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实的心声
我多么期望有一天，我们的民族能够把自由、民主和人权大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从而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单若水：造假的大国
一
众所周知，中国是个什么都可以“山寨”的大国，也是一个什么都可以造假的大国。从个人的吃、穿、用生活的各个环节以及升学、就业、学位、文凭，到教育、学术、经济建设的各部门，以至国家和党派的历史，官员们的履历和身份不一而足，几乎没有造假不涉足的领域。1994年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克里斯多夫去中国谈判知识产权问题，结果以失败告终，于是美国Time周刊登载了一组漫画来调侃这一事件，漫画中一个克里斯多夫进入中国，出来时已变成一群克里斯多夫。此画栩栩如生，令人忍俊不禁，虽有些夸张却也入木三分。此事过去二十多年了，仍历历在目。
在中国食品造假已达丧心病狂，但凡“进口”的东西差不多都有造假的纪录，什么假烟假酒、地沟油、注水肉、抛光米、荧光蘑菇、苏丹红、一滴香、硫酸泡、硫磺熏，发明鳞次栉比，创新目不暇接，人人都成了超一流的化学家。三鹿奶粉带给国人的伤痛至今还记忆犹新，人们难以忘记那些可怜的“大头娃娃”和因抗争、维权而被关进大牢的他们的亲人。
药物和保健品的造假更是登峰造极，近日“网红”、三年九变身的卖药“神医”刘洪斌，一会儿是苗医，一会儿是“蒙医后人”，一会儿又是“北大专家”，与药厂、广告商、国家电视台合谋造假诈骗，在数家“姓党”的电视台屏幕上兜售各种“神药”，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其所售自然不会是什么正经玩意儿。这只是药物造假的冰山一角。
随着主管城建、公路、铁路“大老虎”们前赴后继地贪腐、落马，工程造假、偷工减料，桥塌路断楼倒的新闻不绝于耳，汶川地震中死于豆腐渣教学楼的千百少年学子们的冤魂至今还徘徊在上空。文物、古董的造假更是有悠久的历史和高超的技艺。运动员为得金牌由组织出面篡改年龄，有组织、有计划地服用兴奋剂。驾照考试造假，制造了一大批“马路杀手”。官员们为了政绩的造假真是煞费苦心，有人竟可将整座山用油漆涂绿，以冒绿化之功。
在中国，所有的统计数字都是不可信的，没有人知道里面搀了多少假。“正能量”的数据可以被拔高到极致，“负能量”的数据则被压到几乎忽略不计，这一切完全视政治的需要，视最高领导的好恶。于是在亩产十万斤粮食的神话和喧嚣中，在面对“粮食多得吃不完”的统计数字的忧愁里，在风调雨顺的和平年代，全国三年饿死了包括天府之国和江南鱼米之乡的三千六百万种粮的农民。所以从国内各级政府和组织到整个国际社会，也就没有人把中国的统计数据当一回事，那不过是一只可任意排泄的马桶而已。
二
物质上的造假造已不足为奇，科技和学术领域的造假也是震惊世界的。2003年2月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声称研制成功了产权自主的“汉芯一号”。其实，此芯片是他从美国的飞思卡尔公司购买的MOTO-freescale的56858芯片’，不过他已磨除掉了“MOTO”的相关字样，又雇佣民工将芯片表面磨光滑，然后，通过安靠(AMKOR)公司加上’汉芯’的标识。借助其造假的这个“汉芯一号”他申请了数十个科研项目，骗取了上亿元之巨的科研基金，骗取了“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等一系列荣誉，骗取了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职位。
对于如此令人发指、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不可挽回学术声誉的造假、诈骗，在其东窗事发后竟然没有单位和部门去追究其刑责、去追究评审专家和有关部门渎职、纵容甚至公然狼狈为奸的应负职责，仅轻轻地“撤销各项职务和学术头衔，解除与其科研合同”了事。上海交大不思反省，不向社会公众道歉，反而自我标榜“学校历来倡导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反对任何形式的学术造假行为。”，可谓无耻之尤。
其实陈进之所以会逍遥法外，并非是那些领导和部门的“妇人之仁”，舍不得处置他。原因是陈进不是“独狼”做案，从上到下都极度恐惧“拔出萝卜带出泥”，从交大各级部门到各路评审“专家”们都在同一个食物链上，都在同一条贼船上，不同的人已从其中捞得不同的好处。所以面对如此简单、明显和卑劣的造假手法，他们即使明知他在作假、欺诈，也因着利益的驱使不仅不会去揭发，而且是心甘情愿地为他“观敌掠阵”、“保驾护航”。
陈进的造假虽性质恶劣、影响极坏，丢人也还是丢在了国内。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四月二日世界最大学术出版机构之一的施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日前发表撤稿声明，旗下期刊《肿瘤生物学（Tumor Biology）》宣布撤回107篇发表于2012年至2015年的论文，原因是同行评议造假。107篇论文全部和中国研究机构有关，有125家之多，这创下了正规学术期刊单次撤稿数量之最，让全世界的学术界见识了中国人学术造假的规模和魄力。五月二十六日施普林格旗下另一期刊《分子神经生物学》（Molecular Neurobiology）也撤下10篇论文作者来自中国高校或医院有关脑瘤的论文。据统计从2012年至今，因同行评议造假问题，270篇来自中国的论文被撤稿。
面对这样惊天动地的世界性丑闻，作为相关领导方的全国科协负责人不是先清理门户、严责造假者，而是明显地袒护这些被撤稿问题作者，在第一时间把板子先打在刊物的屁股上，说什么“虽然作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出版集团和期刊编辑存在内控机制不完善、审核把关不严格等问题，也理应对此承担责任。”这样的回应就是不折不扣的 “强盗逻辑”。就像自家的孩子伙同盗贼洗劫了他人，不去严责管教，却怪受害者门户关闭不严，“也理应对此承担责任”。
而以学术打假闻名的方舟子和他的网站《新语丝》，在过去的多年里致力于揭露学术造假和腐败，对其泛滥之势有显著的震慑和遏制作用。对于民间的这种正义之举，当局不仅不支持，反而设置层层障碍、打压，《新语丝》在国内被封。当局唯恐日益猖獗的学术腐败被置于公众面前，尽管被揭露的学术造假证据确凿，但大多数造假者都无人过问，甚至有组织地公然进行反扑，暴力威胁、勾结贪赃枉法的法官假法律之手打击、报复揭发者。
正是在这种纵容和鼓励下，国内学术造假屡禁不止，不仅学生造假，教授造假，就连那些权重位高的院士们也不时地被逮，整个学术殿堂盗贼横行，斯文扫地，一地鸡毛。钱学森们忧心重重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为什么“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这就是最好的答案。指望在一个无视、包庇、甚至纵容鼓励剽窃、造假的学术生态里，在一个造假、作弊代价可以忽略不计、甚至没有代价的乐园里，能出“杰出人才”、能出“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这无异于南辕北辙、缘木求鱼。作假不受惩罚，肥了那些造假者还不是其最严重的后果，而是败坏了学术空气和公平，造成了一种可怕的逆向淘汰。
学术造假国外也屡见不鲜，但一旦事发付出的代价则是身败名裂，以至生命。在欧美日韩诸国，出现了学术不端这样的事情，后果十分严重，不但会受到警告、降级、撤职、解约等处罚，还会被取消博士学位、取消教授资格，各大基金会、学术期刊和出版社的大门也会对他们关闭，甚至会被禁止项目申请、取消政府颁发的各种荣誉。
例如，在世界学术界引起震动的“韩国克隆之父”黄禹锡干细胞造假事件中，黄禹锡不但被解除了教授职务，还因欺诈、挪用公款罪以及违反《生命伦理法》等，被判处有期徒刑18个月。又如2014年，日本“学术女神”小保方晴子论文造假案震惊学术界。从论文遭到国际科学界质疑到日本理化学研究所认定其造假，日本媒体步步跟进，不仅对论文的可疑之处进行攻击，更对小保方晴子及其导师、论文的共同作者笹井芳树提出质疑和谴责。最后，笹井芳树不堪忍受舆论压力而在神户自杀身亡。在科学技术发达的西方国家，正是这种对学术造假和欺诈“零容忍”的震慑，才没有人敢轻易去以身试法，才保住了学术领地的一方净土，当然这也要归功于自由世界的言论自由和无冕之王媒体的监督作用，任何人也没有能力、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包庇、掩饰，除非他想与造假者一起身败名裂。
三
如果造假仅在经济和学术领域，尽管猖狂、泛滥，还会有人来管他们，最可怕的就是官员们的造假，国家要害部门的官员们的身份造假。一个在当权者眼里法律只是幌子的国度里，他们本来就是权力不受制约、骑在人民头上为所欲为的老爷，他们还造假就越过了那最后一条底线，带给国家的危害必然是灾难性和毁灭性的。
据传“6月2日下午，最高检决定依法对司法部原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卢恩光以涉嫌行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经查，卢恩光年龄、入党材料、工作经历、学历、家庭情况等全面造假，长期欺瞒组织；金钱开道，一路拉关系买官和谋取荣誉，从一名私营企业主一步步变身为副部级干部；亦官亦商，控制经营多家企业，通过不正当手段为企业谋取利益；对抗组织审查。”
这则消息令人瞠目结舌，无言以对，作为国家司法最高行政部门的司法部，竟被骗子攻破，被堂而皇之地窃得了“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的高位，真是天大的笑话，国家颜面何在？司法尊严何在？所谓的“依法治国”看来不过如此，这样的司法还会有公正吗？这样的司法部门还值得信任吗？
另有消息称，司法部原部长吴爱英因卢恩光资历造假等问题难辞其咎，受到开除党籍处分，被由正部级连降三级为副局级非领导职务。卢某这种手法并不高明的骗子之所以能不断造假、不断行贿、不断得到提拔，一路顺风顺水地骗上去，当然绝非是各级组织和领导一般的“用人失察”，也不是无人能识破他的这点小骗术，而是制度性的腐败，是权力不受制约的后果。其中的钱权交易、行贿受贿定是触目惊心的，吴部长笑纳卢某的“孝敬”不会是小数，也许卢的官位就是吴部长明码标价卖给他的，否则她也不会被一撸到底的。现在“有钱能使鬼推磨”已不时尚，更高的境界则是“有钱能使磨推鬼”。一个从上到下贪腐成风、无官不贪的体系就是骗子们赖以生存的温润土壤。尤为甚者是从中央到各省、市、县，从军队到地方，卖官鬻爵已蔚然成风，不少官职被公然拍卖，出高价者得之，官员们每“前进”一步，须有“钱进”。据说，一个军长的官阶价码已涨到数千万，想升军长的师长们年薪不过十数万，他们如不贪、不腐，一百年不吃、不喝也凑不出这笔巨款。正是这种逆向淘汰的政治生态逼良为娼，培养和造就了千千万万的贪官污吏，也就成就了卢恩光这种造假的骗子。
翻开中央到地方一大批高官的履历，真是人才济济，放眼一望满朝都是博士、硕士，而且除少数像卢恩光一样的造假骗子外，绝大多数的学位、文凭还都是正牌货(虽也有党校、特训班这样的野鸡文凭)，不少还是出自一流学府的名牌货。如果他们都有真才实学，则国家甚幸，民族甚幸。
一般来说，接受过较多和较高教育的人视野会宽一些，思维逻辑能力会强一些，如果他们学以致用，用这些知识来管理国家，会有可能对社会做出较多和较大的贡献。当然如果他们将所学反其道而行之，那对社会和民众则成了噩梦，他们较之那些当道的草莽对社会的浩劫更甚。
师范生毛太祖，曾饱读几千年来中国的思想文化典籍，但他坐上龙椅后，却没有用这些圣贤之道和经典中的精华去惠济国祚、造福黎民，而是专门研究阴谋诡计和帝王之术，研究驭人、愚人之术，研究如何制造仇恨，不断挑起“人斗人”以满足他“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癖好，带给了中国人民罄竹难书的空前灾难。有人对毛一生的罪恶做了精辟概括:“建立了史上史无前例的、空前绝后的、垄断一切资源和分配权的超极权制度，使得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100多年来追求自由解放的努力全部化为乌有，千千万万优秀儿女为民主进步而进行的抗争全部付之东流。”
朝鲜的那位金三胖曾浸润于西方的现代化教育殿堂，他非但没有用自由、民主的理念来改造其祖上的封建帝王世袭社会，还沿着这条黑道走得更远。对内实行更严酷的封建法西斯专制恐怖统治，弄得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对外自不量力地张牙舞爪，挥舞手中那点破家什，讹诈威胁他国，一副流氓、潑皮嘴脸，俨然成了世界的牛二。
仔细对比那些高学位官员们的履历，发现他们个个几乎都是天才，一般读博学子含辛茹苦、呕心沥血三、四载，五、六年甚至更长的也不稀罕，挣挣巴巴地才能戴上那顶方帽。可这些官员们却一边“日理万机”地坐镇一方，一边“读”着“在职”学位，在三、两年，甚至一年的时间里博士帽就加在乌纱上了，他们政绩没少出，升官不耽误，可谓政、学通吃。他们中多数人没有听过一节课，更不会动手去撰写论文，所有这些都由秘书或他人代劳，更甚者用钱权交易，由那些拜倒在权力面前的“学官”亲自孝敬来的。当然，这些学位的成色绝不可能是24K，只是以假乱真的“高丽铜”而已，也就是所谓的“真的假文凭”。
天朝官员们之所以“真的假文凭”突然泛滥，并非仅是单纯的附庸风雅，更不是心血来潮地瞬间悟出了知识的重要，真要去学点什么真本事来报效国家，造福百姓。而是那些素来视“知识越多越反动”，以 “外行领导内行，从来如此”而自诩、自傲的党国大佬们，从切身的利益中体会到，再让那些文盲、半文盲的大老粗来领导现代化的经济建设已是难以为继了。他们不得已在世纪交替之际，在提倡干部年轻化时，也强调了知识化的重要性，并陆续提拔了一些高学历的人到高位。就像污水池被搅了一棍，顿时沉滓泛起，那些平日里不学无术、流氓加文盲的官痞、官迷们从中看到了升官晋爵的机遇，于是个个像绿头苍蝇一样盯上、扑向了文凭、学位和曾被他们视为“臭老九”的身份，摇身一变瞬间成了头顶博士帽的儒官、儒将。
那位小学文化、工农兵学员出身、竟会当众“宽衣”的当今圣上自然也不免俗且毫不逊色，当年在省委副书记、省长和代省长的任上，“撸起袖子”也赶着给自己戴了一顶“法学博士”的帽子。而且是饥不择食地从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由一个学科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思想”、与法学也毫不沾边的刘美珣导师“导”出来的。其长达161页的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当然 与“法学”也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也许此论文面目狰狞不便见人，从未见发表，据传即便如此不堪的东西也是由人代笔的。据考，其“读”博期间（1998年-2002年）还非常高产，共计完成了《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科学与爱国》等五本署名著作，至于是否由人捉刀代笔只有他自己和那些枪手们最清楚了。
从潜邸上位后假学位成了他的软肋和隐患，故虽其一贯高叫反腐，但上台之后却从没有谈到文凭和学历反腐，他自己在此问题上心虚，情何以堪。大概其廉耻心尚未完全泯灭，抑或觉得已得大位，再也无需擢升，有无此学历已无关紧要，在近年的履历上，已悄悄地将这个不甚光彩的“真的假文凭”抹去了。造假的履历可以凭借权势暂时抹去，但造假的事实却已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中国素有为尊者“讳”的传统，于是在国内，揭发学历造假成了大忌。不识时务的方舟子们竟敢揭批唐骏之流“西太平洋大学”的野鸡文凭，无疑是影射到了圣上头顶的癞疤，于是被封、被打压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受此荫蔽，一大批盗得“真的假文凭”的贪官污吏们，继续炫耀着顶上的博士帽也就无人敢去追究了。在中国只要有权，一切通吃，要钱有钱，要女人有女人，一纸文凭就更不在话下，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他们办不到的事了。
四
毛的接班人林彪曾言，“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在中共近百年的历史上，篡改历史和编造假史始终贯穿始终。毛和林彪以降的大小官员们，都是造假、说假话的高手。白俄学者德.阿宁曾说“每个独揽大权的领袖人物，实际上就是历史学家”，可谓一语中的，历史这个“小姑娘”在他们这些“历史学家”手中岂止只是可“任意涂抹和打扮”，任意强暴和蹂躏也是是家常便饭。
在他们编造的历史中，“三分抗战、七分发展”的共产党成了中国抗日的几乎唯一力量和中流砥柱，牺牲了几千万军民的抗战，竟然只有歼敌区区几百人的“平型关大捷”和饱受共产党内高层“过早暴露力量” 诟病的“百团大战”。他们勾结汪伪并和日寇达成默契，以打击和消耗国民政府的抗日有生力量，为了掩盖这一罪恶，把按他们旨意参与这一勾当的饶漱石、潘汉年等人以编造的莫须有罪名下狱并关到死。
对于为挽救金家小朝廷而牺牲了数十万中国子弟的“抗美援朝”，究竟谁是侵略者、谁挑起了战争，他们伙同苏联和朝鲜编造谎言，欺骗国内民众数十年。直到近年来随着苏联的解体、档案解禁，以及和朝鲜的关系恶化，才终于停止了对“美国侵略者”在朝鲜发动战争的谴责和声讨，但却依然喋喋不休地重谈“抗美援朝”的重要和必要，他们从来都不会认错，永远是“伟光正”的。
为了掩盖罪恶的发家史，他们不仅伪造历史、也伪造自己的党史。他们的最高政治目的并不是他们数十年来一直标榜的什么为了中国的自由民主和解放，他们的成立就是由苏俄人召集、代办的，因而他们从成立的那天起就是拿着苏俄的卢布，以保卫苏俄为最高目的，他们只是苏共的一个支部。即便在日寇大举侵略、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的关头，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挥下，也以“武装保卫苏联”为其宗旨。
为了派系斗争和排除异己的需要，他们伪造事实，构陷、罗织罪名可谓得心应手，炉火纯青。老毛为了整垮张国焘，可以假传“共产国际”的圣旨令其臣服自己。将四方面军派到河西走廊的荒漠，让其覆灭在敌手的重兵和严酷的自然环境里，然后编造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言说他们心生异意、分裂出走。根本没有资格与会的邓小平，会煞有其事地在遵义会议纪念馆指着这个、那个椅子说是当年会议时自己的位置。一个《开国大典》的油画为了适应政治需要，上面的人物一改再改，最后竟然是面目全非。在林彪炙手可热的年代，当年的“朱德的扁担”成了“林彪的扁担”，小连长林彪成了“井冈山会师”的一方首领。
文革中的假造更是登峰造极，他们伪造了大量档案、履历，将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干部诬为叛徒而打倒。其中最为著名的则是为了一网打尽除掉刘少奇的势力和班底，罔顾中央准许的事实，编造谎言，伪造历史，将从“北平军人反省院”“假自首”出狱的六十一人打成叛徒。毛甚至连自己收服的奴才和帮凶周恩来也不放过，利用所谓“伍豪事件”不时地来敲打他，直至生命终结时周都没有从恐惧中解脱出来。
把“坐天下”视为生命线的中共，对作为夺取政权的“两杆子”之一的“笔杆子”狠下血本，他们的宣传机构和由他们控制的新闻媒体便是摇唇鼓舌、舞文弄墨制造谎言和假话的集大成者。几十年来假新闻、假典型、假数据、假照片连篇累牍。亩产十万斤粮食、土法炼钢都是出自他们的手笔，用“文字狱”罗织莫须有的罪名，制造了数以万计骇人听闻的冤案。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刘晓波关入大狱，用卑劣的手法将其谋杀，他们惧怕活着的刘晓波，更惧怕已死的刘晓波，于是罔顾亲属的意愿挫骨扬灰，强行海葬，还编造了这是应亲属的要求，亲属感谢国家对他们家“细致、周到”的完美照顾、等等的无耻谎言。
在假、大、空、虚的宣传机器的喧嚣和洗脑中，人们摒弃了良知，选择了说假话，凡有独立思想、自由精神、敢于说真话的人都被变成了颠覆国家的罪犯，被监视、被关押甚至被残害。整个社会不许人们说真话，说真话则有性命之忧。不能说真话，想固守良知、不同流合污、不向世俗低头而沉默也不成，所以只能昧着良心说假话，这样的苛政猛于虎岂止千倍、万倍。
不同历史时期树立的那些英雄、劳模，近年来被起底，大多都掺有水分，有的甚至就完全是造假、编造，没有几个能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为了煽动对地主富农莫须有的仇恨、挑起民众互斗，他们假造了周扒皮、刘文彩这样的罪恶典型。周扒皮的塑造者高玉宝，晚年终于鼓起勇气承认是在组织的“关心和帮助下”造的假，实际上那个原型是一个口碑很好的勤劳农民。托马斯.潘恩曾说：“一个人如果极力宣扬他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那他就是做好了干任何坏事的准备”，事实证明外延到一个组织、一个政党也是成立的。
五
造假在低端的经济领域蔓延的同时，也大面积、迅速地遍及在社会机体的各个脉络和器官、直至到中枢的高端，其根源就是社会制度性的腐败。在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召下，占据国家高位的官员和他们的龙子龙孙们，利用手中的权势，官商勾结，从倒卖批文开始，发展到利用“国营改制”等改革契机，直接侵吞国家财产，瞬间个个成了政商通吃、富可敌国的亿万富翁，并产生了极大的社会效应。在这样的样板示范下，在一片 “闷声发大财”的蛊惑下，从最下层“身无长物”的百姓，到社会各阶层，都想成为一夜暴富的“成功人士”。于是乎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而毋需任何资源的造假、欺诈就是最快、最有效的成功捷径。
统治中国的共产党已不是一个有信仰的团体，他们只信仰钱，早已沦落为一个利益集团，从上到下没有不腐败的，所以共产党内的“老虎”是永远打不完的。当前的反腐打虎，不过是整肃异己、集中权力的手段，没有武松，只有虎咬虎，有权的虎整治那些不听话的虎而已，如真把老虎打完共产党也就亡了。处于“党大于法”、党又是以某人为核心的小圈子、不准任何他人“妄议”这样的政治生态，中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律，不可能有公平，也就不能、也不会去惩治包括造假在内的腐败。对他们来说只要不伤及政权，不威胁到执政，什么样的造假和腐败都是允许的，甚至会被作为社会运转的“润滑剂”而被纵容和鼓励。深受造假之害的善良民众，如寄希望于这样的政权去主持公道、惩恶扬善，从根子上铲除造假这个毒瘤，几乎就是与虎谋皮，因为他们就是这个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