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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系列七:武瞾革命之三:中唐名臣刘仁轨病逝

(2017-08-31 12:04:06) 下一个


光宅元年即公元684年十一月中旬,起兵反对武则天的徐敬业在下阿溪战败,并于十一月十八(乙丑)被部将杀害,于是扬、润、楚三州叛乱被平定了。十二月二十六(癸卯),太后武则天派人到单于道就地处斩了名将程务挺。


垂拱元年即公元685年春正月初一(丁未),朝廷大赦天下,改元为垂拱。


武则天觉得徐敬业的叔父徐思文忠诚,特别免他连坐,拜他为司仆少卿。她还说:“徐敬业让爱卿改姓武,朕今天也就不取消它了。”


正月初四(庚戌),武则天任命骞味道为守内史。


正月十二(戊辰),文昌左相兼同凤阁鸾台三品乐城文献公刘仁轨去世。刘仁轨是汴州尉氏人。他少年时就恭谨好学,但遇到隋末的动乱,没机会专心学习。但他每到一个地方,总是找个空地书写学习,因此博涉文史。唐高祖武德初年,河南道大使管国公任瑰准备上表论事,刘仁轨见到他的草稿,顺便改动了几字。任瑰非常惊异,便用赤牒(临时授任的文书)填补他为息州参军,不久后他就正式出任陈仓尉(相当于县公安局长)。刘仁轨负责的辖区有个叫鲁宁的折冲都尉(相当于军分区司令),仗恃门第高贵,豪纵无礼,历任陈仓尉都管不了他。刘仁轨特意劝谕并警告他不能继续犯错,但鲁宁居然更加横行霸道,刘仁轨最终将他杖杀了。州司上报朝廷,唐太宗愤怒地问道:“是哪个县尉,胆敢轻易滥杀朕的折冲!”于是召他进宫。和他说话后,唐太宗对他的刚正感到惊奇,便提拔他为栎阳丞。贞观十四年(640),唐太宗将要巡幸同州,举行围猎。当时农田收获尚未完毕,刘仁轨上表谏道:“臣听说屋漏在上,知道的人在下。愚人的想法,只有圣人才会听从。所以周王向砍柴的樵夫讨教,武丁向筑墙的奴隶问计,他们因此才得享国运长久,传位无疆,能够到清庙祭告功勋,把喜庆流传后代。人们都知道陛下天性仁爱,亲身实践节约勤俭,时刻把百姓放在心上;稍微有点过失,犹如自己遭受水火一般。臣近来听说御驾想要巡幸同州举行演习,臣也知道四季的狩猎,也是前代帝王的常规。然而事情即使都是常规,也未必要因循守旧。今年甘霖来得及时,秋天的庄稼长势良好,原野一片金黄,秋收才进行了十分之一二。即使百姓尽力收割,个把月也未必能收割得完。穷人家没钱雇工,收割后马上就得开始考虑种麦。平时官府的事情,就妨碍了不少农事。今天如果再让他们侍奉陛下的围猎,加上修路架桥,即使按照最粗略的估计,至少要动用一两万的人工。这将给百姓田里的收割造成极大的负担。臣希望陛下留下一丝万乘之恩,垂听臣的一介之言,把围猎的事往后推迟个把月,等秋收完了,人人有了空暇,家家得以康宁,那时再让御驾的车轮滚动,官府和民间全都安泰。”唐太宗特意下达玺印诏书慰劳他说:“你的职任虽然卑微,但你竭诚为国,所陈奏的事情,朕十分嘉许。”不久就拜他为新安令。他经过累迁后升任给事中。


唐高宗显庆四年(659),他出任青州刺史。翌年,唐高宗征辽,命令刘仁轨监统水军,但因为天气引起的误期而被免职,朝廷特令他以白衣随军赎罪。当时苏定方平定了百济,留下郎将刘仁愿在百济府城镇守,又让左卫中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安抚百济的残余部众。王文度在过海时病故。百济僧人道琛和旧将福信率众重新反叛,立故王的儿子扶余丰为王,带兵将刘仁愿包围在府城。唐高宗下诏任命刘仁轨检校(代理)带方州刺史,取代王文度统领部众,顺路征发新罗的兵马,合势去救刘仁愿。刘仁轨辗转前进,军容整肃,一路上攻无不克。道琛等人只好放弃了对刘仁愿的包围,退保任存城。不久福信杀了道琛,兼并他的兵马,招诱逃亡的叛兵,势力更加强大。刘仁轨于是和刘仁愿合兵一处,休整了一段时间。


当时苏定方奉诏讨伐高丽,进围平壤,但长期无法攻克,只好撤军回去。唐高宗下敕书给刘仁轨说:“包围平壤的军队已经撤回,一座孤城无法单独固守。你应当撤离前往新罗,和他们一道驻守。如果金法敏(新罗王)想让你们留下帮助镇守,那就留在他们那里。如果他们不需要,你应当过海回来。”将士们也都希望西归,但刘仁轨说:“根据《春秋》大义,大夫出到疆场时,只要能安定社稷和便利国家,就可以专权行事,何况现在我们在沧海之外,紧靠着这帮豺狼虎豹!而且人臣必须考虑尽忠,有死而已,只要对国家有利,没什么事不能做。主上打算并吞和消灭高丽,先要征服百济,留兵镇守,正是为了控制他们的腹心。虽然现在到处都是妖孽,但我们防备森严。应当砺戈秣马,找机会出其不意地攻打他们。对方既然没有防备,我们为何不能攻下他们?一旦打了胜仗,士卒自然就放心了。然后我们可以分兵占据险要,发展大好形势,飞表向朝廷奏报,再请求增加士兵和战船。朝廷一旦知道我们成功了,必定会派出大军和名将。援军一来,凶逆将很快就被歼灭。这样我们不但没有放弃垂成的功勋,其实也能永远肃清海外。今天平壤的围军已经撤回,官军也撤离了熊津,那么百济的残渣余孽,很快又会死灰复燃,而高丽的逃犯们,何时才能消灭?况且今天靠着这一城之地,位居贼人的中心。如果我们一不小心,马上就会沦落为流寇。撤离后进入新罗,又是人家的坐客,稍不如意,将后悔莫及。何况福信为人凶恶残忍,非常暴虐;扶余丰则为人猜忌,外合内离。我们和他们共处,势必暗中相害。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坚守观变,找机会对付他们,不能轻举妄动。”大家都听从了他。


当时扶余丰和福信等人觉得真岘城面临大江,地势高险,又是军事要冲,便增派士兵把守。刘仁轨率领新罗兵马,趁夜攻城,从四面八方攀草而上,到天明时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占据了该城,因此打通了新罗的运粮道路。不久扶余丰袭杀了福信,又派使者前往高丽和倭国请求援兵抗拒官军。朝廷下诏派右威卫将军孙仁师带兵过海援助刘仁轨。孙仁师和刘仁轨等人会合后,兵力大振。于是将领们开会商议,有人说:“加林城是水陆的要冲,请求先去攻击它。”刘仁轨说:“加林城池十分险固,猛攻将造成战士的很大伤亡,包围则将旷日持久。我看不如先去攻打周留城。周留城是贼兵的巢穴,群凶聚集的地方。所谓‘除恶务本’,我们必须拔掉他们的根源。一旦攻克周留,其他各城自动就下来了。”于是孙仁师和刘仁愿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领陆军前进,刘仁轨则率领杜爽和扶余隆,带领水军以及粮船,从熊津江前往白江,然后和陆军一道直驱周留城。刘仁轨在白江口和倭兵遭遇,四战四捷,烧了他们的四百艘战船,烟焰弥天,海水都染红了。倭寇全面溃败。扶余丰脱身逃走,刘仁轨缴获了他的宝剑。王子扶余忠胜和扶余忠志等,率领百济的士女以及倭人部众和耽罗国使者,一道前来投降。于是百济诸城,全都再次归顺朝廷。只有贼帅迟受信占据任存城不肯投降。


先前,百济首领沙吒相如和黑齿常之自从苏定方撤军回去后,重新纠集了逃亡流散的士卒,各自据险响应福信。这时他们率领部众归降。刘仁轨用恩信加以抚慰晓谕,让他们各自带领子弟去攻取任存城,又打算分兵协助。孙仁师说:“沙吒相如他们是人面兽心,很难信任。如果授给他们盔甲兵仗,那等于是资助贼兵。”刘仁轨说:“我看沙吒相如和黑齿常之都是既忠勇又有谋略的将才。这些感恩的人士,跟从我则成,背叛我必灭。让他们利用时机立功见效,就在今天。你们不用怀疑。”于是给他们军粮和兵仗,分兵跟随他们,因此攻拔了任存城。迟受信抛弃了妻儿投奔高丽,于是百济的残余全被平定。孙仁师与刘仁愿于是凯旋而归,朝廷下诏留刘仁轨带兵镇守。当初,百济经过福信之乱,全境凋零残破,到处都是僵硬的尸体。刘仁轨开始下令收埋它们,并举行吊祭。他接着开始登记户口,署任官长,开通道路,整理村落,建立桥梁,填补堤堰,修复陂塘,鼓励耕种,赈贷贫乏,存问孤老。他还颁布李氏宗庙的忌讳,建立唐朝皇家的社稷。因此百济剩下的民众,各自安居乐业。他接着又逐渐营造屯田,积累粮食,安抚将士,准备对付高丽。刘仁愿回到京师后,唐高宗跟他说:“爱卿在海东时,前后的奏请,都非常合情合理,还很有文理。爱卿本是武将,怎能把事情办得如此有条有理?”刘仁愿答:“奏疏都是刘仁轨起草的,并非臣所能及。”唐高宗深深感叹,非常赞赏,因此越次给刘仁轨加了六阶,正式任命他为带方州刺史,并赐给他一座京城住宅,还赠送了很多东西给他的妻儿,然后派使者送他一道盖有御玺的诏书慰劳勉励他。刘仁轨又上表说:


“臣承蒙陛下的垂爱,不顾臣的瑕疵破格录用,授予刺史重任,又加将帅头衔。臣材能轻浅,位职重大,对职责的担忧更深,总是思量着如何才能报效朝廷,希望能酬报陛下万分之一的恩典。臣智力短浅,迟滞无成,但毕竟久在海外,长期征战,所以对军旅的事情,多少还知道一些。现在具体向陛下封奏,还希望详察。臣看见目前招募来的士兵,手脚笨重的居多,勇健奋发的却很少,也有不少老弱,衣服单薄寒冷,整天只想着早日西归,根本没有心思报效国家。臣问他们:‘往日在海西时,见到百姓人人应募,争着都要出征出行,甚至有人不要官府物品,自己办理服装和口粮,报名义征。为何今天招募士兵,却这么困难?’他们都回答说:‘今天的官府,与往日不同,人心也不一样。贞观和永徽年间,东西两边同时征兵。为国家死难的人,都亲蒙朝廷敕使的吊祭,还追赠官职,也有过将死者官爵转给他们子弟的事情。自从显庆五年(660)以后,出征身死的,再也没有得到过问。以前只要渡过辽水或过海的将士,马上都得一转勋官,但自从显庆五年以后,频繁过海,都不再被记录了。州县征兵时,年轻力壮的,只要家里有钱,能打通官府关节的,都可以东躲西藏,最后免予征兵。而那些没钱的,即使年老体弱,拉着推着也得来。显庆五年,我们打败百济,以及后来到平壤的苦战期间,当时军队的将领们号令,都说打赢了会给高官重赏。结果前来应募的各种人都有。但回到西岸(即山东)后,只听说用枷锁关押,以及褫夺赏赐,否定功勋的事情。州县又加以迫害,家都回不了。结果官府和民间一样困弊,真是一言难尽。所以在海西出发那天,就已经有人残害自己而逃避远征,不单单只是到海外才开始逃跑。又有,人们出去征战,都以授勋晋级为荣。但频繁的征战,结果让这些授勋的将官,照样辛苦地当纤夫拉引战船,和白丁没有任何区别。百姓不愿远征,就是因为这些原因。’


“陛下再次兴起军旅,平定百济,留兵镇守,对付高丽。但百姓有这样的议论:‘还继续这么做,将如何成就功业?’臣听说‘琴瑟不调,改而更张;布政施化,随时取适。’除非加重赏赐,明确惩罚,的确难以成功。臣又问士兵们:‘以前招募来的士兵,留在边镇五年,也都对付得过去。你们才经历了一年,服装为何就如此单薄?’他们告诉臣说:‘出来时,只准备了一年的行装。现在自从离家,已经两年了。在朝阳瓮津(北朝鲜西南半岛)时,又被派去来回运粮,经过海上的颠簸和风暴,也漂失了不少。’臣对现有的士卒进行了多方了解,发现他们衣裳单薄,很多人无法过冬。把大军回去时留下的军服给他们,也只能对付一个冬季。来年秋后,更拿不准了。陛下如果真要消灭高丽,就不能放弃百济的领土。扶余丰还在北面,扶余勇也还在南面。百济和高丽,以前就互相支援。倭人虽然远点,也会有所影响。如果朝廷没有足够的兵马,他们就会另成一国。所以既必须镇压他们,又必须进行屯田,而这些事都必须依靠将士的同心同德。兵士既有这样的议论,朝廷就不能胶柱鼓瑟,因循守旧;还需要归还过海将士的官位勋衔,以及平定百济和进军平壤的功勋。除此之外,还必须另加褒赏,下达明敕慰劳他们,用以鼓励他们奋斗的决心。如果继续按照以前的做法,臣担心将士们都将心力疲劳,不能有所成就。臣又见到晋武帝平定东吴的事,史籍记载得十分周详。朝内有武帝和张华,朝外有羊祜和杜预。他们筹谋画策,互相谘询。王濬他们则在万里之外克敌制胜,楼船战舰都已到了石头。而贾充和王浑那帮人,居然还要晋武帝杀了张华,向天下人谢罪。晋武帝回答说:‘平吴的计划,出自朕的本意,张华只是同意朕的看法罢了,并不是他的本意。’贾充他们是非不分,居然荒谬到如此程度。平吴之后,他们还想将王濬绳之以法。幸赖晋武帝的保护,他才得以保全。要不是晋武帝的圣明,王濬也许早就丢了脑袋。臣每次读到这段往事,总不免抚心长叹。还希望陛下既然征服了百济,打算攻取高丽,那就必须内外同心,上下齐奋,全面考虑问题,这样才能成功。百姓既有这样的议论,朝廷就必须改弦更张。臣担心如此逆耳的奏事,朝廷没人会为陛下尽言。想到自己日益衰老多病,残生也没剩多少,如果忽然长逝,只能衔恨九泉。所以臣今天披肝露胆,冒死奏闻。”


唐高宗非常同意他的看法,因此派刘仁愿率领新兵过海,和原先镇守的老兵交接,并任命扶余隆为熊津都督,让他招抚百济的残余部众。扶余勇是扶余隆的弟弟,当时流亡在倭国,作为扶余丰的呼应,所以刘仁轨的表疏这么说。扶余是百济的王室。于是刘仁轨得以过海西还。当初,刘仁轨将要从带方州出发时,曾跟人说:“老天要让这老翁得到富贵罢了!”于是到州司要来一卷日历,以及皇家七庙的名讳。人们奇怪他到底要干什么,刘仁轨答道:“我打算削平辽海,向他们颁布国家的正统,使夷人遵奉我们的日历和传统。”到这时他的预言都兑现了。


麟德二年(665),唐高宗封禅泰山,刘仁轨率领新罗以及百济、耽罗、倭国四国酋长前往赴会。唐高宗非常高兴,提拔他为大司宪。翌年即乾封元年,他升任右相,兼检校(代理)太子左中护,并因前后的战功,被封为乐城县男。乾封三年(668),他出任熊津道安抚大使,兼浿江道总管,作为司空李世勣的副手征服了高丽。总章二年(669),大军归来,他因病辞职,朝廷加授他金紫光禄大夫,允许他退休致仕。翌年即咸亨元年,朝廷重新任命他为陇州刺史。咸亨三年,唐高宗征他回朝,拜太子左庶子兼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咸亨五年,刘仁轨出任鸡林道大总管,东征新罗。他率军直接渡过瓠卢河,攻破新罗的北方大镇七重城,并因功进爵为乐城公,连同子侄三人,同时被授予上柱国。州里的乡亲都以此为荣,把他居住的地方称作乐城乡三柱里。上元二年(675),他官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兼太子宾客,依旧监修国史。仪凤二年(677),因为吐蕃入寇,朝廷任命刘仁轨为洮河道行军镇守大使。刘仁轨每次有事奏请时,多数都被中书令李敬玄抑下,因此和李敬玄发生矛盾。刘仁轨知道李敬玄不是边将的材料,想要伤害他,所以故意上言说西蕃的镇守,非李敬玄不可。唐高宗当即任命李敬玄取代他。李敬玄到了洮河后,很快就被吐蕃打败。永隆二年(681),刘仁轨兼任太子太傅,没多久就因为年老请求离职。朝廷允许他解除尚书左仆射,以太子太傅的身份依旧参知政事。永淳元年(682),唐高宗临幸东都,皇太子在京师监国。朝廷让刘仁轨与侍中裴炎和中书令薛元超留在长安辅佐太子。翌年,太子赶赴东都,唐高宗又让皇太孙李重照在京师留守,仍然让刘仁轨作为副手。太后武则天临朝听政时,加授他为特进,重新任命他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全权负责留守事务。刘仁轨再次上疏以年老为理由,请求取消留守的重任,并趁机进言陈述吕后祸败的往事,向武则天进行规谏。武则天让侄儿武承嗣带上玺书到长安抚慰晓喻他说:“今天因为皇帝居丧谅暗,不便言语,眇身(太后的谦称)暂且代他亲政。有劳刘公老远上疏劝诫,还上表因为年老多病要辞职。刘公多有责怪,让眇身惶恐不安。刘公又提到‘吕后遭到后代人的嗤笑,吕禄和吕产也给汉朝带来灾祸。’引用的典故含意很深,眇身感到愧疚和欣慰交集。刘公忠贞的节操,终始不渝;劲直的风格,古今罕比。刚听到这些话时,能不感到迷惑罔然,若有所失?然而静下来思考一番,刘公的话确实犹如一面明镜。况且刘公身负宰辅重任,位居百官之首,又是先朝德高望重的老臣,远近无不瞻仰。还希望刘公以匡救社稷为怀,不要以暮年为理由请求离职致仕。”很快又进封他为郡公。这年,他从新令改为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不久就病逝了,终年八十四岁。武则天为此取消了三天朝会,命令在京百官依次到他府上吊唁,追赠他为开府仪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赐给他家食邑三百户。刘仁轨虽然位居首辅,却毫不自矜倨傲。每次见到贫贱时的故人,总是像自己还是平民时那样对待他们。最初任陈仓尉时,善于相面的人袁天纲曾跟他说:“先生最终的官位将接近台辅,年龄将接近九十。”后来果然如此。刘仁轨身经隋末的大动乱,并把自己的见闻记在《行年记》里,流行于当代。


刘仁轨的儿子刘濬(可见他对晋初大将王濬的推崇)官至太子中舍人。垂拱二年,他被酷吏陷害被杀,妻儿也被籍没官府。唐中宗即位后,因为刘仁轨曾是他当太子时春宫的旧僚,追赠他为太尉。刘濬儿子刘冕在开元中年任秘书省少监,上表请求为刘仁轨立碑,谥名文献。这都是后话。


史臣韦述对刘仁轨的评价有失公允。他说:世人都说刘乐城(即刘仁轨)和戴至德同是唐高宗时的首辅大臣,刘总是用好言好语接待他人,用以沽名钓誉;而戴则严肃对待下民,将好事都归功于人。所以乐城的行善至今还广为流传,而戴氏的事迹却没人听闻。呜呼!高名美称,有的是靠邀功取宠而致远;深仁至行,有的因为韬光养晦而失传。这岂是只有刘、戴而已,其实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所以孔子说:“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意思是,大家都说好的,得仔细分析调查;大家都说坏的,也得如此。)不是圣明智慧的人,很少不被迷惑。况且刘公为了报私怨,不惜让人跌入他无法胜任的陷阱,给人带来极大耻辱。忠恕之道,难道就是这样的吗?(作者注:其实刘仁轨未必故意邀功取宠。从他整个历史看,他本就是个心地善良,与人为善的好人。他对待贫贱旧友那么好,有什么好邀宠的?对陷害自己的人,稍加报复,也是可以理解的。)


要想知道武则天后来的情况,请看下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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