐接近了，警卫人员看清是个八九岁的女孩子躺在路边茅草上，身边坐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村妇女。车从他们身边驶过，那女孩子双眼紧闭，脸色蜡黄，坐在她身边的女人正在流泪。这时毛主席大声叫道：‘停车!’司机周西林把车刹住，毛主席第一个跳下车，大步走到那女人和孩子身边，摸摸孩子的手和额头：‘孩子怎么了?’‘病啦!’女人泪流满面。 ‘什么病?’‘请一个先生看过，说是伤风着凉，气火上升。可吃了药不管事儿，烧得说胡话，这会子只剩了一气……’女人呜呜地哭出声来。毛主席眼圈泛红，猛地扭回头，朝车上看找医生。朱医生站在毛主席身边说：‘我在这里。’毛主席吩咐：‘快给这孩子看病。’毛泽东处处为老百姓着想，从来都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反对党内官僚主义作风。” （毛主席这类事太多了，就不多举例了）这些事例让周恩来更加认定毛泽东所做的一切，能做的一切，就是来自全心全意、完全彻底为人民百姓谋利益这一根本目的。周恩来爱领袖是因领袖爱人民百姓。我们说，毛泽东、周恩来对人民百姓的关爱，与过去封建帝王、官僚高高在上只是以口头把民作为泛泛的抽象表示的抚民是有着根本不同的。

有些人把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崇拜、忠于看作封建式的。对这种看法是不值一驳的。我们说，周恩来对毛泽东是崇拜的，是忠于毛泽东的；毛泽东对周恩来是敬重的。但周恩来崇拜毛泽东、忠于毛泽东是来自他的为民意识对毛泽东精神所含内容的崇拜、忠于。这种崇拜、忠于是可以关联、外延的，是可以给予一切为了人民百姓的人。毛泽东被人民百姓、周恩来崇拜、忠于完全是只来自崇拜、忠于者们自身最内在的良心力，而封建式的那种崇拜、忠于则是来自崇拜者对官职等级、权势畏惧的外在力，一个不懂事的小孩一旦做了皇位就能得到忠于。共产主义精神的东西和封建意识的东西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同样的，毛泽东敬重周恩来是对他无私奉献超凡的为人民工作精神的敬重。

总的说，周恩来和毛泽东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并且在实现他们共同目标的革命路上成为最亲密的战友一直走到了最后。周恩来和毛泽东能建立起这样的关系，根本在于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百姓的目标追求在自我意识意识里没有丝毫的异己，在革命的道路上毛泽东精神和周恩来精神的内质是同一的，在实现共同目标的革命道路上两者的精神达到了统一，并在统一中客观完成了各自的精神，简单说就是周恩来需要毛泽东，毛泽东需要周恩来。这样作为两个人来说，由于相互在根本问题上的一致，所以他们是不排斥的，他们一直能成为最亲密的革命战友，而不是一时一刻的或是一段时期的战友。在此，有人可能会认为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有自己看法，回答这个问题，只要从周恩来的人生目标和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所做，所发挥的作用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就自解答案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彻底为了人民百姓的，这与周恩来的目标是一致的；而文化大革命周恩来是真正理解毛泽东发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是执行毛泽东的路线方针政策最准确、最到位的，也是由于他的努力才使得难度、复杂度如此之大的运动能进行下去。三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最信任，认为最靠得住的是周恩来，毛泽东最重要的决策要听周恩来的意见，最重要事肯定是交给周恩来去办。我们说，对一个人的认定，应该要以他的客观所是为根据，而不能以自己主观立场的希望去做猜测。

毛泽东完全彻底为人民百姓利益的追求，让他在古稀之年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晚年对他的一生作了总结。他一生为革命、为人民做了无法数清的事情，但他说自己就干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一件事是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赶跑了蒋介石，是让人民百姓彻底翻了身，当家做主成为国家的主人。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为了防止我们的党出现修正主义，防止国家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保证人民百姓不会再受官僚和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毛泽东干前一件事是为人民百姓争来了应得的权利，干第二件事是为了人民百姓不失去得到的权利。年过七十的毛泽东一直在忧国忧民，为人民百姓操劳，为人民百姓的利益奋斗，由于外在敌对势力对强大的人民政权基本上难构成威胁，会采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来改变人民政权的性质，所以毛泽东认为人民政权变质的危险更大程度是来自共产党内部的自变。毛泽东从更深远的意义为人民百姓考虑，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可以这么说，毛泽东如果有一点为我的私心，或不是完全彻底的全心全意从为了人民百姓利益着想，他是不可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因为在全国进行文化大革命这样运动，对毛泽东来说，其困难度、复杂度、风险度或超过革命战争时期。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根本目的是防止执政党变修，国家变色，防止人民百姓再受官僚、资本压迫剥削。但是，这一切当时并未出现，社会上只不过存在着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和贪污腐败的个别现象等。但是毛泽东从东欧、苏联发生的情况及我国人民百姓的对民主、自由、权力的认识觉悟情况意识到中国有发生执政党变修、国家变色、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他的这一意识是逐步理念化的。毛泽东理念的立轴点，一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机器对自身权位功能属性自身不具有绝对必然体现人民政府规定属性，就是说人民百姓的国家机器是存在着脱离人民群众，以权谋私的可能。再是人们普遍有的自私享受本性。还有就是外部敌对势力的作用。因为共产党是执政党，掌握着国家机器的使用权力，而共产党员，包括党的高级干部如果不加强教育，理想信仰缺失，不进行思想改造，仍停留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那人性的自私性作为自因就会产生强大的能动作用，即使是党员、党的高级干部也会出现贪图享受，腐化堕落，并逐步扩大，这样党就有变修、国家就有变色的可能。毛泽东的这一理念显然不是建立在没有一个真实的依据情况下的主观想象的可能，而恰恰相反，他是以真正的有内在变化力的实在作为他和平演变理念的根据，因此他认为他的理念，具有客观必然性。毛泽东既然想到了我们的党存在变修、国家有变色的危险，那他是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必须要进行防止的。如何来防止，他认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最有效的方式。概括地说，他要通过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提高每个人的觉悟，使我们党做到不敢变修，不能变修；使我们国家做到不敢变色、不能变色，使党存在变修、国家有变色的客观必然性成为不了现实。毛泽东为了实现上述目的，他是想让社会的上上下下通过开展运动，使人们的政治思想觉悟都来个大的提升，使当权者能做到自觉为人民服务，即使做不到自觉，但在人民百姓普遍觉悟提高，维护自己民主自由权利意识增强的大环境下，也不敢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从而保证人民的政权为人民的属性。毛泽东深知中国人民百姓有着小农经济思想，缺乏民主、民权方面的意识，防修反复辟的能力不足。为了祛除人民百姓的千年顽疾，提升全民的政治觉悟，毛泽东要求人们都参加到运动中来接受锻炼，对人民百姓提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为了让处在社会低层的人民百姓真正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是可以参与国事、政事的，可谓用尽了心。他培养陈永贵、倪志福、吴桂贤进中央政治局，任命为国家副总理。毛泽东是要以具象的方式从陈永贵、倪志福、吴桂贤身上为人民百姓建立起农民、工人作为基层百姓来管理国家，参与政事是可以的，让人民百姓从现实中看到自己，这种方式最容易让他们能知道小老百姓与社会上一切的人是一样同等的，不是游离于政治的边缘，只能去被动接受变化，而是可以主宰自己，可以主宰国家的。

毛泽东是深知搞文化大革命的难度、复杂及风险的。主要在于运动虽然是在思想领域，毕竟人是载体，而且是人人要接受锻炼的运动，每个人都可能要受到冲击，这样运动总体表现出了不像战争年代共产党对国民党，人民百姓对地主买办那样敌我明确。要触及一些人的利益或者说要伤及到一些人，而且由于这场运动的深远意义及重要作用是潜在的、未来的，普通的人民百姓并不能在运动中直接或很少获得现实的利益实惠，不会如土改运动那样人们能分到田地、分到财产，因此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意图，方针政策，战略部署就难免在贯彻执行上有不到位，不正确，甚至抵触，或出现坏人捣乱破坏等更严重的问题。这样就可能使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受到影响。但毛泽东从人民百姓的根本利益出发，宁可冒着巨大风险也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下去。毛泽东为了人民的利益是真正做到了完全彻底。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是拥护毛泽东、忠于毛泽东的。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忧虑过，愤怒过，但那是对一些人把文化大革命搞偏的忧虑，是对坏人破坏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的愤怒。 

我们说，周恩来的自我意识彻底超越了自我，他走出了自然，这种超越在他的主观世界建立了他人生根本、唯一的目标，在追求实现目标的客观世界里完成了他超越自我的精神。他将一生无私、无我地奉献给了人民百姓，奉献给了人类崇高的事业，奉献给了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他是一个真正纯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