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自由 （墙内开花墙外香）
主要是本人的一些生活感受。并转载一些他人写得比较好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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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大学教育的灵魂，失落在何方？
谈文化论教育 2017-06-22 06:01
季羡林先生以98岁高龄辞世后，社会各界一片叹息，很多人发出怅然若失的感慨。其实，季羡林在他同代学人中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德性上都并不是特别杰出的。当他被称作“最后的”大师时，人们追思的已经不仅仅是这样一位智睿而温和的学者，而是一个正在被遗忘的时代，一种失落的学术精神，一种应当坚守的大学理念。
在蔡元培开创北大之后30年中，中国的大学在战乱不止、民生困苦的环境中艰难起步，一批大师云集的近代大学在大江南北先后建立起来。这些大学和大师在20世纪中国的科技、人文与教育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民国初年，章鸿钊、丁文江、翁文颢、竺可桢、胡先骕等西学归来学者首先在地质、动植物、气象等与本土资源密切相关的领域中启动了中国近代科学研究事业。在资金设备极其匮乏的条件下，他们以自己开创性的成果赢得了外国同行的尊重。20年代后，大批学成归来海外学子在各大学白手起家，建立起相当完整的科学教育体系。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在海外研修中成就斐然，部分科学家特别是物理学家很快走到了世界科学的最前沿。
人们不会忘记叶企逊、吴有训、钱三强、王淦昌、黄昆，曾昭仑、陈省身、苏步青、华罗庚、吴仲华、钱学森等等一大批科学和数学大家，他们的成就使中国人在世界科学史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与此同时，在人文领域，当时的大学同样是群星灿烂。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胡适、吴宓、梁漱溟、熊十力、钱穆、鲁迅、罗家伦、傅斯年、钱钟书等等一代大师，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中表达了自己深沉的思考，其学术成就和价值追求给我们和我们的后代留下了永久的启示。值得一提的是，在八年抗战中，在中国西南边垂的穷山恶水中，在简陋破旧的房屋里，运行着以“西南联大”和“浙大”为代表的充满学术追求的“战时五大学”，并且最终从那里走出了后来摘下诺贝尔奖桂冠的人。
今天，即使是大学教授，很多人已不记得当年这样一批支撑了国家20世纪科技与人文事业最前沿发展的学人。那一代大师的识见与信仰、性情与风骨、狂狷与儒雅，以及他们留下的传奇故事，已经成为遥远的梦影。
当今的大学，你可以看到鳞次栉比高楼大厦，现代化的教学科研设施，但是，却再也找不到能与前辈比肩的大师了。
一个通天贯地的强大行政系统通过众多几乎不知学术为何物的行政官员极有效率地控制了大学的每一个角落。在充斥着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行为大学校园里，传统的大学理念与精神已普遍丧失。
尽管高级职称和高级学历四处泛滥，作为外表包装而不是内在本质的学术和道德水平不可逆转地跌落下来。对假大师、假学问和假成果人们已经见怪不怪。在学术会议、成果鉴定、资格审查、项目审批过程中，玩手段、走过场、吃喝、送礼、拉关系、作交易已经是常见现象。有的大学远远偏离了正道，失去了脊梁，泯灭了精神，只剩下赤裸裸的追名逐利，使那些昔日国人心目中的精神圣地，不断传出的稀奇古怪的丑闻。
华中科技大学姚国华先生痛心地指出：“中国20世纪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都在于在平常时期几乎完全没有真正的大学，只有打工仔的培训机构。”
“大陆科学家一个诺贝尔奖都拿不到，而且没有任何一点蛛丝马迹能够表明，中国科学家在做可能获得这一殊荣的独创性研究。”数学家丘成桐说：“中国现在的许多高校唯利是图，就是看钱，看经费。真的研究成果从来不在乎。”民间学者谢泳说，“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学衔、学问的标志，而是工资的一个级别。”人大教授张鸣说，今天大学使人联想起前现代时期的中国社会众生象：各级领导像官吏、一般管理人员像书吏、教授像衙役、学生像臣民。张汝伦说：“只要在大学校园里走一圈，不难得出答案：公司、商行、卡拉OK和超市乃至歌厅舞厅和酒楼，大学一概不缺，惟独缺乏它自己的理念。”
美国教育家科尔(Clark Kerr)在《大学的功用》中指出，“每个国家，当其变得具有影响力时，都趋向于所处的世界上发展居领导地位的智力机构。希腊、意大利的城市、法国、西班牙、英国、德国，以及现在的美国都是如此。伟大的大学是在历史上伟大政治实体的伟大时期发展起来的。今天，教育与一个国家的质量更加不可分割。”
中国人似乎无不盼望“中华崛起”，使中国在世界上变得具有影响力，以便能找到自豪的感觉。但是，如果没有一批成功的大学作为智力与道德的依托，中华的崛起其实完全无从谈起。
大学的成功在于她的理念，大学的魅力在于她的精神。那么，什么是大学的理念和精神呢？
蔡元培先生当年提出大学精神是：“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陈寅恪定义的大学精神第一要义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前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曾对师生说：“诸君皆学问中人，请先言学问之事。……研究学术，当以学术本身为前提以达于学术独立境界。……夫学术之事，自有其精神与范围，非以外力逼迫而得善果者……。”
前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战时西迁途中对学生说：“乱世道德堕落，历史上均是，但大学犹如海上灯塔，吾人不能于此时降落道德标准。”
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T· H· Huxley）说:“一所大学的声誉应当体现在它的教师和学者的水平上，而不是体现在教师的数量和所使用的建筑物上。”
德国近代大学的奠基人洪堡认为，大学应将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融为一体，而科学研究最本质的精神是“孤独与自由”。
作为政府的教育大臣，洪堡坚信，政府与大学目标完全不同，任何政府都从来没有今后也不能领导学术活动。政府与大学应当是在法律上平等的主体。
德国哲学家怀特海(A· N· Witehead)说，“大学存在的理由是，对学术进行充满想象力的探索，从而在知识和追求生命的热情之间架起桥梁。”“教育的本质在于它虔诚的宗教性。”
美国当代哲学家施特劳斯（Leo Strauss）说：“自由教育的本质在于倾听最伟大心灵之间的交谈。”
“自由教育在于唤醒一个人自身的优异与卓越。”
重温先人的谆谆教悔使我们确信：一所真正的大学在理性和德性上应当有自己崇高的价值追求；大学在学术上应当自由开放；大学中持不同观点的学者之间应当相互宽容；大学应当富有创新精神；大学中必须有真正的大师；大学在管理体制上必须自治和独立；大学在与政府、市场和市俗社会的合作中，必须保持足够的张力，必须坚守自己的独立性和尊严。
而这一切，正是中国大学普遍缺乏或已经完全丢失的。60多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首先经历了极残酷的政治迫害，然后是极失衡的脑体倒挂，最后是极强势的钱权诱惑。在这“三部曲”结束后，传统的大学精神已道脉丝悬。
大师远去，精神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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