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系列二十：文宗治世之十七：唐文宗贬斥李德裕与信赖李训郑注

大和九年即公元835年春正月初九（乙卯），唐文宗李昂任命以故成德节度使王庭凑的儿子王元逵为成德军节度使。正月二十六（壬申），退休致仕的司徒李逢吉去世。

二月初九（甲申），唐文宗任命司农卿王彦威兼御史大夫，出任平卢军节度使。

在京城的昭义节度副使郑注上言说秦地有灾，朝廷应当大兴土木工程好禳灾。二月十二（丁亥，通鉴作四天后的辛卯），唐文宗征发神策军一千五百人去疏通曲江及昆明池。他还下诏，要求赐给有财力的朝廷诸司曲江的闲置地段，让他们在那里设置亭台馆舍。

二月三十（乙巳），剑南西川节度使、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段文昌去世。段文昌字墨卿，是西河人。他高祖段志玄，是陪葬昭陵并图形在凌烟阁的初唐名臣；他祖父段德皎死后追赠给事中；他父亲段谔曾任循州刺史，死后追赠左仆射。段文昌家在荆州，为人倜傥而有义气，节度使裴胄知道他而不能启用。韦皋在蜀地时，上表授他为校书郎。李吉甫任忠州刺史时，段文昌曾写文章求取进位。当李吉甫身居相位时，与裴垍一同提携他，授段文昌为登封尉和集贤校理。很快他就官拜监察御史，升迁补阙，改任祠部员外郎。元和十一年（816），他守本官，兼任翰林学士。段文昌是宰相武元衡的女婿。武元衡与宰相韦贯之不和，唐宪宗本想召段文昌为学士，但韦贯之奏称：“段文昌没有志向，不能提擢他身居机密近臣。”直到这时韦贯之罢相，李逢吉才启用段文昌为学士。不久他转任祠部郎中，赐予绯色官服，依前兼职翰林。元和十四年，他加兼知制诰。元和十五年，唐穆宗即位，正式拜他为中书舍人，很快又拜他为中书侍郎兼平章事。

长庆元年（821），他上表请求退位。朝廷觉得段文昌年轻时就在西蜀，便下诏授他为西川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段文昌历来了解蜀地的民情，到任后以宽政为治，严静有断，蛮夷畏服。长庆二年，云南入寇，黔中观察使崔元略上言，朝廷因此感到忧虑，便下诏让段文昌严加防备。段文昌只派了一介使者对蛮夷加以劝喻，蛮夷当即就撤退了。唐敬宗即位后，征他回朝官拜邢部尚书，后转兵部，兼判左丞事。

唐文宗即位后，升迁他为御史大夫，很快又升他为检校尚书右仆射、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同平章事、淮南节度使。大和四年（830），他移镇荆南。段文昌在荆、蜀两地都有先祖的故第，到这时他将故第赎为浮图祠。又因为先人坟墓在荆州，他便另外修建了居第，用以安置祖先的牌位和图像影堂，每年时季和夏冬以及良辰美景时都要前往享荐。撤去祭品后，他总要继以音乐歌舞，如同事奉生者。大臣们对他的做法颇有非议。大和六年，他重新成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大和九年这天（《旧唐书-段文昌传》作三月），朝廷赐春衣的中使到了成都，他接受宣旨后，突然无病而卒，终年六十三岁。唐文宗追赠他为太尉。段文昌留有文集三十卷。段文昌尚未发迹时，一直不顺。当他腾达时，历任显要，出入将相，长达二十年。他的服饰器玩、歌童妓女，只要自己喜欢，不在乎花钱多少，以至奢侈过度，遭到舆论的贬低。

三月初六（辛亥，《旧唐书》作二月二十六辛丑，通鉴作三月，此处依《新唐书》），冀王李絿去世。他本名李淮，是唐顺宗第十子，最初授予太常卿，封宣城郡王，贞元二十一年（805）进封。三月初十（乙卯，《旧唐书》作二月二十八癸卯。依《新唐书》），京师地震。

次日（《旧唐书》作二月二十九甲辰），唐文宗任命幽州留后史元忠为卢龙节度使。

三月十五（庚申），唐文宗任命剑南东川节度使杨嗣复为检校户部尚书，兼成都尹、西川节度使，取代段文昌。

三月二十（乙丑），因为饥年，河北尤其严重，朝廷赐给魏博六州谷粟五万石，陈许、郓州、曹濮三镇各赐糙米二万石。

三月二十五（庚午），御史左丞庾敬休去世。庾敬休字顺之，他祖先是南阳新野人，祖父庾光烈和他仲弟庾光先都被安禄山逼迫出任伪官，但他们都潜伏逃窜。庾光烈后来成为大理少卿，庾光先成为吏部侍郎。他父亲庾河，当朱泚盗据宫阙时，曾与季弟庾倬逃进山谷。庾河在兵部郎中位置上过世。庾敬休进士及第，以宏词登科，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在宣州幕府当从事。不久他被授予渭南尉和集贤校理。后来他升迁右拾遗和集贤学士，以及右补阙，任上称职，转为起居舍人，很快又升迁礼部员外郎。接着他入为翰林学士，在升迁礼部郎中后，罢免翰林的内职，回归礼部官职。不久他又升迁兵部郎中兼知制诰。在母亲去世丁忧离职起复后，他改任工部侍郎，并代理吏部选事，升迁吏部侍郎。

唐文宗将立鲁王为太子时，很慎重地为他挑选师傅，因此改任庾敬休为工部侍郎，兼鲁王傅。他上奏说：“剑南西川和山南西道每年的税茶以及除陌钱，按照旧例都要委托度支下属的巡院征收，专卖的榷税应当由京师的部门负责，召商人方便时兑换。大和元年时，户部侍郎崔元略与西川节度使商量，为图稳当和方便，便奏请茶税事让各司自己征收，每年交付四万贯钱送给台省。近年以来，没有依照原奏，三道的各色钱物，都被州府扣留，大多不送交台省。臣请求采用江西的先例，在归州设置一座巡院，负责征收管辖区里的各色钱物送交台省，希望能避免拖欠的现象。还希望陛下让巡官李濆专门前往与李德裕和李遵古一道商量措施，接着具体奏闻。”唐文宗准奏。他又上奏说：“剑南两川米价飞涨，造成百姓流亡。臣请求将两川缺官职田的禄米，平价出售以赈救穷人。”唐文宗也准奏。庾敬休后来再次出任尚书左丞。这时他在家里去世。庾敬休姿容温雅，胸襟开阔，不饮酒，专门吃素，也不近声色。他著有《谕善录》七卷。唐文宗追赠他为吏部尚书，还为他取消一天的朝会，并下诏说：“官至丞、郎，都是朕所亲信的。不幸去世的，应当为他们废朝。自今以后丞、郎应当依照各司三品官员的惯例，罢朝一日。”

夏四月十一（丙戌），唐文宗改任镇海军节度使兼浙西观察等使李德裕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他还任命桂管观察使李从易为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使。

当初，漳王傅母（负责辅导和保育亲王的老妇）杜仲阳受到宋申锡事件的牵连而被放归金陵，朝廷下诏让浙西的李德裕好好安顿她。刚好李德裕已经离开浙西，他便留下文书让留后李蟾遵照诏旨办事。这时，左丞王璠和户部侍郎李汉上奏，指控李德裕厚贿杜仲阳，暗中通过她勾结漳王，图谋不轨。唐文宗非常愤怒，召宰相以及王璠、李汉、郑注等人前来当面质问。王璠和李汉等人极力诬陷李德裕，宰相路随则说：“李德裕不至于做出这样的事。如果真像他们说的那样，臣也应当获罪！”那些诬陷李德裕的人这才不再坚持了。

当初，京兆尹河南人贾餗，因生性急躁偏执，为人轻率，所以与李德裕有矛盾；他又和李宗闵和郑注关系密切。三月上巳节时，唐文宗在曲江亭赐百官宴席。按照惯例，京尹必须在外门下马，然后对御史拱手拜揖。贾餗仗恃他的权势，却乘马直接入门。殿中侍御史杨俭和苏特和他争执，贾餗骂道：“你们这黄脸儿胆敢如此无礼！”贾餗因此被罚俸。他以此为耻，因此请求出朝任职。四月十六（辛卯），唐文宗根据他的意愿，任命贾餗为浙西观察使，取代李德裕。他还任命工部侍郎杨虞卿为京兆尹，并赐给金紫官服；同时任命给事中韩佽为桂管观察使。

四月十八（癸巳），唐文宗任命郑注守太仆卿兼御史大夫，郑注这时才接受任命，并举荐仓部员外郎李款自代，说：“李款当时弹劾臣的罪，虽然道理上臣是无辜的，但就李款的诚恳而言，他算是做到了尽节事奉君王。”当时人们都嘲笑他的伪善。

太子太师、门下侍郎、平章事路随早些时候替李德裕抱不平。四月二十一（丙申），唐文宗因此将他罢相，改任镇海军节度兼浙西观察等使，还催他马上赴任，不用面辞。

两天后，显然在郑注他们的怂恿下，唐文宗在新任浙西观察使贾餗离京前，又提携和改任他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四月二十五（庚子），唐文宗又下制，说当初自己刚得病时，王涯曾叫李德裕回来探望病情起居，而李德裕竟然没来。又有，李德裕在西蜀时，曾征收百姓拖欠的钱三十万缗，导致西蜀民众忧愁困苦。因此他现将银青光禄大夫、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上柱国、赞皇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李德裕贬为袁州长史。

四月二十六（辛丑），长安刮大风，含元殿屋顶的四个鸱吻全都被刮落，大风还损坏了金吾的仗舍，毁坏了四十多座楼观城。

次日，吏部侍郎沈传师去世。沈传师字子言，是吴人。父亲沈既济博学多识，尤其擅长史笔，吏部侍郎杨炎见了后对他十分赞誉。建中初年，杨炎为宰相，推荐沈既济才堪史任，唐德宗于是召拜他为左拾遗兼史馆修撰。沈既济觉得吴兢撰写的《国史》，将武则天的事迹立为本纪，便上奏表示非议，说：

“史学的宗旨，本来在于惩恶劝善，用以端正君臣和维护家国；往前追仿千古，往后引导万代；使人们生时不敢行为差错，死时不会胡乱惧怕；经纬人伦和世道，成为百王的准则。史学所以不止是记载往事，仅仅日月的编年而已。所以说：善恶之道，在乎劝诫；劝诫之柄，存乎褒贬。根据《春秋》大义，尊卑轻重的升降非常细致，即使不过一字二字，也必定包含微妙的宗旨。何况鸿名大统，怎能随便应付？

“臣觉得则天皇后，最初以她的聪明睿智，内辅时政，厥功至伟。但当弘道（683）之际，孝和（即唐中宗李显）作为长君嗣位，而太后靠专制临朝；很快又废黜皇帝，要么幽禁要么迁徙。继而她又即位称帝，甚至改变国名，牝鸡司晨和燕啄皇孙的踪迹，难以详细备述。最后复唐五王建树大策，皇运才得以复兴。议论她的谥名之际，也没怎么降损。春秋大义，为亲者隐；礼制常规，从国家讳。如果不能降损，也应当遵循常理，却怎能不顾旧典，让她超居帝籍？从前仲尼有言，必也正名。所以夏、殷二代为帝者三十世，而周人通通称他们为王；吴、楚、越之君为王者百余年，而《春秋》通通记载他们为子。这是因为地位的高下自然出自彼时，而是非的判断却出自我手。过分的史书必须压抑，不够的史书必须增补；不因为弱小而减轻应有的地位，也不因为僣越而夺走应得的名声。史臣必须握中持平，不振不倾，非分的不可强求，值得的无法掩盖。这正是先古君子之所以对正名异常慎重的原因。

“则天皇后作为女人本应温顺，位居乾坤之极，却以柔克刚，导致天纪倒置。她进位全靠强取，退位并非谦让。如今史臣追书近史，应当称她为太后，而不应称‘上’。孝和虽然迫于母后的命令，降居藩王官邸，然而毕竟是正统继代，本该是我们的君主。史臣追书近史，应当称他为‘皇帝’，而不应称‘庐陵王’。睿宗在景龙（707）以前，天命尚未降临，不过禀承太后的制令，临时登上宝位，于伦理而言尚未轮到，就大义来说也没有名义。史臣书写近史，应当称‘相王’，而不应称‘帝’。如果觉得是得是失都已过去，因此不用过分计较，那么是非和褒贬，将如何辨正？提笔执简记载历史，又有什么意思？则天皇后废黜国家的历数，改用武周正朔，废置国家的太庙，改立武周七庙。帝鼎皇命都被她革去，朝廷徽号也被她更易；旌旗官服也全都不同了！今天怎能用周氏的年历去排列《唐书》的帝纪？参考各部礼经，这正是所谓的乱名。况且孝和继承大位是在太后之前，而史书在记叙年代皇纪时，他却位居太后之下。这类似于春秋时的跻僖（鲁僖公是鲁闵公的庶兄，继闵公而立，庙位应在闵公之下。后人将僖公的牌位跻即升到闵公之上，所以说是逆祀，即不合理的祭祀），是不明智的举动。认真考察现代和古代的做法，这么做都是不对的。

“或许有人会说：‘班固和司马迁都是优良史臣。他们编述汉朝往事时，用吕后继续汉高祖的本纪，难道有人非议这事？’臣答道：‘吕后称制，是因为她缺乏后嗣，所以只好为诸吕封王。她这样做的确有负汉朝，然而却没有迁鼎革命那么严重。何况那时惠帝已经去世，文帝还只是在外地的藩王。宫中两个儿子，并非刘氏的血统。如果不纪吕后，又将纪谁？虽说还行，但舆论还觉得不太对头，更何况迁鼎革命的则天皇后？

“或许有人会说：‘如果则天皇后不入本纪，那么皇帝的顺序就欠缺了，她二十二年的统治，又如何记载？’臣答道：‘孝和年轻时登上大位，晚年又恢复旧业，虽然尊号在中间被褫夺，而大唐的天命未改；所以足以记载开始的事，也足以编年，有什么必要将这段历史分裂为两个本纪？’从前鲁昭公出走，《春秋》编年还记载他的居所，说‘公在乾侯（他流亡在晋国的乾侯）。’因君主还在，虽然失去大位，史书也不敢废弃。如今臣请求将《天后纪》和《孝和纪》并为一纪，并在每年年首，书写孝和所在的地方：即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等等。也就是纪年称孝和，而具体事情则阐述太后，使得名不失正，而礼不违常。这样，名礼两得，人们就不会有非议了！则天皇后的姓氏名讳，入宫的由来，在位的资历，以及她的才艺和智略，年辰和崩葬，则另外纂录进《皇后传》，列于废后王庶人（唐高宗的前皇后）之下，将该篇的题目定为‘则天顺圣武后’。”

他的提议虽然没有实行，但史学家都对他称道。唐德宗刚即位时，励精求治。建中二年（781）夏，他下敕给中书和门下两省，分置待诏官三十员；在现任和前任官员及同正九品以上试官和摄官中，挑选精通文学理道和深知兵书律法的人担任，全根据品秩给予俸钱，膳食、助手、杂器、馆舍设施；并用官府的钱作本钱，收取利息补贴这笔费用。舆论认为两省充满知名的侍臣，足够起到朝政顾问的作用，没必要另外设置多余的冗员。沈既济上疏论奏：

“臣觉得陛下今日的理政，担心的是官吏烦杂，而不是官员太少；忧虑的是不能顾问，而不是无人顾问。况且中书和门下两省的常侍、谏议、补阙、拾遗，共有四十员，以及常参待制的官员，每天都有两人等待陛下顾问，数量也不算少。其中还有二十一个职位，空缺尚未填补；其他部门的空缺，加起来是这数的几倍。陛下如果认为现任官员才干不够，不足以和他们讨论政事，那就应当选求能干的人取代他们。如果一心为了拓广视听，启用全部被埋没滞留的人才，那就应当挑选可用的人填补缺员。那样朝廷就没有尸位素餐的官员，也不至于浪费俸禄。而且用本钱生利息，是有司部门的权宜，并非陛下该插手的事。如今这三十员新官，都发给俸钱，加上助手以及膳食和杂器，还有建造厅堂楼宇，约摸估计每月不下百万。按照其他部门收取的利息推算，当需要二千万钱作为本金，才能获取百万的利息。如果将本金平均分配给富商，得封二百户人家，或者可以允许他们入流（即进入九品）。臣反覆考虑，觉得这样做的害处更大。当今关中和三辅的严重问题，都是因为朝廷百司用高利贷生息，导致民众破产，纷纷聚集在府县闹事。陛下的确应当考虑如何改革，以端正本源。又有，臣曾分析，耗费天下财赋最厉害的只有两件事：最多的是军队的开支，其次是官员的俸禄。其余的混杂费用，不到这两样的十分之一。所以黎民百姓困难重重，纺织机前也都空无一人。陛下正励精求治，必定得靠裁减费用。如今全国各地的形势，看来取消征伐是不太可能。开销如此之大，的确都是迫不得已。陛下亲自实行俭约，节省用度，爱护百姓，岂能让闲散官员再次增加冗食？利用原有的官员出任新职，还能省点，何必另外加授？陛下如果觉得制令一旦出台，就不好更改，臣请求还是重视这些困难，慎重选择，将这事拖延搁置，自行消失好了。”

这三十员待诏官的事最终也就不了了之。后来杨炎获罪被逐出朝廷，沈既济也受到牵连，被贬为处州司户。后来他重新入朝，最后官至礼部员外郎。

沈传师进士及第，登制科乙第后被授予太子校书郎、鄠县尉，直史馆，接着转任左拾遗、左补阙，并兼任史职。他后来升迁司门员外郎兼知制诰，还出任翰林学士。他接着出任司勋和兵部郎中，升迁中书舍人。沈传师生性恬淡，与世无争。当时翰林没有固定的承旨，当轮到沈传师任承旨时，他一再称病不肯出任，朝廷宣召他也不去，并请求以本官兼任史职。很快他兼御史中丞，出任潭州刺史和湖南观察使。不久他入朝任尚书右丞，后来又出任洪州刺史和江南西道观察使，接着转任宣州刺史和宣歙池观察使，最后他入朝成为吏部侍郎。这时他去世，终年五十九岁。唐文宗追赠他为吏部尚书。当初，沈传师父亲沈既济撰写了《建中实录》十卷，为当时人们称道。沈传师在史馆时，参预修撰《宪宗实录》，但尚未成书时，就被派出廉察（即观察使）湖南。朝廷特诏让他携带一份史稿，结果他在湖南写成了该书。

五月初三（丁未），唐文宗任命浙东观察使李绅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五月十一（乙卯），他任命给事中高铢为浙东观察使。三天后，他任命御史大夫温造为礼部尚书，吏部侍郎李固言为御史大夫。

五月十七（辛酉），太和公主进献善于骑射的女子七人和沙陀小儿二人。

当初宋申锡获罪时，宦官日益骄横。唐文宗虽然表面上包容他们，但内心却无法忍受。李训和郑注得宠后，揣知了唐文宗的心意。李训利用入宫进讲的机会，多次用婉转的话打动唐文宗。唐文宗见到他有才辩，便觉得李训是个可以和他密谋大事的人，并因为李训和郑注都是靠王守澄的推荐进来的，便希望宦官们因此不会对他们猜疑，所以秘密将自己的心思告诉他们。李训和郑注便以诛杀宦官为己任，两人互相依赖，朝夕计议，进言的事唐文宗无不听从，因此权势显赫。郑注大多时间都在禁中，偶尔休假回到府邸时，总是宾客盈门，人们给他的贿赂和馈赠堆积如山。外人只知道李训和郑注倚靠宦官擅自作威作福，却不知道他们和唐文宗已有密谋。唐文宗的继立，右领军将军兴宁人仇士良有大功，但受到王守澄的压抑，因此和他颇有嫌隙。李训和郑注为唐文宗谋划，建议提擢仇士良以分散王守澄的兵权。五月二十一（乙丑），唐文宗任命仇士良为左神策中尉。王守澄因此很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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