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璞集
先连载陈殿兴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两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罪与罚》，然后再介绍他写的俄国作家的爱情故事。
楔 子
一、家世和童年
陀思妥耶夫斯基祖上是立陶宛贵族，从16世纪以来古罗斯①西南地区的各种文件里就常出现这个家族的代表人物的名字。其中有些人达到了显赫的地位，他们中间有最高法庭成员，有议员，有法官，有主教，有军官。1506年大贵族丹尼洛·伊万诺维奇·伊尔季什得到了几块封地，其中有一块是明斯克省皮纳县陀思妥耶沃村（在今白俄罗斯境内）。从此他们就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姓。②丹尼洛的一个孙子——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的命运跟著名大公安德烈·库尔布斯基③连到一起，跟他去沃伦（今乌克兰沃伦州）定居；丹尼洛的另一个孙子斯特凡·伊万诺维奇在家乡当了主教。他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家庭“东正教支”的祖先。到了18世纪，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族因为没有皈依天主教，便被排除出西部地区贵族的行列，逐渐式微，作家的祖父职位已很低——在波多利斯克省（历史地名，位于南布格河和德涅斯特河流域，今属乌克兰文尼察州和赫梅利尼茨基州）偏僻的布拉茨拉夫镇当大司祭。他的大儿子列夫·安德烈耶维奇在一个村里当神甫，六个女儿三个嫁给了偏远地区的神甫，三个嫁给了乌克兰小官吏。只有小儿子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作家的父亲独立自主地选择了一条特殊的生活道路：十五岁那年，神学校毕业，不愿当神甫，擅自跑到莫斯科进了莫斯科外科医学院，在没有父母资助的极端困难条件下读完了莫斯科外科医学院。1812年，他毕业以后就被分配到军队当医生，参加反抗法国入侵的卫国战争。最后获得校级军医职衔。1818年被调到莫斯科担任住院医师。1821年3月退役，被调到莫斯科马利亚医院当医师，一直工作到1837年以八级文官④退休为止。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1819年结婚。母亲名字叫玛丽亚，娘家姓涅恰耶夫，本来是个富商，1812年俄法战争期间丧失了全部财产。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母一共生了八个子女：长子米哈伊尔——1820年生；次子费奥多尔即未来作家——1821年生；长女瓦尔瓦拉——1822年生；三子安德烈——1825年生；次女和三女薇拉和柳博芙是孪生姊妹——1829年生（柳博芙生下来没有几天就夭折了）；四子尼古拉——1831年生；四女亚历山德拉——1835年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性格刚毅，脾气暴躁，对孩子要求极为严厉。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母亲则为人非常和善，聪明，具有美术和音乐天赋。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母笃信东正教。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小就受到宗教的熏陶。他记得两岁时妈妈带他到一个农村教堂去参加圣餐仪式；也记得三岁的时候每天临睡前保姆带他祈祷：“我们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到您的身上，圣母，保佑我们吧。”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喜欢这句祷词，后来遇到难处时他终生都诵读这句祷词，这句祷词也包括在他的孩子们临睡前他跟孩子们诵读的祷词之内。八岁的时候，妈妈带他到教堂，他记得当时诵读圣经的情景。这段回忆，后来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描写佐西马长老的童年时曾谈到过。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是很重视的。从懂事起，妈妈就教他们认字母，字母认全以后，就教他们读书。孩子们读的第一本书是《一百零四则新旧约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写《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佐西马长老的童年时曾提到过这本书。孩子们再大一些，父母就请老师来家教课。请的老师有一位教神学课，一位教法语。后来为了准备中学入学考试，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被送到法语老师家里开办的半寄宿学校去补课（白天去晚上回家）。由于法语老师家里无人教拉丁文，拉丁文就由父亲亲自教。别的老师来家教课时，孩子们都坐着；父亲教拉丁文时，孩子们必须站着，连桌子也不许靠。父母要求严格，脾气暴躁，孩子回答问题稍有差错，他就发火，骂他们懒惰、愚笨。不过即使孩子们有过错，他也从来都不施行体罚，连罚站墙角之类的惩罚也没有采用过。他经常告诫孩子要努力学习，说他是穷人，他们将来必须靠自己去闯生路，他望子成龙的心愿很强烈。他的三儿子安德烈回忆说，巴尔舍夫神甫（他们家的朋友）的两个儿子以优异成绩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被用公费派送出国留学，回国后到他们家拜访；客人走后，父亲说：“如果我的儿子们将来能像巴尔舍夫的两个儿子这么有出息，别说等到这一天，即使相信会有这一天，我死的时候也就放心了。”
平时晚上爸爸不忙着往病历里填写处方的时候，孩子们就坐在客厅里听爸爸妈妈念书；爸爸念累了，妈妈就接着念；孩子大一些以后，也接替爸爸妈妈念。所念的主要是历史书，其中有卡拉姆津的《俄国史》、波列伏依的《罗蒙诺索夫传》等。有时也念茹科夫斯基的诗歌、卡拉姆津的《苦命的丽莎》、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扎戈斯金的《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拉热奇尼科夫的《冰屋》等文学书。
父母喜欢读英国女作家拉德克里夫的“恐怖”小说；有时临睡前也读给孩子们听；听了这些故事，小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止一次说过梦话。
课余时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阅读司各特的《威弗利》和《昆丁·达威特》。他也经常阅读普希金的作品。卡拉姆津的《俄国史》，经常放在他的书桌上，没有新书时就拿起来读。
他跟哥哥米哈伊尔只差一岁，从小就一起玩，大一些以后兴趣也相同：都喜欢文学。在兄弟姐妹中间，他俩最亲密。成年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遭受政治迫害身陷困境时也经常向哥哥求援。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流放地回到彼得堡以后哥俩还一起创办杂志。这都是后话。且说童年时有一次哥哥米哈伊尔背会了茹科夫斯基的《加布斯堡伯爵》，陀思妥耶夫斯基背会了普希金的《奥列格之死》，同时背诵给父母听，父母认为《加布斯堡伯爵》更好一些——可能因为茹科夫斯基当时名望更大一些吧。这两首诗，妈妈都很喜欢，甚至在病中卧床不起的时候也喜欢听孩子们背诵。陀思妥耶夫斯基选择背诵普希金的诗并不是偶然的，他一生喜欢普希金，后来即1880年6月在莫斯科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典礼大会上他还发表了一篇关于普希金的著名讲演。
父亲退休前，全家住在马利亚医院的厢房里，孩子们就在院里玩。夏天傍晚，父母有时带孩子们到郊区散步。即使在郊区，孩子们也不能乱跑——他们认为这样不雅观。父亲这时常常给他们讲一些有启迪作用的知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弟弟安德烈回忆说，他记得父亲散步时曾不止一次结合实物给孩子们讲过锐角、直角、钝角、曲线、折线等几何学基础知识。
1831年父亲在图拉省买了两座小庄园，约有一百来个农奴。一座叫达罗沃耶，一座叫切列莫什尼亚。从此以后，每年早春母亲都要带着三个大孩子到切列莫什尼亚去住一个夏天，亲自管理家业（父亲因为工作离不开）。孩子们觉得跟过节一样。这座农村景色异常优美。他们母子住的那座白色小房坐落在一大片浓阴如盖的椴树林里。椴树林尽头是茂密的桦树林。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喜欢这个地方。他说：“ 我一生从来没有像爱森林那样爱过别的，我爱森林，爱森林里的蘑菇和野果、甲虫和小鸟、刺猬和松鼠，以及腐叶发出的极其好闻的潮湿的霉味。”
在这里，孩子们可以尽情玩，不像在医院里受到种种限制。他们也可以跟农民的孩子玩，而在城里时他们几乎没有伙伴。未来的作家也接触过农民，跟农民闲谈，帮农民牵马耙地或跟在犁杖后面走。他极愿意帮助农民做事。有一次一个农妇在地里干活，把带来的水洒了，小孩子没水喝，小陀思妥耶夫斯基很高兴地走一公里半回农村去给这个农妇拿水。在农村里，他第一次听人讲苦难圣徒和虔诚教徒的故事，他也亲身感受到农民的善良和热心。农村生活，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美好回忆。
1834年秋，作家十三岁的时候跟哥哥米哈伊尔到了进中学的年龄。当时公立中学教学质量不好，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母决定送他和哥哥进私立的切尔马克寄宿中学。每星期六星期日回家。这所寄宿学校是为培养学生升大学的，高年级课程都是由大学教授担任。例如语文课教师达维多夫当时就在莫斯科大学教拉丁文和哲学，有很多著作，后来被选为院士。尽管他的观点到了1830年代已显得陈旧，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接受，但在加深自己的文学修养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不可能不受到他的熏陶。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母对孩子管教极严，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哥哥米哈伊尔十六岁以前从来都没有单独出过门。直到被送到彼得堡求学以前，衣袋里从来没有出现过零花钱。
1837年2月妈妈病故，父亲退休移居农村。
1837年5月，父亲送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米哈伊尔到彼得堡进军事工程学校。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作家日记》里回忆这次旅行时说：
“我和哥哥当时都憧憬新生活，一心向往‘壮丽崇高事业’（当时这个短语还很新鲜，没有讽刺意味）。我们都怀着一种热烈的信念；尽管我们清清楚楚地知道入学要考数学，可是我们只是幻想诗歌和诗人。哥哥写诗，每天写三首，即使在路上；我则不停地构思一部以威尼斯生活为题材的小说。”
从这段回忆里我们不难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时已经迷恋上了文学创作。
从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就离开了家。在1839年6月父亲遇害前⑤再也没有见过父亲。
二、展翅高飞
陀思妥耶夫斯基1938年1月通过入学考试，进了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米哈伊尔因体检不合格未被允许参加入学考试，到雷瓦尔（今称塔林，爱沙尼亚首都）进了工程部队当士官生。从此兄弟之间的频繁通信就开始了。他们在信里经常谈论的题目是文学，他们的书信对我们了解他们这个时期的文学兴趣是很有用处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学校里并没有专心致志地学习课程，而是与二三好友一起研读文学作品，只爱听历史课和语文课，对数学课不感兴趣，他还编辑校内出版的石印报纸《雷瓦尔的胡瓜鱼》。
结果一年级结束后升二年级时被留级。留级的原因，他的同学说因为考试不及格。他本人在1838年10月给父亲的信里则说：10门功课，7门得满分，炮兵学10分满分，他得了8分；代数学和筑城学15分满分，他代数学得了11分，筑城学得了12分。留级的原因是有些老师不喜欢他，其中有人在校务委员会很有影响。他跟两个老师有过嫌隙。代数老师最恨他，坚持要他留级，而考试成绩比他差一百倍的人靠关系都升级了。
不过他拿出很多时间搞文学和艺术却也是事实。
来到彼得堡以后，结交的朋友中有两个人对他的影响最大。
一个是伊·尼·希德洛夫斯基。他是财政部的一个年轻官员，诗人。他写的诗带有神秘朦胧色彩。他极爱席勒和诺瓦利斯的诗，也非常喜欢茹科夫斯基的诗，在思想上他则接受德国哲学家谢林的自然哲学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1837-1839年间跟他交往的时候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1840年他在给哥哥米哈伊尔的信里回忆说：“晚上我常跟他坐到很晚，我们无所不谈。哦，这是一颗多么坦诚纯洁的心灵啊！想起往事，我现在就流泪……他已开始创作戏剧，而且是多好的戏剧啊，哥哥！……他的抒情诗更不用说了！……我们最后一次会面是在叶卡捷琳戈弗散步。啊，这一晚，我们过得多有意思！我们回忆了冬天的生活，那时我们在一起谈荷马，谈莎士比亚，谈席勒，谈霍夫曼……去年冬天我处在一种兴奋状态。跟希德洛夫斯基的交往使我得到了那么多美好时刻。”不过1939年春，希德洛夫斯基辞职返乡，从此两个好朋友再也没有见面。
另一个人是他1840年结识的上一班同学别列热茨基。他们常常在一起读席勒，读着读着就争论起来，不久就两人一前一后穿过课堂和寝室，一个在前面跑，一个在后面追。跑在前面的是不想听到反驳，在后面追的则要说完自己的看法。经常是别列热茨基跑，陀思妥耶夫斯基追。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哥哥的信里说：“我有一个同学，我非常喜欢他。你来信说我不读席勒——哥哥，你错了！我把席勒全背会了，白天说话引他的诗，夜里说梦话也离不开他的诗；而且我认为，命运在我一生的那样时刻使我认识这位大诗人再及时不过了；什么时候我也不能像那时那样深刻认识席勒。我跟我的这位朋友一起读席勒，在他身上印证高尚热情的唐·卡洛斯，波扎侯爵和莫尔蒂梅拉⑥。这种友谊给我带来了那么多伤感和享受。如今我将永远不再谈它了。席勒这个名字使我感到亲切——它像一个神奇的声音，可以钩起我许许多多回忆；这些回忆是痛苦的，所以我一直没有跟你谈到席勒，没有跟你谈他留给我的印象。哪怕只听到他的名字，我都会感到痛苦。”大概是唐·卡洛斯——别列热茨基使他失望了，所以跟这种友谊连在一起的关于席勒的回忆也变得痛苦了。
1841年8月晋升为准尉升入军官班以后，他可以在校外租房住。这时他课外时间要么去剧院看剧，欣赏芭蕾，听音乐；要么，就坐在屋里不是写东西就是看书。
1841年2月中旬，哥哥米哈伊尔来彼得堡参加晋升准尉的考试，在欢迎哥哥的晚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诵了自己写1542—1567年间苏格兰女王的《玛丽·斯图亚特》和写1551—1605年间俄国沙皇的《鲍里斯·戈杜诺夫》两出历史剧的片段。
1843年8月，他军事工程学校高等科毕业，被分配到军事工程局任职。他画的图不对，缺乏准确比例，常常受到批评挖苦，被退回来重画，他感到心灰意懒，再加上身体有病，所以他就决意辞职，专门从事心爱的文学工作——从他在军事工程学校读书期间给哥哥的信里我们可以看出他不仅对俄国文学和西欧文学已做了透彻研究，而且对自己未来的使命——探索人心秘密——也早有清楚认识：所有这一切，都为他进行文学工作做好了必要的准备。
1843年，巴尔扎克来彼得堡访问三个月，大受欢迎，名噪一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定利用这个时机翻译他最喜欢的巴尔扎克的《欧也尼·葛朗台》。通过翻译这部小说，他向巴尔扎克学了很多东西。据学者研究，他的译文相当传神。但在《剧目与文萃》（1844年第6、第7期）刊载时，却被编者删节了三分之一（据说编者先科夫斯基很喜欢删节来稿），而且没有署译者的名字。看到寄来的杂志，陀思妥耶夫斯基很伤心。这第一步，可以说并不是十分顺利。
1844年10月19日，少尉野战工程师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批准因家庭原因以中尉衔退役。
1845年5月他的成名作《穷人》脱稿。这部小说，他可能是1844年1月翻译完《欧也尼·葛朗台》以后开始写的。1844年9月末开始跟他合租一套住宅的格里戈罗维奇⑦回忆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整天伏案写作，一直写到深夜。他不肯说在写什么，我问他，他也不愿说。我知道他性格孤僻，所以也就不再追问，只能看到他用圆润有力而且工整的笔体写出的一页页稿纸……
“一天早晨（那是夏天）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我叫进他的房间；一进屋，我看到他坐在夜里当床用的沙发上，面前是一张小书桌，桌上放着厚厚的一摞写满密密麻麻小字的稿纸。
“‘请坐，格里戈罗维奇。昨天才抄完，想读给你听听。坐好，别打岔。’他异常兴奋地说。
“……我听着，激动得不得了，有几次都想去抱着他的脖子，可是知道他不喜欢这样大吵大嚷地表露情感，只好作罢。可是我不能平静地坐着听，不断发出赞叹声。”
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忆说：
“小说写成之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交给谁。文学界除了格里戈罗维奇谁也不认识。而格里戈罗维奇呢当时除了在一个丛刊里发表过一篇《彼得堡的流浪乐师》以外也没有发表过什么。好象他当时准备到乡下去避暑，暂时住在涅克拉索夫⑧家里。有一次他来，说：‘把稿子送来吧（他自己还没有读过），涅克拉索夫来年准备出一本丛刊。我给他看看。’我把稿子送去，见到了涅克拉索夫，互相握了握手。自己送稿子来，我感到不好意思，马上就走了，几乎没有跟涅克拉索夫谈一句话。我没有多想成功的事，而对于这个当时被人称为‘祖国纪事党’的集团是感到害怕的。别林斯基⑨的文章，几年以来我一直喜欢读，可是我觉得他威严可怕。‘他会嘲笑我的《穷人》！’——我有时心里这么想。不过这种担心只是一闪而过；我写的时候是带着激情几乎是流着泪写的——‘难道这一切，我写这部小说时的感受，都是假的，都是海市蜃楼，都是不真实的？’这种想法也是几分钟的事，接着又开始疑虑起来。交稿的当天晚上，我到住在远处的一个昔日同学家里去了。我们在一起通宵谈论《死魂灵》，读《死魂灵》，也不记得读了多少遍。当时青年常这么做：两三个人聚到一起就会说：‘我们读读果戈理吧！’说完就坐下读起来，也许能读一夜，那时青年中间有许多许多人好象怀着某种情感和憧憬。我回家时已是凌晨四点，那是明亮如昼的彼得堡白夜。是个温暖的美好季节。我回到家里，没有上床，打开窗户，坐在窗前。这时忽然门铃响。我极为吃惊，急忙把门打开。格里戈罗维奇和涅克拉索夫马上进来抱住我，神情异常激动，几乎要流下泪来。原来他们昨天傍晚回家早，就把我的稿子拿出来读读试试：‘读十页就能见分晓。’可是读完十页以后决定再读十页，后来欲罢不能，读了一个通宵，直到凌晨。他们是朗读，一个读累了，另一个接着读。事后格里戈罗维奇告诉我：‘涅克拉索夫读描写大学生死的地方，读到父亲跟在棺材后面跑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他声音断了一两次，他忽然憋不住，拍了一下稿子：‘哎呀，这家伙真行！’这家伙是指您，我们就这样读了一夜。’他们读完（共七印张！），一致决定立即来找我。‘睡了有什么关系，我们把他叫醒，这比睡觉重要！’后来了解了涅克拉索夫的性格，我常常感到奇怪，他当时怎么会那么激动。他性格内向，多疑谨慎，很少交际。起码我总觉得他是这样一个人，因此我认为我们初次见面的情景真是最深刻的感情的流露。他俩在我这里坐了半个小时，天知道半个小时里我们谈了多少问题，说半句话我们就能互相理解，我们不断地赞叹，不断地抢话；我们谈诗歌，谈真实，谈‘当时形势’，自然也谈果戈理，引证《钦差大臣》和《死魂灵》，不过主要是谈别林斯基。‘我今天就把您的小说拿给他看，您会看到他是怎样一个人！您认识了就会看到这是一个多好的人！’——涅克拉索夫用两手抓住我的肩膀兴奋地晃动着说。‘喂，现在睡吧，睡吧！我们走，明天到我们这儿来！’他们走后，我哪儿能睡着呢！多么兴奋，多大的成功！主要的是情感可贵，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想法：‘有人成功了，人们夸奖他，欢迎他，祝贺他，可这两个人噙着眼泪凌晨4点跑来叫醒我，因为这比睡觉重要……啊，多好！’我当时这么想，怎能睡呢！
“涅克拉索夫当天就把稿子交给了别林斯基。他崇拜别林斯基，好象一生最爱的人就是他……他拿着《穷人》一见到别林斯基就喊道：‘新的果戈理出现了！’‘您的果戈理像雨后的蘑菇一样容易出现。’——别林斯基严厉地批评他说，不过稿子还是接过去了。傍晚涅克拉索夫又到别林斯基那儿去，别林斯基见到他时异常激动，说：‘领来，快把他领来！’
“于是我被领去见别林斯基（这已是第三天的事）。我记得，第一眼见到别林斯基的时候，他的相貌，他的鼻子，他的前额使我吃了一惊；不知为什么，在我的想象中，‘这个令人恐慌可怕的批评家’完全是另一副长相。他见到我时异常庄重矜持。‘没什么，就该这样。’——我想，可是没过一分钟，我的想法全变了：庄重不是因为一个大批评家见一个二十二岁刚起步的作家，而是因为他尊重要尽快向我表露的情感，尊重他异常急于要对我说的那些重要的话。他热情洋溢、两眼闪光地说：‘您自己明白您写出的是什么东西吗！’——他照平时的习惯喊着重复了几遍，他感情强烈时总是喊。‘您作为艺术家只是凭直觉就可以写出这样作品来，可是您认识到了您向我们指出的全部可怕的真实吗？您二十岁的人不可能理解这个。您笔下的这个不幸官吏——他那么克已奉公、自卑得竟不敢认为自己是不幸的。几乎把最微小的抱怨都看成是自由思想，甚至不敢承认自己有权认为自己是不幸的。当善人——他的将军给了他这一百卢布时，他受宠若惊，“将军大人阁下”（他说的不是“将军大人”）竟会怜悯他这样人！还有掉下来的扣子，还有那想吻将军手的瞬间——这不是对不幸者的同情，这是恐怖，恐怖！在这感恩里表现着他的恐怖！这是悲剧！您触到了事情的实质，最主要的东西一下子就指出来了。我们政论家和批评家只是议论，我们力求用话语说明这一点，而你们艺术家用一个线条，一个形象就把事情实质表现出来了，简直可以用手触摸到，连最不善思考的读者也能一目了然！这就是艺术性的秘密，这就是艺术的真实！这就是艺术家为真理服务！真理已显示在您这个艺术家面前，作为天赋给了您，您要珍惜您的天赋，忠实于它，您将成为伟大作家！’…
“这是他当时对我说的话。关于我，他后来对许多人讲过这类话，这些人如今健在，可以作证。我离开他的时候心里感到陶醉，我站在他的房角，看着天空，看着明亮的太阳，看着过往行人，身心都感到我的生活里发生了重要转折，一种我在最大胆的幻想中都没有想到的崭新生活开始了。”
三、虎口余生
《穷人》1846年1月15日出版，受到好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举成名，接着发表了《双重人格》（1846）、《普罗哈尔钦先生》（1846）、《女房东》（1847）、《白夜》（1848）和《脆弱的心》（1848）。
他本来跟别林斯基小组来往很密切，可是后来一方面因为对别林斯基的批评不满（因为别林斯基改变了最初对《双重人格》的较好评价并严厉批评了《女房东》和《普罗哈尔钦先生》），另一方面他自视甚高，摆名作家的架子，而小组里的一些年轻作家又不买他的账，经常奚落他，所以1847年初就跟别林斯基及其小组决裂了。
这年春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加入了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星期五聚会。
彼得拉舍夫斯基⑩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是傅立叶[11]的信徒，主张俄国民主化，消灭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1845-1849年间，一些进步知识分子经常在他家聚会。参加聚会的人们利用他收藏的大量禁书了解唯物主义哲学、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和革命运动史。
1849年初，在西欧1848年革命事件影响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斯佩什涅夫[12]所组织的秘密团体。
1849年4月22日，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星期五聚会被沙皇政府破获。[13]陀思妥耶夫斯基跟许多[14]成员一起遭到逮捕，监禁在彼得堡阿列克谢耶夫三角堡。9月开始审判，11月16日审判结束。二十一名成员被判处死刑，其中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判决书里指控他两项罪名：一是他先后在小组成员杜罗夫和彼得拉舍夫斯基住处朗读过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那封著名的反对农奴制度的信[15]，而且后来还给蒙别利传抄过；二是，在斯佩什涅夫住处朗读格里戈里耶夫中尉的煸动性小说《士兵谈话》时他在场。
决定12月22日在谢苗诺夫校场执行枪决。
这是一个晴朗而寒冷的早晨。街上行人看到了一种奇异景象：许多全副武装的骑马的宪兵簇拥着一列马车飞驰而过，直奔谢苗诺夫校场。这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被押赴刑场。谢苗诺夫校场地上覆盖着刚下的白雪，四周由军队警戒着，远处土堤上站满了看热闹的群众。一片寂静。太阳刚刚升起，透过薄雾像个血红的圆球堆在地平线上。广场中央搭了一个带台阶的四方台子，裹着黑布——这是断头台。断头台旁边埋着几根灰色的木桩。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站在断头台前面，个个面容憔悴，瘦削苍白，有些人的胡子和头发长得很长。他们多日不见，纷纷握手问候。这时传来一声口令：“脱帽！”接着宣读了皇上亲批的枪决命令。随后发给了每个死刑犯一件白罩衫和一顶尖顶帽——执行枪决时的穿戴。神甫过来让他们吻了吻十字架，然后彼得拉舍夫斯基、斯佩什涅夫、蒙别利被带到木桩前面，绑到木桩上。有人给他们把尖顶帽拽下来遮住他们眼睛免得他们害怕。彼得拉舍夫斯基把尖顶帽摘下来扔了。一声令下，十六支步枪瞄准了他们三人。眼看着自己的亲密朋友就要倒在血泊之中，令人情不自禁地感到恐怖可怕，切齿愤盈。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格里戈里耶夫就在此刻永远精神失常了。这时突然一个侍从武官骑马赶来，宣布皇上赦免这些犯人死罪，另行判处。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刑场回来后立即写信给哥哥回忆当时的情境说：
“今天，12月22日，我们被带到了谢苗诺夫校场。在那儿向我们宣读了死刑判决书，让我们吻了吻十字架，在我们头上折断了佩剑[16]，给我们穿上了白罩衫。然后三人一批绑到木桩上执行枪决。我是第六个，每批枪毙三人，我是第二批，我已经活不过一分钟了。我想起你来，哥哥，想起了你们一家三口；在最后一分钟里，我心里只有你，这时我才知道自己多么爱你，我的亲爱的哥哥！我也来得及拥抱旁边的普列谢夫和杜罗夫，跟他们诀别。最后听到了取消死刑的信号。绑在木桩上的人被带了回来，向我们宣读了皇上的赦免令，接着宣读了新的判决。”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四年苦役然后罚当列兵。
12月24日，陀思妥耶夫斯基随同别的犯人一起被解往服苦役地鄂木斯克。1850年1月23日到达鄂木斯克监狱开始服苦役。
关于服苦役的情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54年1月31日—2月22日写给哥哥的信里有详尽的描述，我们不妨摘录一段：
“早在托搏尔斯克我就听人谈过我们未来的直接上司。要塞司令是个很正派的人，可是少校协理克里夫佐夫却是个少有的坏蛋，野蛮，找碴，酗酒，可以想得出来的令人讨厌的毛病他全有。一见面，他就骂我和杜罗夫是浑蛋，并威胁说一有过错就对我们施行体罚。他当少校协理已两年，尽做坏事。两年之后，他受到法律审判。上帝使我免受他折磨。他出来巡视总是醉醺醺的（我从来没见过他不是喝醉酒的），他反而找没喝过酒的犯人的碴儿，打犯人，诬蔑犯人喝得烂醉如泥。还有一次夜间巡视打人，借口犯人睡觉不是身子向右侧、喊叫或者说梦话，为了他那醉醺醺的脑袋里所出现的一切理由打人。我就是要在这样一个人的管辖之下生活，就是这个人每月向彼得堡报告我们的服刑情况，给我们写鉴定。在托博尔斯克，我就接触过服苦役的人，在鄂木斯克我跟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四年。这些人粗鲁、暴躁而且凶狠。他们极端仇恨贵族，因此他们见到我们这些贵族的时候是敌视的，幸灾乐祸的。如果允许的话，他们会把我们吃了。不过你可以想得到，防不胜防，因为一连几年都跟这些人一起生活，一起吃喝，一起睡觉，而且对各种各样数不胜数的欺侮连告状的时间都没有。‘你们贵族吃人不吐骨头，经常残害我们。你们以前当老爷，欺压百姓，如今一落千丈，跟我们一样了。’——这是四年中间经常听到的话。一百五十个仇敌永无休止地迫害。他们喜欢这样，这是他们的娱乐；如果说有什么避免祸患的方法的话，那就是漠然置之，保持精神的优势（他们不能不理解并且尊重这一点），镇定自若。他们始终都意识到我们比他们高。他们对我们的犯罪事实一无所知。我们自己不愿告诉他们，因为我们跟他们互相不理解，结果我们就得忍受他们根深蒂固的对贵族的报复和迫害。我们的生活很坏，军人苦役比平民苦役更不堪忍受。这四年我未能出监狱大门一步。只有干活的时候到监狱外面，活儿很重——当然不是总这样，我有时累得精疲力竭。不管是阴雨，是泥泞，还是令人无法忍受的严寒，都必须干活。有一次我干急活，一连在严寒里干了四个小时。当时温度计的水银柱都冻了，可能有零下四十度。我把脚冻坏了。我们全都挤在一间牢房里。那是一座木板房，又旧又破，早就该拆，早就不能住人了。夏天闷热不堪，冬天寒冷难耐。地板全都烂了。地板上的泥垢有一俄寸[17]厚，走路可以滑倒。窄小的窗户都长满冰霜，所以整天都不能看书。玻璃上的冰有一俄寸厚。天花板滴水——房盖净是窟隆。我们像装在木桶里的鲱鱼——一个挤一个。[18]生着一个可以装六根桦木劈材的大铁炉子，可是没有热气（屋里的冰都难得融化）。而烟却呛得令人受不了——一冬天都这样。犯人都得在牢房里洗衣服，狭窄的牢房里溅得满地都是水。没有转身的地方。从天黑到黎明，不能到室外大小便，因为牢房的门上锁。马桶放在门斗里，因此臭气熏得人喘不上气来。所有苦役犯身上都散发着猪的臭味，据说不能没有猪的臭味，因为是‘活人’嘛。我们直接睡在木板上，只允许有枕头。睡觉时盖一件短短的半截皮大衣，两腿都整夜露在外面。整夜都冻得直打战。跳蚤、虱子和蟑螂到处都是。冬天我们穿的半截皮大衣常常是很差的，几乎不保暖；穿矮靿儿皮靴在冰天雪地里走路。给我们吃的是面包和肉汤——规定每人是1/4俄磅[19]牛肉，不过是切碎的，然而我在汤里从来没有见过牛肉。节日喝的粥里几乎一点油也没有。斋戒期间是水煮白菜，别的几乎什么也没有，我的胃严重失调，病过几次。你想想，没有钱怎能活下来。如果没有钱，我肯定是死了。无论谁，任何犯人也承受不了这种生活。不过所有人都在做些什么卖，弄点儿钱。我喝茶，有时买块牛肉吃，这救了我一命。不许吸烟，因为在这么闷憋的小屋里吸烟会把人呛死。人们都是偷偷吸。我常常因病住院。由于神经紊乱，我犯过癫痫，不过发作次数不多。我的两腿还患风湿。除了这些病以外，我觉得自己的身体还相当好。在这些令人愉快的事情以外，还应加上几乎不能有书（弄到一本什么，只能偷偷读），周围总是敌意和争吵、谩骂、喊叫、喧闹；总是有人看守，从来没有一人独处过，四年中间天天如此。”
正像作家自己在我们援引的这封信里说的，这四年他没有白过。他说：
“服苦役的四年里在强盗中间我终于发现了人。你信吗：有些性格是深沉、有力、壮丽的；在粗鲁的外壳下面寻找金子是令人快活的。这样的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好几个。有的不能不加以敬重，有的则是绝对壮丽的。我教一个年轻切尔克斯人（他因抢劫被判苦役）俄语和读写，他处处对我表示感激！还有一个苦役犯跟我分别时哭了。我给过他些钱——并不多，而他的感激却是无限的。不过我的脾气却被他们宠坏了；我跟他们任性，没有耐心。他们尊重我的精神状态，毫无怨言地加以忍受。A propos[20]我在服苦役中间孕育了多少民间典型、性格啊！我跟他们亲密地一起生活过，因此似乎相当熟悉他们。我了解了多少流浪汉和强盗故事乃至于一般暗无天日的苦命日子啊。够写好几本书的。”
1859年作家终于把这段经历写成了受到广大读者好评的不朽名著《死屋手记》。
正是在这四年中间，他的世界观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不再迷恋空想社会主义，不再相信反政府的政治活动会带来益处；西方革命已失去吸引力，他开始相信俄国应走自己独特的道路。但是他依然是一个人道主义者！
附注：
①罗斯 俄罗斯古称。
②俄语姓氏最初有许多是由地名演变来的。在地名后面加上“斯基”意思是某地人氏。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意就是陀思妥耶沃人氏，后来演变成姓。
③库尔布斯基，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1528-1583）俄国政治军事活动家，出身于雅罗斯拉夫尔大公世家。1540-1550年代为俄国第一代沙皇伊凡四世（雷帝）最亲近的心腹之一。伊凡四世在立窝尼亚军事失利之后任命他为波罗的海沿岸俄军统帅，连胜骑士和波兰人之后，被任命为尤里耶夫军政长官，后因好友阿达舍夫（亦为朝廷重臣）失势，怕受株连，投靠波兰，波兰国王在立陶宛和沃伦赏给他几块封地。
④俄国文官分14个等级，级的数码越大，官职越低，14级最低。
⑤陀氏父亲1839年6月8日死于野外，死因不明，亲属（其中包括陀氏的弟弟安德烈）认为是被农奴所害，现代有学者对此说提出异议，然根据不足。
⑥唐·卡洛斯和波扎侯爵均为席勒诗剧《唐·卡洛斯》中的人物。莫尔蒂梅拉是席勒悲剧《玛丽·斯图亚特》中的一个豪侠青年。
⑦格里戈罗维奇，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1822-1899）作家，陀氏军事工程学校同学，1844-1845年曾与陀氏合租一套住宅。
⑧涅克拉索夫，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1821-1877）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者，曾先后主编过《现代人》和《祖国纪事》杂志。
⑨别林斯基，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1811-1848）革命民主主义者，文艺评论家，哲学家，1839年起主持《祖国纪事》文艺评论栏。陀氏由于接受了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后来才参加了彼得拉舍夫斯基的读书会。
⑩彼得拉舍夫斯基，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1821-1866）俄国革命家，医生家庭出身，贵族，毕业于皇村中学（1839）和彼得堡大学法律系（1841），在外交部担任翻译，利用职务之便搜集了大量禁书供志同道合者阅读。
[11]傅立叶（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每个人对全体和全体对每个人的战争的制度。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中推论出资本主义制度下危机的不可避免性。但不主张废除私有制，幻想通过宣传和教育建立一种以法郎吉为其基层组织的社会主义。
[12]斯佩什涅夫，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1821-1882）彼得拉舍夫斯基派中最激进的分子之一，空想共产主义者，主张暴力夺取政权，相信俄国人民起义已日益迫近。
[13]沙皇政府派进去一个叫安东内利的暗探。
[14]最初逮捕了200人，经过审查，只有72人跟本案有直接牵连。
[15]此信有殿兴译文，载袁晚禾陈殿兴编《果戈理评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第171页。
[16]折断佩剑：对被判处死刑的贵族临刑前的一种辱刑。
[17]1俄寸等于4.4厘米。
[18]一个牢房里住30个人。
[19]1俄磅等于409.5克。
[20]法语：顺便说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