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话家王少堂的工人徒弟老朱

上篇谈到参加的慰问团的出差并结识了老朱，说他是个有故事的人，现在接着谈这位老朱。

 

他是市土产杂货公司的工会主席，这是他与其他人一样的本职工作。不寻常的，是他曾经做过评话家王少堂的业余徒弟。那次出差，他凭着这个本事混到了不少酒喝。

 

老朱是个大高个儿，约四十来岁，平顶头、黑脸上全是麻子，有一双锐利的大眼睛，说话和动作干脆利落。慰问团本身是杂凑班子，例如我们厂出的两个人，我不谙世事、车间主任老姚纳于言谈，各单位所出的人大多如此，老朱就成了一个有资本吹牛又能说会道而且喜欢侃大山的“资深人士”。

 

一到兴化县城，我们结伴上街闲逛。看到街上有个小贩在人行道上卖油煎臭豆腐，气味扑鼻。老朱叫了一声“好！扬州已经几年不见了。”然后，一屁股在小贩的矮桌旁坐下，要了一碟臭豆腐。又起身从旁边小店里买来一瓶二两五装的粮食白酒，马上就旁若无人地自斟自酌起来。

 

后来的几天，他总是津津乐道于个人经历。他说，别看我现在不怎么样，咳！少年时风流得很。才解放我就参加了土改工作队，穿一身灰军装，斜背一枝驳壳枪，人又长得高大，多少大姑娘看上了我！       

 

他家在扬州远郊的长江边上，每到秋天，全村庄的人们都去江滩割芦苇，割了售卖给加工单位编芦席。这活儿很辛苦，整天钻在闷热的芦苇丛中从事重体力活，芦苇却只能卖几分钱一斤。他说，我才不叫老婆孩子们去割；卖不出多少钱，我叫他们到江滩去拾粪。因为江滩上割芦苇的人多了，粪便也自然多，可以拾到不少粪（在当时，化肥很少且价高，人的粪便要比芦苇多卖好几倍的钱，活儿也轻松）。老朱看到我们听得起劲，他又说，别人都在不多大的自留地上种菜去卖，能种多少？我才不干呢，我的自留地全部种树。每年，从我们公司买一些骨粉埋在自留地树下，就长得特别快，几年一过、树长成材锯了去卖，人家又看着我卖到了好价钱！

       

现在呢？他说，我是快乐的单身汉。一家人在乡下、不要我烦神。冬天的衣服貴，就到我们土产杂货公司下面的寄售商店，租个冬装出来穿穿，夏天再还给他们，花不了几个钱。他神秘地问我：“小伙子，你洗脸买什么颜色的毛巾？”我一楞，正准备回答买自已喜欢的蓝色还是浅绿色的，他却给出了答案：毛巾要买本色的。所谓本色、就是未经过漂白而呈现出略带淡黄色的那种白色，实际上就是用棉纱直接纺成的粗毛巾。这种本色毛巾的价格当然便宜，但他说的是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因为没有漂白，棉纱牢度强，本色毛巾耐用！从此后，我就一直用上了本色毛巾。

 

那次出差的高潮，是老朱仿效王少堂的《武松》说书，这在当时是很有名的书目。从《水浒传》中分离出来的武松故事分为十个章节，貼近市民生活，演绎得情节生动而细致入微，叫做《武十回》。到了中堡公社后，由于他的吹噓，这段学王少堂说《武松》的经历，不知怎么就传了出去。他是名家王少堂的徒弟，就好像现在是赵本山的徒弟一样，本事了得。那时的公社机关很小、人也闲散，公社里负责安排我们生活起居的民政科长老殷，是个十八级老干部，有资格可以不买帐。以他为首、就闹着要老朱给大家说武松《武十回》，报酬就是请他喝酒。

 

王少堂是评话大家，人虽在扬州一个小城说书、名声却远播全国，是全国人大委员和全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老朱是作为兴趣爱好，利用业余时间去学习的。他说，在文革前，每次去王少堂家中交“作业”、老先生往往在堂屋中的滕躺椅上一躺，双眼一闭，静听他的说书，临了再予以一一指点。当时已是全国级大师的王少堂，并不缺少想来学说书、吃专业饭的徒弟，为何要招收工人作为“业余弟子”？现在想来，大概是形势所至，是响应文艺工作者为工农兵服务的“积极表现”吧。

 

扬州城里的王少堂先生，已于文革中的1968年去世，但文革数年来的“斗批改”一直未停。从批判“反动权威”到批判“封资修大毒草”包括《武十回》等曲艺故事，扬州城中的大批判正如火如荼。谁也想不到，在地处偏远的兴化乡下，那儿的人们却是天高皇帝远，并不怕给扣上“封资修”的大帽子，大家关起门来，听书听得如癡如醉。

 

犹记得，在公社大院的食堂里昏暗的灯光下，一群人或坐或立，全然不顾夏天晚间的炎热和蚊子的叮咬，手摇笆蕉扇子，听得笑声迭起、场面热闹非凡。那是在1974年，文革中的人们，文化生活享受仅剩下了“八个样板戏”，精神乐园近于荒芜；老朱的这两下子，可谓空谷足音。每晚结束时，他的最后一句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时，人们脸上都露出享受精神大餐后的满足。接下来，大出风头的老朱由几个公社干部陪着他喝酒。

 

我对老朱说武松打虎和捉奸等一个个故事的具体过程已模糊了，至今所能记住的，是老朱说时的身形动作，确实有点像现在录像留传下来的王少堂先生的风范。例如，说武松的穿着打扮如何神气如何了得，有一句独特的扬州话来形容武松帽子上的英雄结打得漂亮：你们看、他帽子上的一只英雄结，打得“加六格楞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