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系列十五：姑息藩镇之十四：窦参之死与陆贽建议边防改革

贞元九年即公元793年春正月初一（庚辰），朝贺完毕后，唐德宗李适咏赋《退朝观仗归营诗》。正月初七（乙酉），剑南东川节度使王叔邕来长安上朝。

正月二十四（癸卯），朝廷首次征收茶税。凡是州、县出产的茶以及茶山外头的交通要道，官府都得估算价值，然后以什一征税。这是根据盐铁使张滂的请求制定的新税法。张滂上奏说：“去年因为水灾减税，造成朝廷的用度不足，所以请求陛下征收茶税加以弥补。自明年以往，茶税的收入，各地不许另外存放。一旦出现水旱灾害，将用茶税收入取代民间的田税。”自那时以后，每年征收的茶税钱高达四十万缗，但从未用以拯救水旱灾害。茶税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张滂又上奏说：“奸邪的人们销毁钱币，制作铜器以求得赢利。臣请求全部禁止使用铜器。铜山可以随便开采，但不得私卖。”正月二十五（甲辰），朝廷下诏禁止卖剑和铜器。各地的铜矿任人开采，但开采的铜必须官买，除铸造铜镜之外，不得铸造其他任何物品。

先前，宰相觉得三个大节朝廷赐宴时，府县有提供场地帐篷等的费用和辛劳，所以请求分出部分宴席的钱给他们，并下令各部门自己选择优胜美地举行宴会。唐德宗也同意了。二月初一（庚戌）是中和节，宰相们在曲江亭举行宴会，其他部门则随便。宰相和各司分别宴席就是这时开始的。

二月初五（甲寅），唐德宗任命义武留后（即易定留守）张升云为义武节度使。

自从贞元三年（787）盐州被吐蕃攻陷后，塞外就再也没有保障。吐蕃经常派兵隔绝灵武，侵扰鄜坊。二月十二（辛酉），唐德宗下诏征用三万五千士兵去重建盐州城，又下诏让泾原、山南、剑南各发兵深入吐蕃境内，好分散他们的军势。盐州新城二十天就竣工了。唐德宗命令盐州节度使杜彦光前往卫戍，并让朔方都虞候杨朝晟卫戍木波堡。于是灵武、银州、夏州、河西都得以安宁，边患也平息了。

唐德宗派人跟陆贽交代说：“重要的事，不要跟赵憬讨论，应当用密封手疏直接奏闻。”他又交代说：“苗粲父亲苗晋卿往年摄政时，曾有过严重失去臣礼的言论。他的几个儿子也都和古代帝王同名。如今朕不想公开贬斥驱逐他们，但苗家兄弟必须全部出朝担任外官，千万不要让他们到靠近驻军的地方。”他还交代说：“爱卿过于清廉谨慎，诸道的馈赠都一概拒绝。这样做朕担心会造成信息不通。像马鞭和长靴之类的小礼物，收下也没什么大不了。”

陆贽上奏，大略意思是：“昨天臣上奏的事情，只有赵憬知道。陛下已经非常辛劳费神，还要委曲自己防范臣下。看来在心腹大臣之间，还不能做到完全坦荡交心。表面上一视同仁而其实不然，很少能成事的。这么做恐怕也有亏为政无私的仁德，而且会有伤改过不吝的英明。”他又说：“给人封爵必在朝堂，处决罪犯必在东市。这是惟恐众人没有亲眼目睹，生怕事情无法彰明昭著。君上行为毫无愧心，百姓听了毫无疑议；受赏的人心安理得，毫无愧色；被罚的人平静接受，毫无怨言。这才是圣王之所以宣明典章，将所有事情都公开给天下的原因。凡是私下倾诉的事，大多都不能相信。这么做只会有利于中伤他人，害怕在公开场合明辩是非。也许他们会说：岁月已久，无法寻根究底；也许他们会说：事体有碍，必须为之隐忍；也许他们会说：恶迹未露，应当用其它事情为名；也许他们会说：但弃其人，何必公开加以责难羞辱。这些话似乎都很近情理，其实更像是说谎和诬陷。伤害好人，兜售奸邪，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如果苗晋卿父子实有大罪，则应当公开讨论如何用法典处置他们。如果他们被诬陷冤枉，岂能让他们不明不白地被发配流放？一般说来，听取诉讼和分辨谗言时，都必须找到实情，辨别行迹。实情证实，行迹落实，被告无话可说时，然后才加以刑罚。这样才能做到底下没有含冤的人，上头没有谬听错判的事。”他又说：“监守自盗，收受贿赂，都得受到刑处。至于低级的士人胥吏，都得严禁受贿。何况臣身居风化的首席，怎能反而如此！贿赂的门路一旦开启，辗转请托的事就将一发不可收拾。马鞭和长靴之类不断，接着必然就是金银玉帛。眼睛看到想要的东西，怎能轻易就控制内心的需求！已经和人家有了私交，又怎能拒绝人家的心愿！所以说‘涓流不绝，溪壑成灾。’正是这个道理。”他又说：“如果有所接受，有所谢绝，那么被谢绝的人自然就会怀疑，不理解什么原因。如果全都谢辞不受，那么大家都知道谢绝礼物是常理，也就没什么好猜疑的了！”

当初，窦参很厌恶左司郎中李巽，把他支出朝去当常州刺史。当窦参被贬到郴州时，李巽任湖南观察使。汴州节度使刘士宁送给窦参五十匹绢，李巽趁机上奏，指控窦参交结藩镇大员。朝廷的中使在路上遇见刘士宁，也证实了这事。唐德宗因此勃然大怒，要杀了窦参。陆贽认为窦参的罪不至于死，唐德宗这才作罢。后来他又派中使去跟陆贽说：“爱卿等人所奏，于大体虽好。然而窦参交结朝廷内外大臣，他的意图难以猜测。朕仔细看了他的情节，事情非常明显。窦参在那里的确和各个戎帅交往。社稷的大事重要，爱卿应当尽快呈上文书，决定如何处置他。”

陆贽上奏说：“臣当面接承陛下的德音，幸奉圣上的密旨，都谈到社稷的重要。臣又知道这案件经过详尽审理，怎敢不和陛下一同忧虑愤概？臣内心绝无狐疑，哪里愿意推迟回奏，让陛下继续忧虑？只是因为参常官身居重任，才称作大臣；进退之间，犹宜有礼，诛戮之际，不可无名。窦参曾是朝廷大臣，诛杀他不能没有名义。当年刘晏长期执掌财政，也招到众多怨恨。他的死，到底犯了什么罪一直不明白，至今舆论还为他的冤死感到愤概，当时的叛臣也以此作为反叛的口实。用刑暧昧，造成的损害不轻。窦参的犯事并不太久，朝廷还应当格外慎重。窦参专擅大权，怙恩徇私，贪受钱财，放纵亲党，这些罪行，朝臣全都清楚，天下人也都知道。至于他暗中怀有异图，将要掀起大恶；那些形迹则十分暧昧，人们也都不知道。臣等刚刚接到诏令，决定如何判刑，只听说他有凶险的意图，却不清楚具体做了什么。何况他们都在流放的地方，哪里能这么快全都了解清楚。如果忽然就将他处以如此严峻的刑罚，必然会让人觉得冤屈，也将会引起不小的震惊。这实在不是小事。如不加以认真审理，恐怕很难定下罪名。臣乞求陛下应用圣上的睿智，稍微再认真思考一番。窦参跟臣不和，陛下是清楚的。趁机报怨，是人之常情。然而臣身居宰辅，做事必须公道。臣哪里是为了营救这人？全是因为这事有关国家的大体，理应杜绝私人的嫌隙。臣只是不想朝廷滥用刑法，以免君主的王道有亏圣德而已。”

三月，唐德宗进一步将窦参贬为驩州司马，把他的子女也都发配流放。当时唐德宗身边的宦官尤其痛恨窦参，不断在唐德宗面前诽谤诋毁他。窦参还没抵达驩州，就被赐死在邕州的武经镇，终年六十岁。窦申也被杖杀，窦家的财产和奴婢全被用驿站马车转送到京师。

窦参字时中，是工部尚书窦诞的玄孙。他父亲窦审言曾任闻喜尉，因窦参的富贵被追赠吏部尚书。窦参熟悉法令，精通政术，生性矜持严苛，强直果断。他少年时因为门荫经累授官至万年尉。当时有个同僚当值，晚上听说亲人得病，便请窦参代替他。刚好那天夜里狱囚逃走，京兆尹根据值班簿册，准备奏报那同僚的失职。窦参急忙承认说：“他因家里急事来不及报告，那晚其实是我代他，罪责在我。”因此被贬为江夏尉。人们因此称赞他的义气。窦参经累迁出任奉先尉。县人曹芬名义上隶属北门禁军。曹芬平素凶狠残暴，因为酒醉殴打他的妹妹。他父亲无法相救，居然投井而死。窦参逮捕了曹芬兄弟，判处他们死刑。其他官员都请求等他们服完丧再处决，窦参说：“子因父生，父由子死。如果因为丧期而延缓他们的死罪，那等于是杀父没罪。”于是正式判处死罪，将他们杖杀了，因此全县对他畏服。他后来转任大理司直，曾被派到江淮一带处理案件。他到扬州时，节度使陈少游骄横蹇慢，没到郊外迎接，只是让军吏前去问候。窦参义正辞严地责让了陈少游。陈少游后悔惧怕，急忙去拜诣窦参。窦参也不等他，径直渡江离开了。他回朝奏报，朝廷十分满意。当时婺州刺史邓珽被指控贪赃八千贯。邓珽跟执政大臣交情很深，又遇上大赦，所以想避免归还赃款。朝廷下诏让百官到尚书省讨论这事，多数人都秉承执政大臣的意思，只有窦参独自坚持要依法办理，最终还是征回了赃款。翌年，窦参出任监察御史，奉使前往审理湖南判官马彝的案件。当时马彝检举他下属县令贪赃，数目多达一千贯，结果反而被那人的儿子利用佞幸近臣的关系诬陷。窦参最终探明马彝无罪。马彝其实是名能干的官吏，后来多次辅佐曹王李皋，以正直强干闻名。

窦参接着转任殿中侍御史，又改任金部员外郎、刑部郎中、侍御史、知杂事。没多久，他升迁御史中丞，在任上不避权贵，处理案件以严格著称。他多次承蒙唐德宗的召见，得以谈论天下大事，又经常和执政大臣意见相左，因此深得唐德宗的器重，有时也参与决定大政。当时宰相们都有点忌妒他，所以多方排挤压抑，但也无法伤害窦参。然而他经常凭自己高兴而违犯律法。他起初制定百官俸料时，因为自己曾任司直，便给同样官吏的俸料多过本寺的丞。他又制定百官的班秩，最初让太常少卿在左右庶子之上。他因为厌恶詹事李昇，所以将詹事的班次退居到诸府尹之下，因此有见识的人对他的做法嗤之以鼻。不久他兼任户部侍郎。当时京师有户人家猪栏里生了只两首四足的猪崽，有司想要上奏说是祥瑞。窦参说：“这是豕祸，怎能奏闻朝廷！”下令将猪崽丢弃。当时，太常寺饲养的郊牛（用以郊祭的牛）生了有六只脚的牛犊，太仆卿周皓请宰相奏闻朝廷，当时的宰相李泌也开玩笑地把他给打发走了。

已故淮南节度使陈少游的儿子陈正仪想要请求袭封，窦参在尚书省大门上用大字书写说：“陈少游位兼将相之崇，节变艰危之际，君上含垢，未能发明，愚子何心，辄求传袭。”陈正仪得知后非常恐惧，不敢再请求袭封，狼狈地离开了京师。当时神策将军孟华有战功，但被大将军诬陷，声称孟华谋反；右龙武将军李建玉，早先身陷吐蕃，许久后想法逃了回来，结果被部曲诬告，说他暗中勾结吐蕃。这两人都罪当处死，也无从辩白。窦参审理了案件，都为他们洗雪了，因此人们都对他期望很高。翌年，他官拜中书侍郎和同平章事，兼领度支和盐铁转运使。每次宰相隔日在延英殿被召见应对时，其他宰相出去后，窦参必定会单独留下很久，以汇报度支事情为口实，实际是想专擅大政。窦参没多少学问，只是引用了很多亲信党羽，让他们身居要职，作为自己的耳目。全国各地的藩镇将帅，都很怕他。李纳也很害怕窦参，给了他很多馈赠，表面上好像敬重窦参，其实暗中对他挑拨离间。唐德宗亲信的近臣，大多都在他面前诋毁窦参。他的族子窦申与吴通玄交往的事被发觉，窦参继续包庇他，并仗恃大权贪图利益，不顾律法和纲纪，终于导致自己的失败。贞元八年（792）四月唐德宗将他贬为郴州别驾。窦参后来的事都已细说，就不赘述了。他被贬为驩州司马时，他儿子窦景伯被发配到泉州，女儿尼姑真如也被送到郴州。

窦申是窦参的族子。他经累迁官至京兆少尹，后转给事中。窦参特别喜爱他，每次要任命或提拔官员时，他总要征求窦申的意见。窦申有时也向人透露，以权招贿。所以窦申每到一处，人们都把他当作报喜事的喜鹊。

当初，陆贽任兵部侍郎，和窦参有矛盾。吴通微和吴通玄弟兄和金吾大将军嗣虢王李则之和窦申他们关系密切，因此联合要搞倒陆贽。窦参倒台后，唐德宗又跟陆贽说：“窦申、窦荣、李则之和窦参首末同恶，无恶不作。他们又都是卑微小臣，不比窦参。爱卿应当商量如何处置他们，必须将他们的所有亲信党羽全都发遣到边远的恶地去。”陆贽上奏说：

“窦参犯罪，的确应当遭受诛夷。然而陛下圣德宽弘，务必保全事体，所以特予宽贷，保留他的余生。陛下对臣下有始有终的恩典，实在让人感动；仁慈和煦的恩惠，并不单独降临此人。然而陛下提出对这些人的贬官，臣谨表示些不同意见。窦申、窦荣、李则之等人，当然和窦参都是同恶，的确很难宽容。然而罪行相因，法律也区分首犯和胁从。首犯必当从重，胁从应当从轻。窦参既然承蒙皇恩得以保全，窦申等人也应当减降罪责。又有，他们的党羽之内，也有善恶之别，应该稍加区分，足以彰明惩恶劝善的效果。窦荣和窦参虽非近亲，但关系也很密切。然而在他们亲密往来之间，没听说有过什么邪恶的事情，反而听说他曾经激愤，屡有直言，因此双方逐渐产生猜嫌，晚年关系更加疏远。如果要说他们现在暗中的事情，则尚未审查清楚。但根据他近来的行为，应该不至于过分凶险。恐怕必须分别对待，以表明朝廷办事详细周到。臣等商量之后，觉得应将窦荣贬为远官，窦申和李则之一同官场除名，发配流放。陛下真能允许从轻发落，将是对臣下好生的恩典。趋炎附势，是世俗常态。如果没有出众的高风亮节，又怎能特立不群？窦参长久身居高位，特承陛下的恩宠。君王亲信的人，谁敢不巴结？有的交游于他的门庭，有的和他称兄道弟，有的变着法子跟他拉扯关系，有的很快就被推荐延聘。像这样的人，经常十有八九。如果听信流言，会把他们都当做他的党羽。除非实在和他过往甚密的，怎能将这些人全都株连贬斥？更何况窦参已被罢黜，他刚刚获罪时，私党和近亲都已连坐。现在人心已安定了许久，不好再加以动摇。臣等商量，除了和窦参一道实行阴谋的，其他一律不予追问。”

唐德宗下诏听从了，因此窦申等人才只被发配流放到岭南。不过后来当窦参被赐死时，窦申也被杖杀了。窦家很多人都被贬斥，窦荣得免一死。

唐德宗又想籍没窦参的家产，陆贽说：“根据法律，反叛篡逆的人籍没家财，贪官污吏则只没收他们非法得来的东西。这些都必须在作出正确结论和判刑之后，才决定是否籍没家产。如今他的罪行尚未明确，陛下已心存恩惠，予以宽贷。如果再抄查没收他的家产，恐怕会因为财产而伤了大义。”

三月二十一（己亥），唐德宗任命驾部郎中兼知制诰张式为虢州刺史。

夏四月十三（辛酉），关中地区地震，震声如雷，河中和三辅尤其严重，震坏了城墙和庐舍，地上开裂，井水涌出。

海州团练使张升璘是义武节度使张升云的弟弟，也是李纳的女婿。他因为父亲去世两周年的大祥忌日回归定州时，曾在公座上大骂王武俊。王武俊将这事奏闻朝廷。四月二十九（丁丑），唐德宗下诏削去张升璘的官职，派中使杖责他后将他囚禁起来。定州十分富庶，王武俊常想占为己有，因此派兵去袭取义丰，掠夺安喜和无极的一万多人口，将他们迁徙到德、棣二州。张升云闭城自守，屡次派人向他谢罪，王武俊这才作罢。

唐德宗命令淄青节度使李师古毁掉三汊城。李师古虽然奉诏，但经常招聚亡命之徒，凡是有得罪于朝廷的人，都被他招抚使用。

五月十三（庚寅，《旧唐书》作庚申为误，五月无庚申），朝廷取消各州府的执刀卫士。

五月二十七（甲辰），唐德宗任命中书侍郎赵憬为门下侍郎和同平章事；同时任命义成节度使兼检校右仆射贾耽为右仆射，右丞卢迈守本官，一道出任同平章事。卢迈是卢翰的族子。赵憬怀疑陆贽仗恃恩宠，想要专擅大权，故意将自己排挤到门下，所以经常称病，不参与政事。因此他和陆贽有了嫌隙。同时，唐德宗任命郑州刺史李融为滑州刺史兼义成军节度使，取代贾耽。

陆贽上奏论述防备边塞的六大失误，认为：“措置乖方，课责亏度，财匮于兵众，力分于将多，怨生于不均，机失于遥制。”具体就是：

“关东的卫戍士卒，对西部水土不服，身体吃不消边塞荒野的困苦，心里又惧怕狄戎胡虏。国家出资把他们当作天之骄子，姑息他们就好像是自己的倩人。他屈指计算回归的日期，舒心过日只等着吃饭。有的利用王师的失败，趁机扰乱地方并往东溃逃。有的撤离城镇，动摇远近的军心。他们岂止是毫无益处，其实对国家很有损害。士卒中不少因犯罪而被贬谪迁徙过来的人，本来就不是善类，再加上怀念故土的情绪。他们一心思乱，幸灾乐祸，更甚于其他卫戍士卒。这就是所谓的措置乖方（措施失当）。

“自从近来将兵权移交给藩镇以来，朝廷失去了权柄。将军的号令很少能在军队执行，国家的法典也经常管不了藩将。他们养尊处优，得过且过。朝廷想要奖赏一个有功的人，总担心造成无功的人反侧不安。想要惩罚一个有罪的人，又害怕让同恶的人忧虑担心。因此只好隐忍他们的罪行而不敢彰明，害怕让人嫌疑也不敢奖赏功臣。姑息养奸的政策，竟然一至于此。所以导致忘身效节的人被同辈讥笑，身先士卒的人被士卒抱怨；一败涂地丧失国土的人毫无惭愧畏惧，救援不力误过军期的人反而自以为是。这正是义士之所以痛心，勇夫之所以疾首的原因。这就是所谓的课责亏度（赏罚失度）。

“胡虏每次入寇，将帅总是互相推托，也没人敢说什么。他们还夸张贼兵的势力奏闻朝廷，借口说兵力太少无法匹敌。朝廷也不认真访察，只管为他们增加军队，根本收不到防备抵御的效果，只是徒劳地增加后勤供给的费用。结果百姓的财力日益衰竭，朝廷的征收也更加繁杂。用编户倾家荡产的物资，加上有司部门盐酒专卖的税利，全都用在边塞防御之上。这就是所谓财匮于兵众（钱财全耗在兵众之上）。

“吐蕃全国能够当兵打仗的人，不过相当于中国十几个大郡而已。他们一动，中国就害怕他们的人多而不敢抵抗；他们一静，中国又害怕他们的强大而不敢入侵。这实在太没道理了！这都是因为中国对将帅的节制太多，而吐蕃的统帅能够专权罢了。统帅一旦专权，则人心不分，号令不贰，进退一致，快慢随意。这样就不会错过战机，气势自然就更为强盛。这就是他们能以少为众，以弱为强的原因。开元和天宝之间，我们控制和抵御西北的两蕃，靠的只是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使。中兴以来，没精力出外讨伐，抵抗两蕃的也只有朔方、泾原、陇右、河东四节度使而已。近来朝廷将朔方分成三个区域，建立牙帐和拥有旌节的节度使就有三人，其馀的镇军多达四十，还都秉承特诏委任，朝廷并派中使权贵前来监军，造成人人互相抗衡，没有统一指挥。每次等到边塞派人前来告急，才让他们聚集一起商讨用兵对策，也没主帅以军法面临部下，只能用客礼相待。用兵靠的是气势，气聚则盛，气散则消；势合则威，势分则弱。如今的边塞防备，势弱气消。这就是所谓的力分于将多（势力因为将领太多而分散）。

“治理军队的关键，在于根据训练考核的优劣制定衣食待遇的等级，使能干的有所期待，不行的也别无他求。虽然这样会有待遇的区别，但却没有不满和怨恨的问题。如今边塞地方困穷，长期镇守的士兵，无不身经百战，遍体创伤，终年非常勤劳辛苦。然而朝廷供给的衣粮只够自身，一旦分给妻儿，他们就经常要挨饿受冻。而关东的卫戍士卒，在应敌上经常怯阵，在服役上十分懈怠，然而朝廷颁发给他们的衣粮反而要比边塞的优厚数等。还有，他们平素并非禁军，本来也是边塞部队，只是因为将校诡诈，懂得献媚，因而请求名义上隶属禁卫神策；结果并没离开驻地，只是改换了虚名，就这样得到了丰盛的衣粮，比平常多了三倍。责任和事务并未增加而给养却如此特殊，如果人们没有忘记这事，谁会不感到愤怒！这就是所谓怨生于不均（因为不公平而产生抱怨）。

“想要选任将帅，必先考察他们的操行和能力。行的派出，不行的退回；有怀疑的不用，要用的就不怀疑。所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近来边防部队的去就，大多都由朝廷裁决；选用边将时，首先要求是容易控制；派给很多部将去分散他的权力，轻视边防的重任去削弱他的决心。结果导致边将即使不合军情也听命于朝廷，即使有违事宜也听命于陛下。戎狄胡虏驰骋突袭，迅猛得就象疾风狂飙；靠驿马飞驰到朝廷汇报，得花十天半月。守卫边城的因为兵寡不敢抗敌，分守各镇的因为没有诏令不肯出师。贼兵纵情劫掠后撤军回归，他们这才报功告捷。战败丧师时他们将伤亡数字减少到百分之一，有所俘获时他们则十倍夸张战果。将帅感到幸运，因为最后决定都在朝廷，所以不担心归罪他们；陛下觉得大权由自己掌握，所以也不追究责任。这就是所谓机失于遥制（因为遥控而失去战机）。

“依臣的愚见，陛下应当取消诸道派将士防秋的制度，让本道只供给衣粮，然后招募愿意留下的卫戍士卒，以及蕃人和汉人子弟，派往边塞。另外，边军应当开辟更多屯田，收成由官府收购。敌寇来了则人自为战，农时到了则家自力农。这和目前这种忽来忽往地频繁调动部队的做法，岂可同日而语！又有，朝廷应当认真挑选能干的文武大臣出任陇右、朔方、河东三元帅，分别统领沿着边境的诸节度使；除非必要，任凭他们就近全权调遣合并。朝廷接着再裁减那些虚假浮夸的费用，以充实国库的财富；制定不同的军饷衣粮等级，用以和谐和激励兵众；弘扬用人不疑的做法，用以表示对将帅的信任；公布奖赏和惩罚的章典，用以鉴别将士的功过。如果能都这么做的话，那么戎狄将会感怀朝廷的威严，边塞也将得以安宁。”唐德宗虽然不能全部采纳他的建议，但心里非常尊重他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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