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国家交给了人民!

他把国家交给了人民!

 

 

一九六六年，他把国家交给了人民——特别是青年，发动了大规模的斗争和清洗。这是对文化革命一种极其简单化的解释，文化革命是复杂的，包括复杂的党内斗争，而且从各种含意来看，它确是一次革命。我推荐我丈夫的最后一本书，即最近由兰多姆出版公司出版的《长期革命》，这本书对文化革命作了简明和有说服力的叙述。

文化革命的实质是使中国人民离开“资本主义道路”，回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再一次把注意力集中在过去曾为他们而进行革命的那些人身上，并创造不为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遗产所统治的新型文化。

 

洛伊斯·斯诺一九七二年在美国各地的演讲稿《今日中国》（五）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10.11

一个平等的社会不能存在两种教育制度或者两种道德标准；但统一不能由上面来强行规定——上面可以进行引导和领导，但不能采用压制手段来强制实行。在信念、价值标准和文化方面，统一必须来自人民，并由人民来维持。这就是毛泽东的看法。

一九六六年，他把国家交给了人民——特别是青年，发动了大规模的斗争和清洗。这是对文化革命一种极其简单化的解释，文化革命是复杂的，包括复杂的党内斗争，而且从各种含意来看，它确是一次革命。我推荐我丈夫的最后一本书，即最近由兰多姆出版公司出版的《长期革命》，这本书对文化革命作了简明和有说服力的叙述。

文化革命的实质是使中国人民离开“资本主义道路”，回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再一次把注意力集中在过去曾为他们而进行革命的那些人身上，并创造不为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遗产所统治的新型文化。

大学和中学完全停办了，以便让学生——革命的接班人——能够同农民一起劳动，向仍在从事仍然十分艰苦的劳动、生产国家所食用的粮食的农民学习。同样地，那些倾向于坐在沙发上和在课堂里讲理论的教员和教授们，也可以通过同劳动人民一起从事体力劳动，了解生活的现实，并了解他们自己对这些生活现实所负的责任。

文化革命的结果是出现一次彻底的震动，对国家发展过程中被歪曲了的根本概念作一次再审查（这个新的体制仍然处在演变、试验的过程中——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着方法的交流）。

基本上，这是重新强调实践同理论相结合，学习同劳动相结合——教员、学生和成为工人教员的有经验的工人之间互相合作。

例如，中学生上物理课时，在工人教员和正规的物理教员的帮助下学习物理基本知识，并一起制造自己的车床，又一起用这些车床生产所需要的工具和设备。教员教学生爱护和珍惜机器，并教他们使用机器的方法。

上植物课时，学生学习和运用理论知识，同时为学校的食堂生产食物。

化学课教变废为利——许多学校经常利用废品生产自己用的粉笔、纸张、食品和设备，或者为附近同本校挂钩的工厂生产产品（例如北京大学向国家出售自己生产的胰岛素和抗生素），目的是防止出现新的特权阶层，防止最终产生新的剥削阶级；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缩小城乡差别——不再有“乡巴佬”和“油头粉面的城里人”（——根据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的教导）。

应当记住的一件重要事情是现在全国各地都有学校，知识不再是某一个阶级或某一个性别所特有的权利。

中国也正在按照自己的体制解决我们这里所泛滥的各种问题——青年的苦闷；缺少哲学上的动力或道德基础；才能遭到浪费而不能用于建设性用途；由于经济条件、缺少机会、种族、性别、社会地位而造成的歧视；维持教育机构、设备和教学人员的巨额开支。中国的青年在受教育的过程中，不再是依赖别人的消费者。

不仅是青年在学习——成人也在学习。

在中国，每一个人都从事体力劳动。

在文化革命以前，情况就是这样。

现在各个组织全部直接联系和参与它们所为之服务的人民。

五七干校产生了，这些学校是在农村的劳动学校，是由知识分子和干部自己在荒地上建立起来的。医务人员、电影和戏剧工作者、官员和一切领域内的知识分子都去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解决为谁服务的大问题，在一个大而穷的国家社会主义化的过程中，把不公平减少到最低程度。

有些从未见到过五七干校的人把五七干校看作为“劳改营”，这两者是无法相比拟的——与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人过同样的生活是不能同在铁丝网后面和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生活相比拟的。

在这些学校里，人们辛勤劳动，吃得很好（如果他们生产自己的食物的话），在假日可以回自己的家。

我们参观过几所五七干校，在那里城市官员在养猪，或者站在没脚的淤泥里种水稻。当他们回到工作岗位后，他们就有了如何为人民服务的实践经验。

医生、教授、艺术家也是一样——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受过西洋训练的小提琴家去农村作巡回演出，向农民演奏贝多芬和莫扎特的作品，而农民过去从未听过这种音乐。他本人还满以为他是为农民服务呢。农民从周围几里远的地方赶来听他的表演，但在乐曲的进行过程中，听众慢慢地、悄悄地溜走了，他继续演奏到最后，这时他的听众只剩下了一个站在他旁边的小个子老太太。当他坐在凳子上在场子中间演奏完时，老太太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然后他放下琴弓，对她说：谢谢你一直听我演奏。老太太说：“没什么，反正我得等着拿回你坐的凳子。”所以这里就有一个为谁演奏的问题。

在上海市舞蹈学校，我同青年舞蹈演员一起度过了一整天，我过去曾经看过他们精彩地演出中国芭蕾舞《白毛女》。这些演员表演了卓越的技巧，他们是自觉的，也是同我所了解的任何职业芭蕾舞演员一样的辛勤工作——但是他们的工作既是跳舞也是体力劳动，他们在农村里度过好几个月，向农民学习。这些年轻人对我说，在文化革命以前，他们害怕做任何会影响他们身体的事情——他们象特殊人物似的受到保护和对待。他们说，现在他们不仅不惧怕劳动，而且认识到同劳动人民结合可以使他们成为更好的艺术家，更好地理解他们扮演的角色。

具体说来，这一切的结果是什么呢？今天中国的面貌是个什么样子呢！对于过去了解中国的人们来说，变化大得令人惊讶。我的丈夫帮助我看到了这一巨大的变化——他指出了农村的变化。过去的荒山秃岭，如今栽上了树木，修起了梯田，变成了生长庄稼的良田；过去是与世隔绝的地方，如今山电话、电视、广播和公路联结起来了；农村发电站、水坝、住房、医院、学校和各种供应构成了一派新景象，同过去农村贫困、城市管理不善以及革命前中国总的凄凉状况形成了鲜明对照。（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