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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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日常生活 (二)

(2018-06-08 15:02:54) 下一个

《文革》中的日常生活 (二)

 

 


===在中美两国二十多年的隔绝和反共反华宣传的环境中,他们难免对中国有很多疑惑和误解。譬如到中国以前,他们想象着社会主义社会是“单调刻板”,共产党是“冷酷无情”,特别是其中有几位到过苏联的,更难免依其对腐蚀的苏联的印象来想象生动的社会主义中国。我们这次从广州走向北京,象走向太阳一样,这种惑疑和误解渐渐的冰释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这次有机会看美国人如何看中国,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譬如我们到广州的第一天,就有一位年轻的女同事非常兴奋的告诉我一个“意外”。她说她和当地的翻译女同志小赵成了好朋友,因为我们在一起谈话时,她讲了一个笑话,小赵竟笑得跟她抱起来。在反共宣传的画面上“革命的女同志”,是“铁面无情,不苟言笑”的。同时在有些旅行社的“访华须知”中更特别警告说:中国人不喜欢在大庭广众之间有亲热的举动,更不能触及对方的身体。根据这些不知出自何典的说法,小赵的动作,确实使这位女同事感到“意外”。


到广州的第二天,另外一位同事也象发现“奇迹”一样的对我说,他以前觉得中国人的面孔看上去都一样,在尼克松访华的电视上又看到大家穿着同样的衣服,他恐怕更分不清谁是谁,到中国以后他才发现,因为不必注意衣着,才正视对方的面孔,造成精神的交流,对方的面孔一下子就记得了,他觉得这实在是一个他想象不到的发现。


不久他们就发现,到处都是这样的“奇迹”、“意外”,我们所接触到的中国人,从幼儿园中叫“叔叔”“阿姨”的孩子、能歌善舞的中小学生、雄辩滔滔的大学工、农、兵学员到科学家、教授和各大学与各地旅行社的负责人,都充分表现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温暖生动、多采多姿和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


也有许多东西使他们感到发人深省的。譬如有一天我们到上海普陀区少年宫参观,看了很多出色的文娱体育节目,其中有一个是木偶戏“东郭先生”,大意是:东郭遇见一条被猎人追捕的狼,他好心的把狼藏在书袋里,但猎人去后,狼跳出来要吃他,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猎人又追回来,最后把狼杀了。我们的小主人告诉大家说,这个故事说明帝国主义者的嘴脸可变,但本性难移,中国人民绝不会因为他们的嘴脸不同而放松反帝反修的决心和警觉。有一位同事听了不胜惊惧的说:“要是我是苏联人,我也会害怕的!”===

 

 


二次中国归来答客难(二)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1.01

作者:  赵浩生

问:他们都是第一次到中国,在和中国人民感情的交流上有没有什么困难?

答:在中美两国二十多年的隔绝和反共反华宣传的环境中,他们难免对中国有很多疑惑和误解。譬如到中国以前,他们想象着社会主义社会是“单调刻板”,共产党是“冷酷无情”,特别是其中有几位到过苏联的,更难免依其对腐蚀的苏联的印象来想象生动的社会主义中国。我们这次从广州走向北京,象走向太阳一样,这种惑疑和误解渐渐的冰释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这次有机会看美国人如何看中国,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譬如我们到广州的第一天,就有一位年轻的女同事非常兴奋的告诉我一个“意外”。她说她和当地的翻译女同志小赵成了好朋友,因为我们在一起谈话时,她讲了一个笑话,小赵竟笑得跟她抱起来。在反共宣传的画面上“革命的女同志”,是“铁面无情,不苟言笑”的。同时在有些旅行社的“访华须知”中更特别警告说:中国人不喜欢在大庭广众之间有亲热的举动,更不能触及对方的身体。根据这些不知出自何典的说法,小赵的动作,确实使这位女同事感到“意外”。

到广州的第二天,另外一位同事也象发现“奇迹”一样的对我说,他以前觉得中国人的面孔看上去都一样,在尼克松访华的电视上又看到大家穿着同样的衣服,他恐怕更分不清谁是谁,到中国以后他才发现,因为不必注意衣着,才正视对方的面孔,造成精神的交流,对方的面孔一下子就记得了,他觉得这实在是一个他想象不到的发现。

不久他们就发现,到处都是这样的“奇迹”、“意外”,我们所接触到的中国人,从幼儿园中叫“叔叔”“阿姨”的孩子、能歌善舞的中小学生、雄辩滔滔的大学工、农、兵学员到科学家、教授和各大学与各地旅行社的负责人,都充分表现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温暖生动、多采多姿和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

也有许多东西使他们感到发人深省的。譬如有一天我们到上海普陀区少年宫参观,看了很多出色的文娱体育节目,其中有一个是木偶戏“东郭先生”,大意是:东郭遇见一条被猎人追捕的狼,他好心的把狼藏在书袋里,但猎人去后,狼跳出来要吃他,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猎人又追回来,最后把狼杀了。我们的小主人告诉大家说,这个故事说明帝国主义者的嘴脸可变,但本性难移,中国人民绝不会因为他们的嘴脸不同而放松反帝反修的决心和警觉。有一位同事听了不胜惊惧的说:“要是我是苏联人,我也会害怕的!”

在我们从上海到西安的长途旅程中,他们轮流传阅几册英文《毛泽东选集》,发现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说的“武松打虎”比“东郭先生”的寓意更生动。这些故事都使他们清晰的认识到,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平等互惠,不亢不卑。还有些中国人习以为常的情况,使他们感到稀奇敬佩的不得了。

比方说有一天我们参观杭州的学军中学回来,一位同事提到那天有一个场面给他的印象很深。当我们坐在一间大教室中听负责人作报告的时候,一个学生来晚了,跑得气喘吁吁的在门口探头一看,发现谈话已经开始。要是一个美国中学生,大概就悄悄的溜走,不进来了,但是这个学生站在那里,目光扫遍全室,发现最里面有一个空座位,就从容不迫的穿过教室中心走到那个座位上坐下,别的学生并不以为意,先生也没有对他怒目而视。这位同事认为,这可以看出中国学生的自信心,和师生之间感情的谐和。

在我们旅行期间,除了小孔、小薛一直给我们翻译外,每一地的分社也有翻译,都很年青,都讲得一口流利的牛津英文。不过因为我们的专业太多,需要的生字复杂,担任翻译的同志有时不免感到生字不够。最困难的一次是在北京大学,那天轮到最年青的小刘作翻译,许多科学名词他不知道,在座的老、中译员和教授们不断的帮他的忙,小刘侃侃而谈,丝毫不觉得不好意思,负责人也没有当场换人的表示,这种边干边学的精神,给同事们的印象也十分深刻。

关于中国不会丢东西的故事他们听得多了,但在亲身经历时还是感到十分有意思。比方说我们从杭州到上海下车后,一位同事把烟斗忘在车上,但吃午饭时,就又看到这个烟斗失而复得,他满面得意的衔在嘴里。

还有一天清早我们经过北京西区的公共汽车站,看见沿车站的人行道边上空无一人,但是放着一排皮包、篮子之类的东西,问向导,才知道是早来等车的,把行李放在那儿去吃早饭了。同事们听了,纷纷照相记录,预备回来让朋友们猜猜,这个在任何国家也不能想象的奇迹。

问:作为这个参观团里唯一的中国人,你对他们的褒贬、误解、惑疑作何反应呢?

答:我觉得自己是“半客半主”。他们的赞誉我当然高兴;他们的批评、惑疑、误解,我觉得有责任予以解释;意见不同的时候,我就以同事的地位跟他们辩论。我们这一路辩论的问题很多,最激烈的一次是在延安展览馆参观,看到日本投降的史实展览时,有同事认为日本投降是因为美国的原子弹,这个我不能完全同意,因而展开一场激辩。这场激辩中,他们对中国的八年抗战、游击歼敌和全国军民遭受的牺牲,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在北京成都饭店的告别宴上,一位同事兴奋的提议,我们要组织一个“五七干校”的耶鲁分校来纪念这次成功的访问,宾主同声鼓掌赞成。回到美国不久,我们就举行了一次幻灯片观摩的重聚,每人挑出十张自己认为最得意的幻灯片来共同欣赏。有一次我打电话给一位同事,开玩笑的问他是否已经从这次旅行所引起的“中国热”中清醒过来,他的回答是:“我不要清醒过来!”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事实是,我们初到广州时,有七个人吃美式早餐,后来越来越少,离开中国前,只有三个人吃美式早餐。这都是我们这次旅行成功的证明。

问:你跟一个美国的访华团回去,你感到中国是把你当主人还是当客人?

答:我仍然觉得是“半客半主”。这种感觉很复杂,需要一番解释。去年(一九七三)我在去国二十五年之后第一次回去,看到新生的祖国、久别的亲人,处处使人兴奋,事事让人感动。记得在我们快要离开前几天,从南京坐火车到上海,途中看到太湖上的孤帆远景,万顷烟波,引起我无限的感慨。我当时曾对陪我们旅行的老陈和小骆说,想到我们不久就要跟祖国告别,我心里觉得十分凄凉。他们劝我不要这么悲观,以后可以常常回来。我告诉他们,这次回来,虽然享受到祖国的温暖照顾,但心情上老觉得是在作客。现在快要离开了,感到恋恋不舍,但是又不能不回去。我们在美国住了二十多年,可是感到美国也并不是我们的家,这种四不着边的感觉是十分凄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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