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召开在即，从各方消息来源来看，似乎习近平将会大幅度改革目前党的体制。
在此让我们总结一下中共建国以来的运行体制的变迁，依此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作一个预测。
从1943-45年，中共在延安花了近两年的时间进行整风，实际上是毛泽东利用这个难得的时机扫除异己，建立个人权威。此时抗日正酣，中共能把包括前线重要将领在内的各方大员招到延安开整整两年的会，看来战事不是太吃紧。当时苏德战争已经爆发，苏联自顾不暇，中共内部亲苏派的力量大减；日美战争也已爆发，日本集中力量用于对美作战，希望在中国战场能保持平稳，而毛的昔日恩师汪精卫主政日占区，协调了日共关系；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失利，统治区域和军事实力大减，已无力对中共产生威胁。这正是一个开会的好时机。
通过延安整风，以王明为首的，以共产国际为靠山的国际派受到重创并被边缘化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包括黄埔系，旅欧派和部分国际派的党内最大派系被降服，代表人物有朱德，陈毅，贺龙等；以刘少奇为首的白区派完全站在毛的一边，成为毛的中坚盟友，但毛自己也形成了嫡系，包括军事将领林彪，彭德怀和政工干部邓小平，高岗等，这些人都被安排到关键岗位上。
延安整风后形成了以毛为核心的领导体制，这个体制的特点是：党魁决断制，毛是下最后决心者，可以否决集体作出的任何决定；民主集中制，在党魁作出决定之前，可以充分讨论；党内允许派别制衡，而党魁是最后仲裁者。这个体制中，党魁的地位至高无上，但也有一定的党内程序和派别合理斗争的空间，在实际运行中的效果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在战争期间。比如最初在东北主政的是刘少奇系的彭真，毛果断换上林彪，并不许刘系再插手东北；还有毛授予地位不高但有军事才能的粟裕以华东战场最高指挥权，而让地位较高的陈毅靠边站。由于毛的最高地位，这样处理反而避免了矛盾，更有才能的林彪和粟裕对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被暂时贬黜的人也另有任用，最后心服口服。这和蒋介石为了照顾各方面子，能打的不用，用的不能打，结果造成战场上诸将明争暗斗，内耗不断，相比之下，延安体制的效率要高得多。
这个体制一直运行到八大，这时毛面临了挑战。建国后国家的工作重心从战争转到了建设，而苏联的援助是建国初期最主要的经济支持点，因此有经济经验和留苏经历的刘少奇及其派系的地位与日俱增。最重要盟友苏联的新领导人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这引起了了中共党内很多人的共鸣。而毛的一些政治运作和经济政策在党内引起了紧张：毛想利用高岗平衡刘少奇，结果高岗玩的过火引火烧身自杀身亡，毛失去了一个忠诚能干的助手也引起了刘的心结，偷鸡不成蚀把米；毛的激进的大跃进政策疏远了彭德怀，邓小平，而反冒进则得罪了周恩来。在八大上，中共集体提出了反个人崇拜的意见，具有个人崇拜色彩的口号也被去除，这标志着以毛个人集权的延安体制的结束。
毛进行了反抗，但只使情况更槽：庐山会议清洗了彭德怀，也使毛失去了一大批在革命道路上的忠实崇拜者。到七千人大会上，当刘少奇公开挑战，提出大跃进及其后的大灾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时，毛已回天无力。
在其后，中共体制是一种虚君集体领导制，类似于列宁1920年病后苏俄的体制。毛仍是名义上的领袖，但失去了实际控制力和操作手段。中央实权掌握在以刘邓周陈等的集体领导手中，刘少奇居于班长位置，但并非核心，领导是基于投票的集体决策机制。这
一时期最大的成就是领导了经济恢复，只用了一年时间中国就从饿死几千万的大饥荒中走了出来，到64年经济不但恢复还有了大幅度增长。刘少奇在这个过程中在党和人民中赢得了极大的威望。此时党内也有人提出了任期制的方案，主张由刘少奇领导十年，然后邓小平领导十年，而毛将担任终身精神领袖。如果历史果真如此运行，无论对刘毛，还是对中国都是大幸事。
这种安排，对毛这样自命不凡的人无疑是个莫大污辱。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他无法在体制内推翻这个约束他的集体领导安排，也没有像斯大林那样拥有凌驾于党的秘密警察机构。但毛别出心裁，通过由个人崇拜造成的他的类神地位，发动了文革，由暴民推翻了整个由他亲手建立起来，现在却约束了自己的政权。
文革后到毛逝世期间，中共体制在最高层是毛的绝对独裁，已经没有了延安体制下的民主集中和对党魁的制衡安排。但当毛取得了他所梦寐以求的绝对权力后，他青年时代的自由民主思想又开始怀旧式勃发，开始探索一种文革式民主体制，当然他本人不受这个体制的约束。
斯大林曾称毛是个“麦琪琳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并没有错。毛青年时期最追崇的英雄是美国国父华盛顿，曾醉心于湖南的民主独立运动。他早年在江西建政建军过程中，和延安时期执政中都实施过一些很“民主”的政策，40年代曾写过一系列盛赞美国民主的文章。中共军队里有一套民主制度，中共军的官兵关系无论与国军还是与苏俄红军相比都要好得多。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一书中曾称“中共将是未来民主中国的中坚”，很多访问过延安的美国人都对延安的民主，廉洁和朝气蓬勃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的一些人事实上改变了美国对华政策，在国共内战时期包括杜鲁门总统都认为中共是更符合美国价值观的一方。国民党一直认为美国援助不力和强力干预是导致国民党失败的重要原因。
文革后（69-76），从中央到地方政权都实行一种三结合体制：老干部、造反派，技术官僚。老干部指文革前从政的结历过革命的干部，造反派是文革中崛起的干部，通常有几个派别竞争，技术官僚指那些能维持政权和社会正常运行的官员，如管粮，运输，水电，经济计划等。除了中央有国务院和各部委外，省以下地方政权都称革委会，包括党委，军人（军区领导都是革委会成员）和一干三结合人员。比如说我所在的杭州市，革委会包括了市委书记，省军区首长，还有若干造反派。有个造反派叫翁森鹤，手下有个叫“杭州民兵”的组织，另一个头头则有个叫“浙江民兵”的组织。民兵们操自来水管做成的铁棍，戴工地上用的藤帽，坐着卡车和摩托车在街上巡逻，甚是威风。不同派别的民兵有时会在街上械斗，还闹出过人命。搞大了，有时需要军队来武装调停。
监督政府依靠一种叫“大字报”的方法，任何人对官员不满，都可以贴大字报（当然不能贴毛的大字报）。这对官员当然是一种监督，只是有时也成了无端人身攻击的工具，如大字报中很多内容是指某干部与女下属关系不正常的，有时是有口难辩。对教育文化科研部门，则常派驻工人士兵入驻，所谓工宣队军宣队，医院里常让大医院医生和赤脚医生角色对调，这些有平等色彩的举措，由于忽视了有关部门的专业特点，往往引起混乱。
总体上，这个文革式民主体制是不成功的，有点乌托邦色彩。毛希望对他身后也作一个三结合安排，结果他一死就发生内斗，以华国锋为首的中间派技术官僚和老干部集团联手摧毁了造反派集团。最后以邓小平为首的老干部重新掌控了政局，连持中间立场的文革派人员也被清洗出场。
深受文革之苦的邓一度很倾向于建立一个象美国一样的民主体制，并意识到中共政权的终身化，派性和机构膨肿等弊病，作了很多的改革。他在各级建立被称为5套班子的政权结构（党，政府，人大，政协，公检法或以后称政法委），除了党以外，人大政协参考了美国的众参院制度，公检法参考了日本的法律体系，也修订了比较符合国际惯律的宪法，并尽可能地试图党政分家。老干部逐步用顾问委员会的名义架空打发了，用一些客观的指标来提拨考核干部，如学历，政绩等，干部的任期制也逐渐走上正轨。
邓在指导方向和国家体制上都对现代中国的发展作了建设性的贡献，但他至死没有解决制度改革的死结。在邓时代，还是人治。美国一个戏子被选上了总统，就可以迅速的实际掌控各种权力，即使他以前没从过政，没有人脉。但在中国，即使被任命为总书记，党政军还是只听命于一个躺在病床上没有任何头衔的退休老人，大家认人不认衔。而且，随着64事件和苏东事件，邓被吓着了，在制度改革中大踏步后退，以前曾想努力去做的如党政分开，党内乃至全国民主化的设想被束之高阁，而追求稳定被放在了第一位。
但不管怎么说，在体制改革方面。邓还是有很大的成就的。首先，他使国家体制正规化了；其次，干部终生制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在最高层也已经换了三代领导集体了。
邓和毛在处理党内斗争方面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政，如果说毛是秦朝的话，邓就是宋朝。邓在解决党内斗争问题时，通常采取以利益换取支持的政策，以及类似“刑不上大夫”的姑息措施，在他任上，没有中央委员以上被判刑的，干部子弟普遍发财。在他死后，这逐渐助长了腐败蔓延的趋势。对干部选拔制度，为了让上一代平稳交权，则授予他们较大的选择接班人的权力，但这也造成新的门阀体制，任人唯亲。决策体制则过于强调集体领导，政治局常委会成了公司董事会，每个常委都代表了一方利益，因此决策就成了利益交换台，效率低下人浮于事，如果遇到战争之类的事，可能要吃大亏。
江胡两朝，都是按邓规前行。经济发展得很好，问题也非常明显了。据说波斯王大流士说过，政治体制大致有独裁，寡头，民主制度三种，他认为独裁最好，寡头最差。而集体领导就是一种寡头制。前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就是集体领导，被认为是导致苏联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南斯拉夫的铁托一死，代之以轮流当头的集体领导制度，十年之内南斯拉夫就寿终正寝了。大概连江胡本人都看的出，再这样下去，天朝的日子真是屈指可数了。
这样说来，习的强势回归，也代表了全党的共识。但走向何处，虽然我等匹夫勿庸置喙，但历史可能会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如果在前述的几个里挑，我会说延安体制是最好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