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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 《原草枯荣》“海外来人了”:大伯省亲

(2017-06-05 01:34:00) 下一个

一天晚饭后,爸爸郑重其事地召开家庭会议,向我们披露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中美正式建交以后,他的大哥——我的大伯,也就是钱薇的外公,跟许多美籍华人一样到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申请签证回国寻亲。

大伯现居美国加州,在一所大学里任教。许多年没有家人的消息,大伯在签证申请表上写下了钱薇的外婆、蒋阿姨和爸爸的名字。因为爸爸曾经在使馆工作,这件事立即上报了部党委。部里经过调查确认了他们的兄弟关系,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批准大伯回国省亲。但是如果爸爸不愿意见他,领导上将通知使馆拒发签证。爸爸特别强调说:他想听听老钱的意见。

我为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而震惊。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社会时尚变了。革命了这么多年,全国人民一觉醒来对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进来的“精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跟“境外”有关的东西成了上上品。社会上,最抢手的东西是外汇券,最叫座的电影是《佐罗》,最理想的品牌是三洋,最时髦的歌手是邓丽君,最流行的服装是喇叭裤,最招摇的是在公园里对跳摇摆舞,最风光的是蛤蟆镜上的进口标签。而大城市的年轻人站在社会时尚的风口浪尖上最先向“外”看。他们对“新鲜事物”最敏感,最接受,也最支持,我也不例外。

老钱低着头权衡利弊,考虑了很长时间。

我屏住呼吸注视着他。

爸爸和妈妈也默默地等待着。

最后,老钱慢慢抬起头来说:“我们下个赌注吧,但愿历史不要开倒车。我看,他来看看也好,家里发生的事情应该让他知道。”

命运就是这样的高深莫测叫人难以捉摸。六十年代的第一个元旦,爸爸、妈妈、我、蒋阿姨和钱薇在北京,钱伯伯在北大荒;七十年代的第一个元旦爸爸和妈妈在干校,钱薇、钱伯伯和我在北大荒;八十年代的第一个元旦,爸爸、妈妈、钱伯伯和我一起把从美国回来省亲的大伯从首都机场迎到华侨饭店。

我陪大伯回到他和父亲的老家,大西南山区里的省城,又陪他回到钱薇的外婆居住过的江南都市。大伯的悲恸和悔恨一次又一次地打动我,使我甘心情愿地宽恕他。一路上,大伯反反复复地翻看着我和钱伯伯专门为他准备的一本相册,里面是钱薇的外婆、蒋阿姨和钱薇的照片,他一遍又一遍让我给他讲述我所知道的关于她们的一切。

我告诉大伯,蒋阿姨又漂亮又善良。我告诉他,我经常梦见钱薇。有时候钱薇像小时候那样健康活泼,有的时候像前些年那样深沉老练,有的时候像临终前那样柔弱衰竭。还有一次,我睡在床上,钱薇天使般地悬在空中向下看着我。我问她:“你好吗?”她的眼泪落到我的脸上,我醒来时脸上还是湿的。真的,我对大伯说:“钱薇真的来看我来着。”大伯父仔细地听着,他的眼睛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旅行路上,我向大伯请教在翻译《简·爱》中遇到的问题。大伯不解,问我为什么在这本书上下这么大的功夫。我特别喜欢这本书,我回答。再说,这是钱伯伯布置的作业。

大伯说:“不错,这是本名著,但与当代的中国青年具有巨大的时间跨度和文化背景的差异,而且故事古老、语句冗长、含意深奥,没有相当的英文基础和对西方文化的了解,非但吃不透其本意,学出来的英语再好,也是像生锈的出土文物。人类科学、文化、政治、生活等等,都永远在发展进步,语言更不例外。”

“那我怎么办?”

“这样吧,”大伯父说:“看来,在大陆读韩素音不犯忌,我随身带了一本她的自传体小说,我建议你用这本书学学现代英语。”

 

一个月以后大伯要回美国了,钱伯伯要求召开家庭会议。

他对大伯说:“这些年家里人的遭遇由我来负全部责任,我在此向你道歉。”

大伯说:“不能怪你、不能怪你,千万千万不要再这样讲。”

钱伯伯对爸爸和妈妈说:“我有个想法,还没跟你们大家通过气,尤其是你们俩。”

钱伯伯又把目光投向大伯,“解放以后国内的情况你是不大了解的。小丽她们这一代人,从落生就把别人的事业与梦想当做自己生存的意义。十年动乱对她们来说,更是文化教育上的绑架,因而导致了现在如此严重的知识断层,这是一场罕见的人间悲剧!现在,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当前首要任务。如果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国家会有相当大的发展。那么,就需要大批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可是目前全国有上千万像小丽这样高年龄、低技能的知青。我担心,在经济发展不久的将来,后天的缺陷会给她们带来目前还难以想象的窘迫。”

我对钱伯伯的话似懂非懂,可听得出他在给我预料一个很不理想的未来,似乎有那么点儿,虽然是起了个大早却只能赶个晚集的意思。

终于,老钱对爸爸妈妈说:“我在想,与其小丽将来不过是进工厂当个工人,不如再让她出去闯一次。”他转向大伯父问:“美国是一个机会的田野,你能不能把小丽带出去?去你那儿上学?这孩子不笨。给她一个的机会,让她为自己奋斗一次。”最后他问我:“你说呢?”

老钱把我的脉搏摸得很准确。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上学、读书,填补大脑里的空白,给自己匮乏的精神生活涂上几抹生动的色彩。可在目前的社会环境里,我面前没有五彩的路,时时刻刻都感到压抑,感到愤懑,感到失落,感到空虚,感到迷惘,像是生活在牢笼里,周围是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比坚固的铜墙铁壁,我多么想冲出去,多么需要一个能改变命运的机会啊。去美国上学?我连做白日梦也没想到这儿,然而,经钱伯伯一提起,顿感眼前出现一线生机。

我告诉大伯我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不安地问他我能去美国上学吗。

大伯父肯定地说,到美国上学是没问题的。他说,他们那里有英语学校还有专为成年人办的两年制的社区学院,只要满十八岁就可以入学,不计文凭。毕业后可以转入四年制大学,接着攻读本科学位。只要我愿意去,爸爸妈妈让我去,那这件事,他负责办,所有的费用也由他来解决。

突如其来的希望使我急不可待——机会像易惊的泥鳅,难以捕捉,一旦冒头,必须立刻抓住。刻不容缓!我急切地告诉他们:我愿意,我太愿意了。我要再插一次队——去机会的田野插队。我没什么本事,但我懂得“认真”二字。只要能上学,我哪儿都愿意去,哪儿都敢去。

爸爸和妈妈四目相视,同时点了点头。

大伯父随即拍板,“好的,那就这么定了。你们放心好了,这件事,我一回去就着手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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