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的光荣与陷阱

                       

             公共知识分子的光荣与陷阱

 

                           （瑞典）茉莉

 

“公共知识分子”似乎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名词。12月17日，北京的一个民间书友会——政右经左工作室评选出“2009年度百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准备在北京清华园宾馆举办发布会，遭到国安人员干扰，发布会被迫取消。在那个令当局神经过敏的入选名单中，大部分是国内知识分子，也有郭罗基、胡平和茉莉等少数海外流亡者。 

 

这种评选并不是中国人所独创，早在2005年，英国《前景》杂志会同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进行了一次网络调查，评选出全球100名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那么，公共知识分子到底是一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为中共当局所不容？和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相比，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境遇有何不同？他们关注社会的独特角度是什么？他们应该避免什么样的陷阱？

 

   ◎ 文章天下公器，不是体制私器

 

所谓“公共”，即天下公器共有之。知识分子无权无势，拥有的只是言论和写作。和一般知识分子不同的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论和写作必须是面向公众，从公共立场和利益出发涉及公共问题，从而维系民主自由和平等公正等普世价值。

 

而这种“公共”性，正是搞家天下的专制体制所忌讳的。专制者为维护其私利，总是滥用权力进行新闻检查，扼杀不同观点，搞舆论导向。因此，立足于公共立场、言说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就成了必须防范和打压的对象。前不久，北京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萧瀚被暂停教职，校方的理由就是“介入公共事务太深”。

 

自古以来，中国士人就有“文章为天下之公器”的精神。“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被认为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最高境界。但是，由于中国几千年的专制，一直没有出现成型的公民社会，因此，具有自由独立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历史上寥若晨星，直到当代才开始成群涌现。

 

在西方，公共知识分子被认为是“生活在思想的光亮之处”的人。苏格拉底被认为是最早的先驱，他在雅典的广场上与人辩论，最后成为一只“殉道的牛虻”。而在当代西方，阿伦特可以说是最优秀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她是一位与日常公共生活保持接触的社会批评家，主张公共知识分子的反抗政治。在公众领域中坚持人的自由、尊严和普世价值，这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光荣所在。

 

 

   

◎ 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日益活跃的原因

 

前些年，美国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出版过一本书，题目是《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他认为，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影响及贡献日渐衰落，原因在于现代大学的学科制度高度专门化，使学者的知识逐渐走向狭窄和极端，因此脱离社会生活。其他西方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民主国家的人民拥有充分的自由，公众利益表达的途径畅通，作为民众代言人的公共知识分子，因此不是那么特别被人需要。

 

而中国目前正是公共知识分子相当活跃的时期。政右经左工作室评选“xxxx年度百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的活动，已经连续进行了五年，评选的范围越来越广泛，获得越来越多的肯定。为什么当今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日益活跃，层出不穷？

 

首先，中国具备了产生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土壤。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是公共知识分子崭露头角的兴盛时期，但在六四镇压之后一度万马齐喑，不少人黯然退回书斋。今天，虽然中国仍然是政治专制的国家，但经济上的开放和全球化的趋势，出现了公民社会的雏形。市场经济和新闻媒体的发达，给独立知识分子提供了生存和发言的空间，网络给各种观点提供了论坛。尽管中共没有改变其控制舆论、垄断大众传媒的做法，但关注公共事物的知识分子仍能冲破种种限制，发出自己的声音。

 

其次，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需要更多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健全的民主国家里，有各党派的职业政治家表达不同的利益诉求，对执政党进行监督。但在专制国家里，如果知识分子都沉默不说话，就只有执政党一家之言，社会舆论就只能任由当局操控。因此，当今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说，是和专制权力抗争的一种方式。他们针对广大公众关注的问题，对重大事件发表意见，对社会舆论产生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政府决策，并为公众争取公共的政治空间。

  

   ◎ 知识分子关注社会的独特角度

 

关注社会可以有各种角度，但知识分子的角度有其独特之处，即不能诉诸于任何权威，而是在介入公共议题时，以开放和平等的态度展开说理，从而使社会关注具有思想和学术价值。和普通公民一样，公共知识分子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只不过他们的承担更有主动性，他们的言说更富于知识性和批判性。

 

现居美国的著名华人历史学家余英时，便是优秀公共知识分子的典型。余英时在研究历史文化时，也承担参与政治的职责。当年台湾发生美丽岛事件，余英时就投书《纽约时报》，替党外仗义直言。对台湾和中国的民主化、价值及文化取向、两岸动向等问题，余英时都撰文评论。由于专业背景的缘故，他的社会关注里充满了历史认知的深度。

 

 

哈贝马斯是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在对社会问题发表意见时，凭借的是深厚的哲学功底。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哈贝马斯支持北约轰炸南联盟，他的文章《兽性与人性--处于法律与道德临界点上的战争》，不是从经验材料或感性情绪的层面去支持战争，而是把科索沃战争提高到政治哲学的高度。

 

对于我辈缺乏专业背景的人，要努力扮演公共知识分子这一角色，就只有抱着谦虚的态度求学求知，重视自身的素质和精神建设，以孜孜不倦的精神去传播常识，对公共事物进行鞭辟近里的判断和分析。

 

   ◎ 现实局限和自身面临的陷阱

 

当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从道义、法理、生活常识的角度去审视社会，对其缺陷提出批评和建议时，他们自己也面对着现实的局限以及种种陷阱。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不必和政府保持一致，他们和政府唱反调而不须付出代价，但中国知识分子却受到来自政权的压力，如果他们在言说时不自我设限，就有被打破饭碗、被监禁或被逼流亡的可能。

 

现实的严峻使不少人屈从于政权，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同时，商业化大潮也考验知识分子，当他们落入受邀出席、出名拿钱的陷阱时，其公共性就很值得忧虑了。一些知识分子的言论中隐藏着商业动机和市场逻辑，这就令他们的知识产品很快失去信用。

 

台湾的李敖是一个值得知识分子警惕的例子。在威权时代，李敖曾是一个勇敢的反抗型公共知识分子，但到了台湾民主时期，他却变成了媚俗政治的一个象征。法国哲学家福柯指出：“某些特定的人对民主制度颇具危害性。”他列举的就是李敖这种文人的特点：“嘴如泉涌，傲慢，厚颜无耻，虚张声势”。这些年，李敖堕落到为中共镇压六四辩护的地步，主要是因为他陷入了丑陋的大中国民族主义陷阱。

 

如前所述，中国需要更多有社会良知的正直的公共知识分子。鲍勃·肯尼迪曾说：“一个人每次为一个理念而挺身而出，或为改进他人生活而努力，或向不公出击，他传递出的希望仅产生很小的波纹，而千百万不同能量产生的波纹互相交叉，就能汇聚成洪流，并可冲垮阻挡我们的最坚实的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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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争鸣》杂志2010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