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感谢刘钝老师当年的约稿，将我在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的访学经历写出来，发表在《广西民族大学学报》。非常荣幸曾经作为梅隆基金学者(AndrewMellon Research Fellow)，在世界著名的科学史研究机构，访问学习了近半年。多年过去，剑桥大学的学院风景仍历历在目。如果说中国的文化充满实用主义，日本的文化透着审美的精致，那么英国的文化有一种贵族的气息，即使是没落的贵族，也有种庄重和雅致。
剑桥的文气，剑河的灵气，与江南水乡有几分神似。散于水上的桥，风韵各异，拱形桥如彩虹飞架，平卧桥如长笛横吹，叹息桥像中式园林的复廊，镂空花窗为美景配上画框。走在三一学院旁的雨中小巷，期待遇见丁香一样的姑娘。石板路被行人的脚步磨得油光，偶见有藤蔓爬出了院墙。琴韵书声，桥影清虹。人处其间，不知是人在画中游，还是画在心中移，多少文人墨客醉倒在这梦里水乡。
流水潺潺的宾溪(Bin Brook) 之上，是剑桥的“中国庙”——李约瑟研究所（NeedhamResearch Institute）。李约瑟博士（Dr. Joseph Needham,1900-1995）的一生都在架桥，沟通父亲与母亲，中国与欧洲，东方与西方。也许因为难舍剑河的灵秀，走过万水千山之后，还是回到剑桥，继续书写传奇故事。读了他的故事，我不禁遥想那科技史研究的殿堂。上天眷顾，赐予一次机缘，让我来到神往已久的地方。
沿着西尔威斯特路(Sylvester Road)，穿过藤蔓缠绕的八号院门，迎面是李约瑟研究所的红瓦砖墙。门前竖立的李约瑟半身铜像，有“胸中存山林，笔下生云蚰”的风采。园中一座太湖石名“云蚰”，系中国科学院为李约瑟九十华诞贺寿。庭院深深深几许，有暗香盈袖，但见一棵倾身生长的菩提树，守卫着三座蓝碑，正是蓝碑前的白牡丹，蓓蕾抽开素练囊，琼葩薰出白龙香。步入门厅，我在签名册上留下笔迹，又翻看名册，细数了来访者的足迹。
签名册第一页上，有李约瑟研究所前任所长何丙郁先生的笔迹，中英文签名非常工整，时间是1968年8月24日，住址在马来西亚。此后，2002年10月24日和2006年5月25日，长驻澳大利亚的何丙郁先生再访，签英文名Ho Peng Yoke，字如其人，谦逊平和。何丙郁先生担任无薪所长，当了12年义工，“做事情担得起放得下”，就像人们所说，“李约瑟架起了东西文化的桥梁，何丙郁先生则在桥梁的两端铺了很长的路”。他们的架桥铺路让更多的访问学者来到李约瑟研究所，或查找资料，或切磋交流，笑谈之间闪现智慧的火花。
李约瑟研究所现任所长古克礼博士（Dr. ChristopherCullen）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古代数学史，翻译出版了汉简《算数书》的英译本，发表了《古代中国的天文学和数学：〈周髀算经〉》等论著。他对医学史和天文学史也很感兴趣，发表于《科技史》期刊的论文《从〈金瓶梅〉看晚期帝制中国的病医关系》，分析了美国医学人类学研究者Arthur Kleinman的研究方法，修改后应用于中国古代，从《金瓶梅》中寻找线索，探讨民间的医疗和对疾病的态度，认为文学作品可以从侧面建构作者当时的生活细节，为史学研究提供线索。
古克礼博士兼任国际东亚科学、技术与医学史学会主席，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系列总编辑，还组织了“李约瑟研究所研究丛刊”(NeedhamResearch Institute Studies)专著系列，定期出版“李约瑟研究所工作文集”(NeedhamResearch Institute Working Papers)。繁忙公务之外，常见他研读厚厚的文献。
古克礼博士幽默风趣，对文献阅读会上讨论的主题兴趣盎然、不断追问，遇到不熟悉的中文，随时在词典上查阅。作为剑桥大学东方学系的兼职讲师，给研究生讲课，介绍李约瑟成长的文化背景和重要的研究工作，讨论“李约瑟难题”，很受学生欢迎。2002年他到中国科技大学演讲，我曾初次当面请教。
到了研究所，他对我的课题——“清末西方印刷术的传入和影响”颇感兴趣，建议从经济的角度考虑传统印刷术被取代的原因，推荐我阅读关于早期化学名词翻译的书籍。他知识丰富，思维跳跃很快，一次，在他的办公室，谈到雍正帝的狩猎图，他就半跪在地毯上，演示拉弓射箭的动作，恰巧看见一只小鹿到窗前吃草，很是惊喜，便聊起鹿的种类、特征和分布区域来。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刘钝研究员与李约瑟研究所数次结缘，1992年2月18日第一次访问，十年之后的2002年5月29日再访，用繁体字在签名册上一挥而就：“十年一觉康桥梦。” 2002年10月29日，“前度刘郎今又来”，应邀剑桥大学冈维尔·凯斯学院（Gonvilleand Caius College）作“李约瑟讲席”演讲。2006年，他作为李约瑟研究所梅隆基金学人和剑桥大学邱吉尔学院海外研究员（Overseas Fellow）再访剑桥。
刘钝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数学史、科学社会史特别是明清数学社会史，近年来关注科学史的学科建设、李约瑟问题与科学革命、斯诺命题和科学文化问题等，治学不仅“独善其身”，更“兼济天下”，担任中国科技史学会理事长、国际科学史学会第一副主席等学术职务，为中国科学史事业鼓与呼。
其个人文集《文化一二三》分为“大哉为用”、“邺架荧辉”、“琴瑟共鸣”三编，每篇文章都鲜活、灵动又具启发性。“从《大哉言数》到《文化一二三》，可以看到学术领域、学术主题的由中而外、由专而广的转变，可以看到收敛性思维到发散性思维的变异，然而，透过这两部有着明显不同主题和风格的著作，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学术信念和意志、同样的学术激情。所不同的是，《大哉言数》是为中国数学史研究辩护，《文化一二三》则是在为整体的科学史事业辩护。”
刘钝研究员才思敏捷，会通中西，内儒雅而外风雅，2006年3月在中国科技大学演讲，听者云集，我有幸一睹其风采，更有幸在研究所随时求教。他总是热心指点，帮我留意课题有关的资料：剑桥出版社的欧洲印刷史书籍、博物馆展出的伦勃朗所作铜版画、早期传教士传播印刷术的资料等等，还告诉我很多有趣的故事。
?1980年春夏之交，他与同学一起，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对冀、晋、陕、豫、鲁五省的历史、地理、人文、图书收藏，以及新近考古发现作了一次游学式的考察，亲身体会到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哲理。当年的“工作日记”至今还保留着，随手记录的速写非常传神。
言传身教之下，其治学方法和研究视角，生活智慧和达观态度让我受益终生，亦体会到学问不全在书本，良史三德之“史才、史学、史识”的境界，不是轻易能够达到的，尤其需要定力与悟性。
（海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