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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系列十四:泾原兵乱之四:浑瑊浴血保卫奉天与陆贽进谏九弊忠言

(2018-04-16 05:41:53) 下一个


建中四年即公元783年十月十一左右,自称秦帝的朱泚亲自带兵紧逼唐德宗李适避难的奉天,双方开展了长达一个多月的血腥攻守战。


当时朱泚党羽所占据的只有长安而已,援军的游骑时不时都能跑到望春楼下。守卫长安的李忠臣等人屡次出兵,但总是失败,只好向朱泚求救。朱泚又怕百姓利用他的困弊捣乱,因此派出的兵马都是在夜晚出行。朱泚担忧长安出事,所以加紧进攻奉天,让僧人法坚建造云梯,高度和宽度各数丈,再用兕(古代犀牛)皮裹住,下头装上巨轮,上头可容纳壮士五百人。城中守军望见后无不惊慌恐惧。唐德宗因此征求群臣的御敌意见,浑瑊和侯仲庄回答说:“臣注意到他们的云梯很重,重就容易陷进地里。臣请求在他们前来进攻的路下挖凿地道,积蓄柴薪和火苗等待他们。”神武军使韩澄说:“云梯不过雕虫小伎,不足让陛下烦劳圣虑。臣请求负责抵御。”于是他估计了云梯的去向,将东北角的城墙增广三十步宽,在那里储存了很多膏油松脂和柴薪芦苇。


十一月十四(丁亥),朱泚派大军击鼓呐喊着要进攻南城。韩游瑰说:“这是想分散我们的兵力。”于是带兵严加防备东北角。次日,北风刮得很凶,朱泚的军队推着云梯,上头铺了湿毡,悬挂水袋,载着壮士攻城。他们还在两翼安排了轒辒(上头蒙着牛皮,下面可容纳十来人的大型木制攻城战车),上头站着不少士兵,抱着柴薪,背着土袋,一边填平壕堑一边前进,矢石火炬也不能伤悼到他们。叛军出动所有兵力进攻奉天城的东北角,矢石如雨,城中守军死伤不可胜数。叛军已有人登上了城墙,唐德宗得知后,和浑瑊相对哭泣,群臣也只有仰首朝天,祈求保佑。唐德宗将自御史大夫和五百户封邑以下的千馀空白告身(即委任状)全都交给浑瑊,让他招募敢死队去抵御叛军,还赐给他御笔,让他根据他们的功劳大小全权署名发给,告身不够时可以在他们身上书写任命。唐德宗还跟他说:“今天便与爱卿道别了。”浑瑊俯伏在地,泪流满面。唐德宗拊着他的背,歔欷痛哭,悲不自胜。当时士卒饥寒交迫,又四处寻找甲胄。浑瑊安抚晓谕他们,并用忠义激励大家,于是士卒无不击鼓呐喊,拼死力战。浑瑊中了流矢,但仍然不停地战斗,起初毫不感觉疼痛。刚好这时云梯辗到地道上头,一只巨轮偏斜后陷进地里,既不能前进也无法退却。大火从地里冒出,风势也回了过来。城上守军于是往云梯上投掷芦苇火炬,倒下松脂,加以膏油,欢呼声震天动地。须臾之间,云梯和梯上的敌兵全都化为灰烬,臭味几里外都能闻到。叛军这才退下。于是奉天的三座城门全都打开,官军冲了出来,太子亲自督战,叛军因此一败涂地,死了数千人。受伤的官军将士,太子亲自为他们包裹疮伤。到了夜里,朱泚再次前来攻城,流矢都射到御座前三步才坠下。唐德宗大惊失色。


李怀光从蒲城带兵直趋泾阳,沿着北山西进,并先派兵马使张韶扮成百姓走小路前往唐德宗的行在,将奏折藏在一粒蜡丸里。张韶到奉天时,正值叛军猛烈攻城。他们见到张韶后,以为他是个贱人,便驱使他和其他百姓一道去填平壕堑。张韶找到机会,越过壕堑抵达城下,向上头喊道:“我是朔方军派来的使者。”城上守军放下长绳把他拉上去。到了墙上时,张韶已经身中几十箭,还是坚持从衣服中拿出奏折呈上。唐德宗喜出望外,让人抬着张韶四处巡视,用以激励将士。城上欢声如雷。叛军不知道怎么回事,非常疑心恐惧,只好缓慢了进攻。


十一月二十(癸巳),李怀光在澧泉(《新唐书》作鲁店)打败朱泚的部队。朱泚得知后非常恐惧,当夜只好解除对奉天的包围,带兵逃回长安。大家都知道如果李怀光再过三天还不来的话,奉天就要失守了。同时,神策军大将李晟自定州率师赴难勤王,进驻渭桥。


朱泚的大军退走后,邕从唐德宗的群臣全来祝贺。汴滑行营兵马使贾隐林进言说:“陛下性子太急,不能宽容他人。如果这一性子不改,即使朱泚败亡,只怕忧患并未就此结束!”唐德宗也不觉得被他冒犯,反而十分赞许他的直言。侍御史万俟著接着又派人打开金银布帛和通商运输的道路。重围解除后,各道进贡的租赋相继来到,朝廷的费用也开始有了保证。


十一月二十一(甲午),唐德宗任命商州都虞候王仙鹤暂领商州防御使。


朱泚回到长安后,只专心在城防事务上,但还时不时让人从城外过来,绕着城墙喊叫道:“奉天已被攻破了!”想以此迷惑大众。他占有了府库的财富,不惜拿出大量金银布帛取悦将士,公卿大臣在长安的家属也都照样发给月俸。随从御驾到奉天的神策及六军将士,以及哥舒曜和李晟的部下,他也给他们的家庭发放粮食;再加上修缮器械等,每天的费用也很大。后来朝廷收复了长安,发现府库尚有剩余积蓄,见到的人都追怨有司部门过去的横征暴敛。


有人跟朱泚说:“陛下既然接受天命,唐朝的山陵宗庙就不能继续保留。”朱泚说:“朕曾北面事奉唐朝,怎忍心做出这样的事!”有人又说:“百官的位置大多空缺,请派兵胁迫士人来填补。”朱泚说:“强迫他们当官会造成人们的恐惧。只要愿意出仕,就让他们当官,何必到各家敲门拜官!”他所用的只有范阳和神策团练的将士;泾原的将士骄傲专横,都不听他的使唤,只是为他守护掠夺来的资产,不肯出战。他们又密谋要暗杀朱泚,但事情不成,也就算了。


李怀光生性粗心疏忽。他从崤山以东赶来赴难后,多次和他人谈论卢杞、赵赞、白志贞的奸佞,还说:“天下大乱,都是这帮人造成的!我见皇上时,一定请求诛杀了他们。”奉天之围解除后,他仗着自己的功劳,以为唐德宗一定会用特殊礼仪接待他。有人劝王翃和赵赞说:“李怀光来时一路上愤慨感叹,觉得宰相们的谋略非常失当,度支征收的租赋烦重,京兆尹对他部队的犒劳赏赐却很刻薄。导致御驾颠沛流离的,都是这三个大臣的罪过。如今李怀光新立大功,主上一定会推心置腹地对待他,征求他对朝政得失的见解。如果让他把这番话告诉主上,大家不是都很危险吗!”王翃和赵赞将这话转告卢杞。卢杞十分恐惧,便私下跟唐德宗说:“李怀光的功勋业绩,是社稷的依赖。贼徒对他闻风破胆,全无坚守的决心。陛下如果派他乘胜攻取长安,那么一举即可灭贼。这正是所谓破竹之势。如今听任他入朝,陛下必得赐他宴席。这样留连多日,一旦让贼兵退入京城,得以从容加紧防备,那时恐怕就很难对付了!”唐德宗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下诏派李怀光直接带兵进驻便桥,与李建徽和李晟以及神策兵马使杨惠元定期共同攻取长安。李怀光觉得自己不远数千里,竭诚赴难,打败朱泚,解除重围,而近在咫尺却不能见到天子,因此怏怏不乐。他说:“我今天已被奸臣排挤,以后的事情可想而知!”于是带兵离去,在鲁店逗留了两天才前进(《新唐书》说,这期间唐德宗任命李怀光为中书令兼朔方、邠宁、同华、陕虢、河中、晋绛、慈隰行营兵马副元帅)。


这期间,剑南西山兵马使张朏率领所部兵马作乱,进入成都。西川节度使张延赏弃城逃奔汉州。鹿头卫戍将领叱干遂等人出兵讨伐,杀了张朏及其党羽,张延赏这才重新回到成都。


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带兵讨伐李希烈,进驻盱眙。得知朱泚作乱后,他回到广陵,修筑壕堑和堡垒,也修缮甲胄和兵器。浙江东、西节度使韩滉关闭和封锁关口桥梁,禁止马牛出境,同时修筑石头城,穿凿近百口水井,还修缮了几十座馆舍楼第和城坞壁垒。从建业直抵京岘,楼房城堞紧紧相连。他这样做既是为了准备迎接御驾渡江,也是为了自固。陈少游征发三千士兵在江北举行大阅兵。韩滉也征发三千水师在京江耀武扬威,和陈少游互相呼应。


盐铁使包佶有钱帛八百万,准备送往京师。陈少游觉得叛军占据长安,何时能够收复还不清楚,便想强行留下。包佶不肯,陈少游居然要杀他。包佶怕了,将妻儿藏在装公事文书的柜子里,急忙渡江离去。陈少游将盐铁收入的钱帛全都拿走。包佶还有守卫钱财的三千士卒,陈少游也将他们占为己有。包佶才带着几十人准备一道前往上元,结果这几十人也被韩滉夺走。


当时南方的藩镇都闭境自守,惟有曹王李皋多次派使者到西北交纳贡赋。李希烈攻打紧逼汴、郑一带,江、淮的道路断绝,朝贡都只能经由宣、饶、荆、襄一带抵达武关。李皋修治邮驿,铺平道路,因此往来的使者得以通行无阻。


唐德宗询问陆贽什么才是当今的急切事务。陆贽觉得近来产生的动乱,主要是由于上下缺乏交流,便劝唐德宗虚心接待臣下,从谏如流。于是他上疏进谏,大略意思说:“臣认为当今的急务在于审察众人的心愿。如果众人的心愿觉得该这么做,陛下可以率先实行。如果众人的心愿觉得应当革除,陛下可以率先除去。君主的好恶和天下人一致而天下却不归心,自古及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治理动乱的根本,关键在于人心,更何况正当变故动摇之时,和危疑向背之际。人心所归则政权能够稳定,人心失去则政权将会倾覆。陛下怎能不审察众人的心愿,跟他们的好恶一致,使黎民百姓归心朝廷,一致安邦靖国!这的确就是当今的所急。”他又说:“近来臣私下听到些舆论,也了解了众人的心愿。全国各地担心的是朝廷内外意见分歧,朝廷百官担心的则是君臣之间无法交流。郡国的想法不能达到朝廷,朝廷的诚意又局限在殿堂。皇上的恩泽无法普及下民,而下民的心愿也无法上闻朝廷。真实的事情陛下未必知道,而陛下知道的事情未必真实。上下隔绝于其际,真伪混杂于其间。聚在一块的抱怨甚嚣尘上,翻腾胡闹的诽谤一片狼籍。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没有猜疑和阻隔,可能吗!”他又说:“如果能总结天下的智慧,帮助陛下耳聪目明;能顺应天下的心愿,帮助陛下实施教令;那么就能做到君臣同心,有什么不能相从!一旦远近归心,谁敢继续为乱!”他又说:“有些顾虑看似愚蠢却接近正道,有些事情非常重要却看似迂腐。”


疏奏呈上十来天后,唐德宗没有任何措施,也不再征求他的意见。陆贽于是又上疏,大略意思是:“臣听说立国的根本,在于得到民心;而得到民心的关键,在于了解下情。所以孔仲尼觉得下情是圣王的田地,说治国的大道就生长在那上头。”他又说:“根据《易经》,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损上益下曰益,损下益上曰损。天在下而地处上,就位置而言是反了,但反而说这是安泰,是因为上下交流的缘故。君在上而臣处下,就大义而言是顺了,但反而说这是否定,是因为上下没有交流的缘故。君上约束自己而富裕了下民,下民必然高兴而甘愿事奉君上,这难道不叫作益吗!君上蔑视下民而放纵自己,下民必然怨恨而背叛君上,这难道不叫作损吗!”他又说:“舟即君上之道,水即下民之情。舟顺着水之道则可浮起,违背水之道则将沉没。君上得到下民之情则王权稳固,失去下民之情则王权危亡。所以古代的圣王要居人上,必先让自己的欲望顺从天下人的心,而不敢以天下人的心顺从自己的欲望。”他又说:“陛下因为习俗妨碍了国家的治理而气愤,所以任意削平藩镇,将大权收归朝廷,以明威驾临藩臣,以严法制服叛乱。然而流弊已经太久,而陛下的做法也太过。所以远处的藩臣因为惊惧猜疑而抗拒朝命,为了逃避死罪而起兵作乱;而近处的臣僚因为畏惧胆怯而敷衍朝廷,为了避免获罪而丑态毕生。于是君臣意见分歧,上下交流隔绝。君上一心要求国家的治理,而臣下则一心逃避自家的诛夷。臣下即使想要尽忠,而君上又担心受到欺骗。所以君上的睿诚无法下达众人,而众人的下情也无法上达君上。臣以前曾任御史,获得朝谒陛下的机会,虽然仅有半年。陛下森严深邃,高居在上,从未降旨征求群臣的意见,而群臣也局促不安,急趋急退,也不罗列要事详细奏陈。朝堂之间,尚且无法交流,那么宇宙之广,何以沟通!虽然陛下恢复了惯例,召使臣问对,也另外延请宰辅,征求意见。但这毕竟不同于师锡(即在朝堂上群臣献言),也有异于公言(公开谈论)。对尚未实行的事则相互告戒说不要谈论朝廷的机密;对已经实行的事又认为不用进谏既成的事实。群臣逐渐心生顾虑,动不动就害怕遭到猜嫌。于是人们各自隐瞒实情,说话担心冒犯忌讳。至于即将发生的事变和动乱,黎民百姓都非常担忧,而只有陛下恬然不知,还以为天下的太平指日可致。陛下如果将今日亲眼目睹的事和以往听到的相比,孰真孰虚,何得何失,事情的通畅和堵塞,不是一目了然了吗!人情的真伪也不是非常清楚了吗!”


唐德宗看了奏疏后,派宦官去晓谕他说:“朕的本性其实对人非常推诚置信,也能纳谏。只因为觉得君臣一体,所以全无堤防。正是由于推诚置信,对人没有猜疑,所以经常被奸人卖弄。如今所导致的祸患危害,朕思来想去,过失其实反而在于推诚置信。又有,谏官论事时,很少能做到谨慎严密,照例自我炫耀,将过失归于朕以取得自己的名声。朕自从即位以来,见到很多人的奏对论事,大抵全是雷同,道听途说。稍微加以质问,他们马上就答不上来了。如果真有奇才异能的人,朕岂会舍不得拔擢重用?朕见到长久以来,事情不过都是如此,所以近来也不经常找人问对,其实也并非对接纳臣下感到厌倦。爱卿应当深刻理解这点。”


陆贽觉得人主君临臣下,应当以诚信为本。进谏的人即使言辞和意见低鄙拙劣,也应当宽容他们,好大开言路。如果靠震怒威慑他们,以争辩反驳他们,那么臣下怎敢言无不尽?于是他又上疏,大略意思是:“天子之道,和天相同。天不因为地有恶劣树木就废除万物生长,天子也不应当因为时有小人就废除听纳谏言。”他又说:“只有诚与信才是至关重要,一旦失去就无法弥补。一旦失去真诚则人心难保,一旦失去信用则言而无效。陛下所谓的因过于诚信以导致祸患,臣私下觉得这话有点过头。”他又说:“靠小聪明驾驭臣下则人们变得欺诈,以大猜疑对待臣下则人们学会敷衍。上行之则下从之,上施之则下报之。如果自己不能尽到诚信,却希望别人尽到,众人必然得过且过而不会听从。如果自己首先缺乏诚信,却说今后会诚信,众人必然心生疑虑而不会相信。所以说诚信之道,任何时候都不能离身。还希望陛下慎守此道,行之有加,而不是追悔自己的诚信!”他又说:“臣听说仲虺曾赞扬成汤,不称赞他没有过失,而是称赞他能够改过。吉甫曾歌颂周宣,不赞美他毫无缺陷,而是赞美他能够弥补缺陷。所以圣贤的意思非常明朗,惟以改过为能,不以无过为贵。这是因为人们立身处世,必定会有过错,不管上智还是下愚,都在所难免。但智者能够改过而迁善,而愚者却耻过而为非;迁善则智者的仁德日新月异,为非则愚者的恶行与日俱增。”他又说:“谏官的进言不够周密却又自我炫耀,的确是不够忠厚的做法;但这并不损害陛下的圣德。陛下如果纳谏不违,那么传出去只会更增加陛下的美名;陛下如果违谏不纳,又怎能禁止他们的话传出去!”他又说:“没有效用的高谈阔论不必采用,很有道理的只言片语不必违背。辞句笨拙而效用迅速的未必就是愚劣,言辞甘美而注重利益的未必就是智慧。所以对任何谏言都必须以实事求是加以分析,凭最终目的加以考虑,即‘其用无他,唯善所在(除了对朝政有益之外,没有别的目的)’。”他又说:“陛下说:‘近来见到很多人的奏对论事,大抵全是雷同,道听途说。’臣私下觉得众多的建议中,足以见到下情,必有可行之处,也有可畏之事,恐怕不宜一概轻蔑地加以否认,全不省阅采纳。陛下又说:‘稍微加以质问,他们马上就答不上来了。’臣只是觉得陛下虽然让他们答不上来,然而却未必让他们觉得自己没有道理。陛下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他又说:“作为臣下的莫不愿意尽忠,作为君上的莫不想取得大治。然而臣下总是苦于君上无法取得大治,而君上也总是苦于臣下不能尽忠。为何会这样呢?是因为两情没有很好交流的缘故。臣下的建议莫不愿意得到君上的采纳,君上的旨意莫不寻求臣下的理解。然而臣下总是苦于君上难以听纳,君上总是苦于臣下难以理解。为何会这样呢?这是因为无法除去九种弊病的缘故。所谓九种弊病,君上有其六而臣下有其三: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强愎,这六者是君上的弊病。谄谀,顾望,畏愞,这三者是臣下的弊病。君上好胜必然喜欢听到佞臣的言辞;君上耻过必然忌讳听到忠臣的直谏;这样一来谄谀的臣下就顺从旨意,而忠实的言语就无法上达。君上骋辩必然抄袭先圣的言论,用以反驳臣下;君上眩明必然臆想猜疑,总担心臣下欺诈;这样一来顾望的臣下就得过且过,而恳切的进谏就不能尽言。君上厉威必然不能放下架子接待臣下;君上恣愎必然不能自我引咎接受规劝;这样一来畏愞的臣下就尽量避祸,而有理的建议就不法上申。国家的区域如此广大,天下的生灵如此众多,陛下的宫阙如此深重,地位的高卑如此只隔绝,自黎民中的贤人以上,能够获睹陛下尊容的,千万人里也不到一人;而获睹至尊的人里,得到陛下接见问对的,千百人里也不到一人;幸而得到接见的,又有九种弊病丛中作梗,因此上下之情实在难以交流。上情不通于下则众人感到困惑,下情不通于上则君主产生猜疑。产生猜疑则不能相信众人的真诚,感到困惑则不能听从陛下的诏令。臣下真诚而不见采纳则将导致缪悖,君上诏令而不见遵从则将加以刑诛。下悖上刑,不失败还更待何时!所以动乱的时代居多,大治的时代居少,自古以来都是如此。”他又说:“从前赵武口齿不清却成为晋的贤臣,绛侯为人木讷却成为汉的元辅。所以说能言善辩的人说的事未必可信,言穷辞屈的人讲的话也许有理。知人很难,连尧、舜都感到头疼,所以怎能光凭君臣间的一问一答就能完全知人!以此了解天下的民情,当然会失去很多真实。以此轻视天下的士人,必定会遗漏很多人才。”他又说:“谏者多,表示我能喜好善言;谏者直,表示我能宽容诤臣;谏者狂诬,表明我的仁恕胸怀;谏者漏泄,表明我的从谏如流。只要有其中之一,都算是盛德。这就是人君和谏者互相交流相得益彰之道。谏者得到封爵赏赐的好处,人君也有天下安定治理的利益。谏者得到献可替否的名声,人君得到博采广纳的美名。即使这样,谏者也有失去中肯的时候,而人君却还有纳谏的美名;唯恐忠谠之言不够恳切,天下之情无法上闻。这样则纳谏的美德将更加光彩了。”唐德宗采纳了他的许多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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