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玺阁主在美國
不要介绍了，就是那个阁主
【缘起：这是一个一直想写的系列，其实呢，在2012年的时候，我还在上海时就已经写过几篇，记得是连载在《旅游情报》杂志上的，好象还挺受欢迎的。说是“上海回忆”，其实是“回忆上海”，回忆我记得的上海。大家知道，如今的上海，是个千变万化的世界，各种新式的事物层出不穷，可是节奏太快都不久长，看似雨后春笋般地热閙，实则昙花一现似的浮华。
我回忆的上海，是大变前夜的上海，一切都那么自然的存在着，四分钱的电车票，六分钱的糖饺还要加一两粮票，我们手上生着冻疮，边剁着脚边作业，手臂上还戴着袖套，唯一可以取暖的东西，就是个包着一个套子的热水袋。我们继承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等着赶英超美，等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等着要成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那是个值得回忆的时代，值得回忆，但不要美化！
现在我到了洛杉矶，上海真的成了回忆……】
前几天，中学的食堂事件，閙得沸沸扬扬，虽然我在美国，依然跟进了事件的发生发展，就连英文媒体也有报导，你想不去了解都不行。我个人认为老外不应该关注这种事情，他们的思路有问题。中国人在知道了“只有”腐竹变质之后的感觉是大松了一口气，是不是？可老外的想法是有一必有二，有新必有旧，既然能找到一个，说明管理有问题，只要管理有问题，就不会只有一个东西有问题；现在找到了一个腐竹，那以前呢？同样该公司管理的其它学校呢？有多少已经被吃了下去？吃下去造成的后果呢？做一个十到二十年的跟踪医学调查吧！这么想问题，太累了。
我们小时候可没有这种事，不是因为管理好，是因为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吃，当天的东西当天吃完，我想我们的中学应该连冰箱都没有。好奇如我，居然没见过我们中学的灶头，现在想来，还真有点奇怪。
我是1984年读中学的，七一中学，陕西北路上。小学离得近，午饭是回家吃的，可中学离家要有四站路，那时我还没学会骑自行车，只能在学校里吃了。说来有趣，学校供应菜肴，却不供应饭，饭是要自己带米到学校中蒸的。我猜最可能的原因是由于当时买米是要粮票的吧？也可能不是，供应米饭就要准备饭碗，还要菜碗，当时还没有不锈钢餐盘，那洗饭碗菜碗要多好几个人呢！也不对，饭碗菜碗可以叫小朋友自己带啊，那时的食堂不都要自己带碗的吗？不管了，反正我们中学是不供应米饭的。
那时，早上到学校的第一件事，就是淘米，对的，你没看错，上学先要淘米。米是放在饭盒中带到学校的，饭盒是用铝做的，上海人叫做“钢宗饭格子”，扁扁的长方形饭盒，四个角是圆的，它有一个薄薄的盖子，是套在底盒的外面的，顶盖有卷边，应该是为了增加强度吧。
学校有专门淘米的地方，就在七一中学老楼的后面，有一排水笼头。一到学校，就去那儿，把饭盒从饭包中拿出来，打开饭盒，淘米。那时还没有不淘洗米，米中混有小石子和稗子，要在淘米时挑出来，想象一下吧，一大早，一大羣学生排着队在拣米，多有画面感。
水笼头里放出来的，只有冷水，再冷的天，也还是冷水，我压根就没想象过淘米用温水或是热水。这个习惯影响了我的一生，直到今天，我依然坚持淘米必须要用冷水，否则做出的米饭会不好吃。我也被人问死过，零下五度的天和零上三十五度的天，自来水的温度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不在零下五度的时候用零上三十五度时的水温呢？那时，你会觉得水是温的了。听着好象挺有道理的，但我没有采纳过，也许这就是小时候习惯的力量吧！
那时的米不但要挑走石子和稗子，还要洗，饭盒中盛满水，用手抓米搓洗，然后倒掉水，如是者数次。然后是加水，一开始的时候，家里人教好我怎么插一个手指下去，水位到手指的哪个位置正好，后来我只要眼睛一扫，就知道水够不够多不多了，这项“绝技”一直保留到了现在。我有二项绝技，一是烧饭不用量水，二是炒菜不用尝味。
水放好，盖上盖子，然后要把饭盒扎起来，用一根粗的棉绳，棉绳的当中打了个结，结上系了一块竹牌，细细长长的，上面用烙铁戈炙了字，应该是串数字，我不记得上面有我的名字。这些竹牌或者叫竹筹，是学校统一发的，竹牌上有个框，框里是阳文的数字，那枚竹筹做得很精致，加上天天被蒸汽浸润，后来起来“包浆”，锃光发亮，色面很是好看，可惜后来不知被我弄到哪里去了，要不放到现在，也算是个“老东西”了。
竹筹的一端有个圆洞，绳子就从洞里穿过去，二边拉到一样长短，把绳子打二个结，就成了个“死结”，从此以后，除非绳子断了要换，否则它们就是“焦不离孟”了。扎饭盒的时候，把竹筹放在饭盒的正当中，绳子在饭盒的短边左右分开，兜到饭盒的底部，二边的绳子碰头后交错拉紧，再沿着长边的方向分上下兜回正面，其中一根再绕一下本来带着竹筹的横绳，最后与另一头的绳子打个结，就算好了。
那幢楼的后面，应该就是厨房，厨房门口，有一排大的铁架子，里面都是木筐，要把饭盒放在木筐中，才算大功告成。我不记得框子是按年级按班级分的了，也许是按竹筹的号码分的，也有可能，反正，要把淘好米加好水扎上竹筹的饭盒，放到指定的木筐中，才算完成“早自习”，七一中学是没有早自习的，七点四十五准时上课。不对，有个别班级会有“神精病班主任”要同学提早上学，进行早自习，好在我们班从来没有。
木筐是个大框，可以放二层饭盒，直接蒸的，等到中午下课，蒸好的饭盒就已经在食堂门口了。同学们以最快的速度，跑步去拿饭盒，那个场面叫一个混乱，经常有饭盒被挤到地上。说来也怪，从来没有老师来过问过这件事，这里就象是大城市中的棚户区，所有的黑暗都有，但大家都熟视无睹……也许并没有这么严重，只是老师也要到食堂抢午饭，没人想到这里会这样。
七一中学的午餐，老师是有食堂的，可以用饭菜票买饭买菜，现在想来，上最后一节课的老师去的时候，好菜可能已经卖完了吧？那他们更没心思来管我们抢饭盒的事了。总有孩子找不到自己的饭盒的，笨的呢是忘了自己的号码或者放错了筐，也有是被同学藏起来了，男生的饭盒被藏多半是被别人欺负，女生的饭盒被藏多半是哪个男生想引起她的关注。
铝制饭盒很薄，跌在地上如果是角着地的，就会有个瘪坑，有的饭盒四个角都瘪了进去。取回的饭盒是烫的，铝饭盒新鲜蒸出来，那得多烫呀？所以那个竹筹就很派用场了，用手拎着竹筹就可以了。
不但要给自己拿饭盒，还要给同学拿，要记住同学的号码和他的饭盒的样子。同学为什么不自己拿？同学没法来拿，他们去抢乒乓球桌啦！七一中学有四个乒乓球桌，在初中四个班级的门口，谁想打乒乓，就要抢到乒乓桌，全校二十四个班，全在抢这四张乒乓桌，想象一下吧，让上演了多少场腥风血雨的战斗，有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啊！
也许我的记忆产生了偏差，因为高年级的同学好象并不在学校里吃饭，我高中时就骑自行车回家去吃了；高年级的同学好象也不打乒乓了，男生们都打篮球，打篮球是在前场，全校女生都看得到，打乒乓是在后场，只有初三的人才看得到。
反正，至少在初中的时候，有些人去抢乒乓桌，有些人去抢饭盒，抢完饭盒回教室，菜在教室里。老师们是在食堂选菜的，而学生的菜是没得选的，每天派二个学生去食堂“领菜”，然后回教室里分。菜放在一个大锅中，每个班级一个锅，领菜的同学去把大锅抬回教室，还有把大勺子，然后就分这一锅菜，有时是领菜的学生分，也有时是班长分。奇怪的是，我好象从来没领过菜也没分过菜，也许是我长得瘦小的缘故吧？也许是我懒？但那个时代，不是懒就能躲得掉的啊？也或许领菜分菜是种光荣？所以大家都抢着要干？奇怪！
菜，都是些很简单的菜，无非就是红烧狮子头、百页包、黄芽菜烂糊肉丝之类的东西，即便如此，可能还是要比某些同学的家中还好，要知道，那是个买油还要油票的时候，那是个学烧菜得去书店买书看的时候。除非象我这样有个会烧还不用上班还精打细算的苏州祖母，让我能吃上点好东西；要是双职工多子女家庭的孩子，做娘的能把全家都喂饱就已经不错了，白天要上班，下班后再买菜再烧，真的不容易，因为下班买菜已经没啥买了，再有钱买不到原料，怎么烧成菜肴呢？
因此，中午学校里的那顿，可能是某些同学最好的一顿了，我那时只顾着玩，真的不记得到底有哪些菜了。我想，不会太好吃，太好吃的话我会一直吃下去的，但我记得至晚进了高中我就不在学校蒸饭吃饭了；我想也不会太难吃，否则的话，我不会后来对食堂菜有好感的，很多人都说食堂菜难吃，你仔细去观察，越是平时吃不上什么好东西的，越是抱怨食堂难吃，百试不爽。
说起食堂，我从小就是个有正义感有公平心的孩子，我在高中时写过一篇《校长十大实事不实》，其中有一条就是关于食堂的。说来有趣，那时的媒体是监督政府的，当时的上海市长搞了个什么上海十大实事之类的项目，后来《新民晚报》就登了篇文章说市长的实事不实，还真不是“小骂大帮忙”那种批评，确确实实是媒体监督那种批评，我后来就同样写了一篇。
我们的食堂，老师可以选菜，而学生只能领菜，我认为这是种不公平，那时社会政治开明，《新民晚报》的《十日谈》、《蔷薇花下》等专栏经常针砭时弊，校风也是如此，鼓劢学生讲真话不拍马，因此写文章骂校长，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也许潜意识中我只是想多吃点罢了，为自己贴了个公平的标签而已。
我大概在中学吃了三年的午饭，都是自己带米去蒸的。有朋友一定会问，为什么不带着隔天的饭和菜一起去蒸，那样既不用淘米，也不用“领菜”了，岂不是个两全齐美的好办法？我来告诉你答案吧，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都没有冰箱，天热的时候隔夜饭菜会变质；别说冰箱了，甚至家家户户都没有隔夜饭菜…
吃饭时的众生相， 就能显出家境了， 天天只带点萝卜干的有之，天天哪怕是蔬菜也有换花样的， 过得几日就有点荤腥的，天天都有鱼或肉或蛋的，几乎没见过。
每天中午走20-30分钟回家吃饭的大有人在，骑自行车的数目很少。
享受人民助学金的同学，则需要在学校里吃饭，一等是每月十元五毛， 在学校食堂吃三顿饭， 二等大概七元五，在学校吃午晚两顿饭，三等可能是四块钱， 在校吃一顿午饭， 午饭基本有点荤腥， 想必是为了让这个钱真正用到学生身上吧，但有时也蛮麻烦， 比如一个同学拿最高助学金的， 家搬去了曹杨新村， 助学金转起来好像挺麻烦， 他只好每天早上走50分钟来学校吃早饭，现在的人会问“他不能做公交车或骑自行车呀？”
这是文革前的六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