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情逸致
快乐人生
“文革”初年将近半载的时光，为了国家三线建设，我和我们现场设计队的同志们都是在贵州省盘县土城的拟建403厂现场工作，那是与外界隔离的山区，不仅生活艰苦，而且消息闭塞，要想知道外面的情况和国家大事，只有看看总是迟到好几天的报纸，虽然有人带来了半导体收音机，但在那个山区也不好用了。当时也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什么破“四旧”，红卫兵大串联等等也略知一二，但是对社会上的实际动态却不很清楚。直到后来，我们为了考察现有钢厂走出山区时，才惊奇地领略到在“文革”这场政治大风暴中出现的太多意想不到的异常事物。
那年初冬时，按照我们院党委的指示，403厂现场只安排少数人留守，大部分人被分成两个分队分别到华东和东北几个大钢厂去考察，我是在陈队长率领的赴东北考察的分队。我们启程那天，离开现场步行到土城搭汽车到了盘县，然后乘火车北上。翌日清晨到了贵阳，因为要转火车大家下了车。走出车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站前广场对面大楼上的两条竖向的红布黑字大标语：毛泽东主义万岁！红色恐怖万岁！看了标语，大家都有点吃惊，怎么“毛泽东思想”变成了“毛泽东主义”？以前只知道“白色恐怖”，现在又出现了“红色恐怖”。
我们正在议论纷纷，陈队长喊大家向她靠拢，她叫大家把自己带的行李去车站的寄存处存好，然后自由活动，下午6点钟准时在这里集合。于是大家就去存行李，然后三三两两进市里去了。
我和几个男同志吃了早饭就到贵阳市中心区的大街逛了，我们边走边议论在大街上的所见。大街上到处可见到大字报、标语口号之类，最抢眼的是许多沿街建筑物的墙面上一片一片地涂上了大红色的油漆，并写上了毛主席语录，一眼望去一片红光。大字报和标语口号的内容多是打倒帝修反、打倒走资派、谩骂黑五类及其“狗崽子”的。大街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不知人们要干什么。我们走到市区最热闹的地方看见路边有个大台子，那里聚集了很多人，我们也停下来，瞧见台上的几个穿着草绿色军装的红卫兵在声嘶力竭地大辩论，辩论的内容就是台口两侧的大对联所书：“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上面的横批是“鬼见愁”。本人家庭出身不好，见到这种场面，内心很受刺激，感受到了“红色恐怖”的恐怖。与我同行的几个人的出身，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我们不便谈论这个问题，于是大家便沉默了。过后又到别处去随便走一走，看了看，便把这个白天的时间消磨掉啦。
离开贵阳回到重庆，在我们设计院里休整数日，又继续北上。经过北京转车时，在北京市逗留了大半天，看了首都的社会动态。离京后于次日达到了钢都鞍山。真是全国一盘棋，经过的地方的状况都差不多，所到之处，都能见到红卫兵在行动，他们散发传单，发表演说，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声充斥大街小巷；还随处可见大字报、大标语，建建筑物上的红墙面语录成片（在北京听说的“红海洋”一词，觉得形容这成片的载有语录的红墙面倒也恰当）。我和分队的同志们在鞍钢厂内转了几天之后，12月21日中午，陈队长找我和老杜说：“给你们一个政治任务，就是招待所的范书记想请我们帮他们在招待所外墙上写毛主席语录。他们已经把红油漆都刷好啦，笔和油漆也都准备好了，要求在元旦前全部写完。你们两个会写美术字，就请你们把此项任务完成吧。”我问：“写哪些语录？”她说：“你们身上不是都带着毛主席语录红本本吗？你们随便选，只要你们俩别写重复啦就行。再有什么不清楚的，你们直接去找范书记。”
吃过午饭我就和老杜到外面看了招待所客房楼沿街后墙的情况。招待所共三层楼，各层的所有窗间墙都涂上了红色油漆色块。因招待所的地势较高，楼外这条路较低，即使往一层楼的窗间墙上写字站在地上也够不着，得用长板凳，二、三楼还必须用梯子。我们就去找范书记要梯子，实际上他们早已准备好了两个长长的木梯子。于是我们俩各扛一个大梯子，拿了油漆筒和笔等，马上去了。我们俩分了工，他写这片墙的左半部，我写右半部。
我们商量了写法，在每个红漆大色块的最上边用黄油漆写较大的“毛主席语录”五个字，其下的语录用白油漆写较小的字。每天每人要带上两个油漆筒、几枝排笔，还要带打格子用的木板条直尺和粉笔，再抗着大梯子（或长板凳）到写语录的现场，不仅所带用具罗嗦，而且写的过程中还要沿着梯子爬上爬下（或上下板凳）挪地方、换用具，真够麻烦的了。
当时已是北方的数九寒天，在寒风里站在梯子上写语录真是个苦差事，但是，这是政治任务，组织安排我们来写，是对我们的信任，在那个时代没有什么比组织的信任更重要的了，何况这是写毛主席语录，手虽冷心儿热，冷算什么？但是身体不争气，写字时间长了，在梯子上受约束的腿酸了，同时仅戴着薄的棉线白手套的手僵了，只好下来跑一跑，或者进楼里上趟厕所暖和一下。这样连续写了三、四天，还没写到一半，还差几天就要到元旦了。当我们看到隔路相望的斜对面那个单位的语录任务已经完成，在忙着装饰院大门时，着急了，我们俩都说，必须快马加鞭！我们从天亮到天黑，除了三顿饭，一直在外面写，好在越写越熟练，进度自然就快了，我们还可能提前完成任务呢。
12月26日那天，斜对面装饰大门的人出了事。那天早晨上班时，我们刚到语录墙现场，听见对面吵吵嚷嚷，一看那里围了一堆人，有一个人正在指大门上面的横幅大标语在慷慨激昂地谈论什么，老杜喊我跟他一起过去看看。我们到了那里时，那人在说：“……会造成很坏的影响，这是个严重的政治事件！昨天晚上我给他们交待得很清楚，让他们天亮前完成，现在大家都来上班啦，他们让大家看到了这样一行字，你们说这不是政治问题是什么？赶快把那个小杨给我找来！”大家鸦雀无声……我抬头看了看大门上面，噢，原来是因为尚未写完的大门顶部横幅标语，使得那人如此激动。大门上那条标语当时写出来的是“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仅就这几个字而言，这是一条反动标语，可是尚未写完哪，左端的“战无”和右端的“万岁”虽未写出，但细看还能看出用粉笔写的四个字的轮廓底稿。我在心中说，这个人真是个极左分子，哪能这样看问题呢！
没过多久，一个人气喘吁吁跑过来说：“书记，小杨在天亮前从这上面摔下来了，他现在住在医院里，大夫说很严重……”
刚才大发雷霆那个人说：“怎么搞的，这么点事都干不好！我知道啦。你赶快叫人把上面这条标语写完。”他说完就往院内走去，大门口积聚的人群也散了。
前一天，即12月25日，晚上临睡前，老杜说他饿了，叫我陪他去小饭馆吃点东西，回来时经过那个大门口，看到有两个年轻人并肩站在各自的梯子上往大门顶部的木制红色大横幅上涂写黄色大字，我们走过去了。当时我有点好奇，问：“喂，同志！你们俩干么要挤在一起从中间开始写呢？”一个小伙子向下看了一眼说：“你们俩是对面写语录的吧？”我说：“是。”他说：“我们领导说明天是伟大领袖的生日，叫我们今天夜里完成，明天早晨不能影响人和车通行。我们怕到早晨来不及写完，所以就先从中间向两边写，万一写不完，在两边立梯子写，不会影响大门的交通。”老杜说：“你们的梯子短了，上头只搭上不到十厘米，危险！”“没办法，只有这么长的梯子，再往上多搭，梯子就垂直了，更危险。”果然被老杜言中了，真的发生了危险事故，而且还是带有政治问题的。
就在26号这天晚上，我接到女朋友的来信，信写得很简短，大意是说我不仅出身不好而且父亲还有历史问题，社会关系复杂，她的哥哥不希望她再和我处下去，她想在这场政治运动中暂时不再与我来往。虽然信写得婉转，但我感觉到我们的关系是“西望长安不见家（佳）”，十之八九是吹了。看了此信，犹如五雷轰顶，我顿时感到好像世界末日到了。那天晚上我的心情坏透了，一夜无眠。翌日晨，我的头昏昏沉沉，心中悲伤难熬，还是勉强地起来了，因为还剩下最后一条语录没写完，得赶快完成。
老杜的任务昨天下午已经完成。我本来昨天下午下班前也写完了，但是检查一遍完成的语录，发现二楼一个窗间墙的一条语录的第一行漏了一个“的”字，虽然对那句话的意思没什么影响，但为了避免政治错误，必须返工。我去找来了红油漆把漏字处以后的字句全覆盖了。这天上午无论如何得把这条语录完成，我还急着下厂考察呢。
因为昨夜下了一场雪，路上较滑，老杜怕梯子斜立地上不太稳固，下厂前跟我一起到过语录墙那里。要改写的语录在二楼墙面上，搭那个长梯子太斜，在雪地上不易站稳，他帮我扶梯子让我上去，看看没什么事就下厂去了。他走后不到半小时，那条语录即将写完时，出事了！因为人站在梯子上写字，脚虽不走动，上身却要活动，人体的活动力难免传到梯子上，就使梯子微颤，加之地面有雪水，逐渐地梯子触地的支点产生滑移，于是滑动到一定程度时就使整个梯子载着一百多斤的我滑了下去。这一滑可不得了，梯子上端沿墙面下滑的过程中，碰到了墙面凸出的线脚时，梯子一侧的圆木杆端部断了一截，巧的是断掉的那一截木杆落到地上那一瞬间，它的尖锐的断处正好朝上，更巧的是当我随梯伏身摔下去要落地的瞬间，断掉的那截木杆断处尖锐的木茬正好插进我下巴正面的皮肉里……不记得我是怎么爬起来的，只记得我用手捂着下巴低着头，踩着路上的积雪，吱嘠、吱嘠，奔向医院。眼看着要到医院了，经过有轨电车轨道时，踩上了钢轨，脚下一滑摔了下去，正在这时一辆电车开来，司机一个急刹车，那电车还是滑到了我的身边，我就地一滚躲过了电车，其旁的汽车也刹了车，前轮却挨到我身旁。路人的惊叫和急停的车辆我全然不顾，爬起来就奔向了附近的医院。
在急诊室，大夫给我冲洗伤口时，自言自语说：“这是怎么受的伤？嘴巴都漏了。”我不能讲话，在心里说这是搞“红海洋”搞的。我感觉得到药水往嘴里一边冲一边从下巴的伤口处流出。大夫处理好伤口，给我缝了四针，又用纱布和胶带护好伤口。我去付了钱，又去给大夫鞠了一躬，表示了谢意，就离开了医院。
我回到招待所，在公共盥洗间照了镜子，才知道我的下半脸肿得很厉害，难怪嘴巴张不开，我都认不出我自己了，我变成了丑八怪。我把血迹斑斑的白手套扔进垃圾筐里，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在床边呆了一会，感到下牙的门牙根部很疼，用手一摸，发现那三个门牙晃动了，而且在流血。我躺到床上哭了，想起了电影《夜半歌声》中的主人公宋丹萍的遭遇，感到自己也是个不幸的人。
傍晚，我的同房间下厂的同志们陆续回来了，我在装睡不吱声，他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住在隔壁的老杜过来看到我这样，立刻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他说：“咳，我应该陪着你写完再下厂去就好啦。今天的地面很滑，梯子搭得太斜，不容易立得稳，我想到了这一点，应该帮你顶住梯子直到你写完，可是我还是走了，真是对不起你！”我坐起来，嘴唇不动含糊地说：“别这么说。我还没写完，用具还没拿回来。”“你别管啦，我给你收尾。我去找陈队长，汇报一下你的事。你肯定没吃饭，先给你弄点东西吃。”后来，招待所一位笑容可掬的女服务员给我送来一大碗疙瘩汤，碗里的面疙瘩做得像大米粒那么大，而且大小很均匀，还有切得很细的菜和肉，香喷喷的。因为没吃午饭太饿了，我忍着嘴痛用汤匙很快把疙瘩汤全部送进了肚子里，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疙瘩汤。后来当我离开鞍山时，我给他们留下了一封感谢信，感谢他们对我的关照，还提到了那碗疙瘩汤。
第二天早晨，我想下厂去，陈队长不准，让我在招待所休息养伤，我只好在招待所躺着休息了。白天躺在床上睡不着，净胡思乱想，想着自己真是无用，领导安排写语录这么点事都没很好完成，还出了事故，辜负了组织的信任，也给大家添了麻烦，人家老杜就没这麻烦；又想到自己命不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找对象谈恋爱都受到影响；还百思不得其解地琢磨着为何要搞“红海洋”，难道就是如此建立红彤彤的世界吗？总之净想那些不如意的和当时没能理解的事。
晚饭时间，我在吃流食时，陈队长吃完晚饭来看我了，她说：“你今天好些啦？”我点了一下头，她接着说：“据说现在油漆厂的油漆都供不应求了，尤其是红油漆根本买不到了，北京传来消息说，有位中央首长说不要再搞‘红海洋’了。还听说全国各地为了搞‘红海洋’，死伤了不少人。我再告诉你一个眼前的消息，楼后对面那个单位从大门上面摔下来的小伙子昨天夜里死在医院里了。你还算不幸中的大幸！”我感谢陈队长来安慰我，但我心在说：“什么大幸，那些死者是搞‘红海洋’的牺牲品，我不过是个半牺牲品而已。”我的嘴上却说：“想想小杨他们，我还真是幸运呢！陈队长，我跟你说，搞‘红海洋’这事，对一般人来说是熟视无睹或者司空见惯的事，而对于我来说这是刻骨铭心的，我是直接参与者，又是受害者，因此我恐怕永远忘不了啦。”
过了一个星期，我的伤基本好了，去医院拆了线，心情也好多了，遗憾的是在我的下巴上留下了一道永远的疤痕。从那以后，我在照镜子时，若是注意到了那伤痕就会想起搞“红海洋”时摔伤的事，心里就感到瞬间的不舒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