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年前称为封建迷信的一些社会活动而今被重新定义为中华传统文化，比如改革开放后实行的宗教自由政策。那么既然承认宗教信仰自由之后，是不是就不存在封建迷信之说了呢？中国政府是出于什么原则来重新允许宗教信仰自由？信仰宗教就是迷信吗？宗教就代表着愚昧吗？
首先，现代文明社会是由原始社会逐步发展起来的，宗教是人类最初发展起来的对世界的认识。从科学发展的观点出发，宗教对世界的认识是感性的、主观的、肤浅的。面对一切超脱于人类直接感性认识的现象便使用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神）来解释。由于人们的头脑中有了“神”的观念，将“神”人格化之后，便有了祈求神灵消灾降福值得行为，产生了祭祀仪式。之后专门的神职人员出现，随着他们影响力的增大，人类社会出现的最初的政权（神权统治、政教合一）。
科学是在人类宗教社会的积累之上发展起来的，建立在理性感知、逻辑论证上的对世界的观点。科学是通过对具体事物的认知来认识抽象事物。宗教对具体事物的认知通过直接感知，对抽象事物的认知通过想象。所以从这一点来说，科学是有限的，而宗教是无限的,这是因为想象力可以说是无限的。
如果把宗教限定在哲学的范畴，它代表着一个流派。它介绍了自身对宇宙、对世界、对人类和万物的观点，有着系统性的理论构架。而迷信是从来不具备学术研究的价值的。那么宗教与迷信之间有什么相同点与不同点呢？宗教与迷信都是以有神论作为思想基础，相信和崇拜神灵为代表的超自然力量是宗教与迷信的共同特点。在近代社会之前，宗教与迷信是一体的，纠葛在一起很难分清楚。直到人类进入近现代社会，科学素养提高，开始使用科学观来分析和看待自然万物，从这个时期开始，宗教界才逐渐自觉不自觉地将单纯的宗教信仰与一些明显违背自然常识的活动割裂开来（如中世纪时期烧死女巫的行为）。真正明确定义现代的“迷信”概念，将宗教与迷信从认识上区分开来的是中国的共产党人。新中国通过反复的宗教改革，最终重新定位了宗教对社会的意义，同时也明确了宗教与迷信的界限。
宗教继续在维持社会稳定中发挥伦理与道德尺度的作用。它应当随着人类社会科技和认知的进步不断地调整自己，信徒心目中的“神灵”是高尚与智慧的化身。从“人性本恶”为出发点，提倡“忏悔”、“徳修”等等方式的利他主义，使信徒的心灵得到升华。“神灵”作为世间无时无刻监察信徒所作所为的至高力量；“神灵”的事迹作为信徒的行为标杆，这会成为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石。
迷信是宗教未经过改造前的那部分功利化、为了满足部分人私利与私欲的行为。首先，迷信的活动与仪式一般不与宗教的教理教义吻合，难以找到令人信服的理论基础。迷信一定是一种利己而非利他的行为。从具体的社会行为上，以下活动现今仍然被认定为迷信活动：看相、算命、卜卦、圆梦、降仙、跳大神、请神（扶蛅）、风水等。这些活动只是把神佛看成一种工具，假托神佛附体，信口雌黄，观点与认识常常与神学理论相冲突。比如算命活动只是为了预知前途命运，既对强化宗教的世界观体系毫无帮助，也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毫无贡献。
新的宗教利用其神学性质劝人行善，目的在于提升信徒的道德境界，树立善恶标准，约束过度的欲望，并为人类道德标准的提高提供一个可行的通用模式。迷信活动的本质是利己自私的，通过引导信徒去获得眼前的功利，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不惜损害他人利益。而无论那种宗教的理论都没有对信徒当世利益的承诺，只有指向往生极乐的展望。宗教劝导的改变命运的原则是改恶从善，以德换福。宗教信徒通过约束自己的欲望来换来更高层次的快乐；迷信则是通过各种活动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附：有人认为中国政府改革开放后的新宗教政策是一种“在服从党的领导的框架内，最大限度的表现政府的自由与宽容”的政策。个人认为这是带着恶意的观点，中国政府完全没有必要做出这种给予宗教界“嗟来之食”的举动。首先，改革开放前的国策是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治国理念，也就是现在经常提到的政治上激进的过于左的政策。当时政府领导班子的想法是试图通过对中国社会精神文明的共产主义改造，提高全国人民的思想意识，从而带动社会经济以及其它方面的迅速提高。但是这种政策出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并且将中国的经济带入谷底。新的中国政府领导班子认识到了这一点，迅速终止了文化大革命，将新的国策定位到弱化意识形态，将经济建设放在民生第一位的发展方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但这不代表了新的共产党政府就放弃了共产主义道路。实际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府仍然坚持以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但由过去全体社会成员强制接受唯物主义，到如今强调共产党员必须信仰唯物主义，并且在全社会倡导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这与中国社会同时存在各种唯心主义信仰并不矛盾。就像受过教育的人都具备基本的科学常识，但未必具备完善的科学素养一样，政府要求全体社会成员一下子接纳新的思想体系也是不合乎情理的。同时，中国政府也清楚的了解近现代社会的思想体系脱胎于旧的宗教社会。宗教中的道德体系已经深深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宗教的道德教化仍然能够在今天的社会发挥重要的作用。政府存在的根本意义在于社会的稳定与人民的福祉，于是乎，剔除旧的宗教中对社会发展不利的部分，发扬有利的一面，新的宗教政策便实施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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