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崛起，人民没有崛起
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中国GDP已超日本成为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20国首脑会议上中国领导人扬眉吐气。法国总统萨克齐说：“中国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3600多亿增加到2009年的33.5万亿，翻了几十倍，这个成绩怎么来的？有人说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官话，是假话。实情是社会主义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得已改弦更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私有制，发展资本主义，实行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救了社会主义。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社会主义旗帜不丢，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为我们原来是计划经济，在冷战时期属于社会主义市场，没有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搅到一起，或者说陷入不深，所以，世界经济危机一来，中国受到的牵连较小，哪里是什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我们乐观一下是可以的，但要清醒。1840年中国的GDP是英国的六倍，天下第一，但中国开始走下坡路。所以今天天下第二也不值得骄傲，不标志崛起。不管中国经济总量处在第几位，我们的人均GDP仍居世界百位以后，按联合国“一天收入低于1美元”的贫困标准，中国还有约1.5亿贫困人口（注１）。我们的人民是世界最穷的，连拉美、非洲都不如。把国民工资收入加在一起，占国家的GDP比重欧美最高，大约55%，南美38%，非洲20%，而中国是8%（注２）。中国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资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注３）。
中国的崛起是政府崛起，人民并没有崛起。中国的经济危机才刚刚开始，才进入情况。经济危机并不像台风一样在沿海登一下陆，就转头走了。世界经济危机后劲大得很。目前对中国最大的打击是外贸出口萎缩了，急剧减少。中国的经济增长，74% 依赖出口（注4）。去年出口对GDP的贡献是-3.9%。我们的商品卖不出去了。许多民营企业，一些制衣厂、制鞋厂、玩具厂就倒闭了。所以我们的经济要转型，由外向型转为内向型，要在国内找到市场。
从朱镕基当总理时就说经济要转型，要由外向型经济转为内向型经济，但一直转不过来。为什么？百姓穷，没有购买力。像我们深圳那些玩具厂、服装厂，广交会上没订货了，就只能倒闭。2008年我国共有六七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其中仅纺织企业就有2000万工人失业。向内向型经济转变成为空谈，在政策上又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用大搞基本建设的办法，去保8%的经济增长率。如果农民家庭有能力给孩子买几十元、上百元的玩具，有能力过年时人人都买套新衣服穿，就有了汪洋大海般的玩具市场和服装市场。六七万家民营企业一家也不用倒闭。在中国，摆脱经济危机的根本出路是让农民富起来。
现在中国经济的瓶颈是找不到市场。一个欧洲市场，一个美国市场，原来是我们的大户。人家不买我们的东西了，我们急得团团转，在世界面前充阔佬，派出采购团到欧盟买东西，出手就是130亿美元。实际上是希望人家投桃报李，是去找市场。我们去买过东西的国家，像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并没有回报，并没有派采购团到中国来。我们九亿农民如果富起来，等于欧盟(4亿多人口)那样两个世界市场，等于美国 (不到3亿)那样三个世界市场。我们自己有这样大的市场，不知道培育利用，到国外拉关系说好话，满世界找市场。
看看美国汽车大王福特是怎样为自己开辟和创造市场的，会对我们有启发。福特在1913年引入新的装配线，极大地提高了汽车产量。1914年他主动地把工人的工资翻了一番，由每天二至三美元提高到五美元。九十多年前日工资五美元是很高的工资，累积起来工人的年薪是1825美元，而1913年，一部福特T型车的售价是 440美元。工人一年的工薪可买四辆汽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1986年，福特公司工人的实际工资增加了12倍以上。福特的经营理念是：“汽车不应该只属于少数富人，而应该让每个人都买得起。”福特没有依赖出口，没有向欧洲的王室贵族、亚洲的军阀官僚、南美的部落酋长、推销他的汽车。他的一双眼睛，盯着自己的工人，盯着美国的老百姓。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福特的这一套政策被称为财富革命。要想找到市场，先要人民富起来。
政府好像没意识到这个问题。为了“保8”，国家投资4万亿救市，10万亿信贷，不是扶持那些倒闭的或将要倒闭的民企，都给了国企，给了铁路、公路、机场，还有给了房地产业。于是，上项目，铺摊子，搞基本建设，当年的GDP就上去了。靠钢筋水泥创造GDP，2008年是57%，2009年是 70%。 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90%。现在，生产能力已经过剩了。据1月份统计，有10个行业产能过剩。中国粗钢过剩率达到43%，过剩量约为2.5亿吨；水泥过剩率达到24%，过剩量为4.8亿吨；在粗钢过剩中，大型国企贡献率为76%；在水泥过剩中，大型国企贡献率为63%。到 2013年初，新投资的项目如果有40%形成生产能力，中国的产能过剩率将达到200%。因为形成生产能力不等于产品有了销路，产品没销路就是生产经济危机。像安徽阜阳市，修了个飞机场，但没有飞机起落，没有客流，成了赔钱货，因为运营要养一大批职工，还有各种行政开支，只好关闭。湖南省长沙为了利用中央政府给“铁、公、机”的拨款，拆除2英里的现代飞行跑道重建。内蒙古新建的鄂尔多斯城仍然是一座空城。截至2008年12 月末，全国商品房空置率达60%，面积达2亿平方米。国务院提出2012年以前要新造1530万套平民房子卖给老百姓。还是钢筋水泥开路创造GDP。不解决让人民买得起的问题，盖的房越多经济危机越重。经济危机的根本问题是生产过剩。上项目铺摊子是增加过剩，雪上加霜，是走不出经济危机的。国家投给房地产业9000亿救市。一旦国家托不住底，房地产业资金链断裂，企业停工，大量烂尾楼出现，将出现非常可怕的景象。2009年底全国失业工人4000万，失业率是5%。如果楼市崩盘，全国约有5000万建筑工人，将出现大量失业者。如果有一半人失业就是2500万人。估计2013年将有6500～7500万的工人失业。按每个失业者是四口之家计算，有三亿人口要靠政府救济生活。政府减收增支入不敷出时，就要多印钞票，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接着就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们到银行排队提款挤兑，银根吃紧。更多的工厂、商店倒闭。更多的人失业，购买力更低。一切靠高压掩盖的社会问题就会凸显出来。那时中国才进入了真正的经济危机。那才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要出现罗斯福那样的国家领导人，才能领导国家走出危机。
中国政府，从毛时代留下的传统，就是舍不得让老百姓富起来。老百姓手里有点钱了，政府就想办法叫你交出来。过去我们是短缺经济，没有经历过以生产过剩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危机，以为就这样轻松地过去了，这是个天大的错觉。我劝政府未雨绸缪，留点后备，留点钱，应对两三年后的可能出现的大萧条。
经济问题说多了太枯燥。这个问题打个结挂起来。至于怎么开辟内需市场，怎么才能让农民富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放在后面谈。
中国政治危机比经济危机严重
经济出现危机，政治也出现危机，是不是改革开放搞坏了，搞错了？不是。改革开放纵有一万条缺点也比毛泽东时代强得多，起码没有饿死一个人，在比毛时代人口多了一倍的情况下，取消了票证配给制，保证人人吃饱穿暖，生活达到了小康。这是了不起的成就。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功不可没。社会主义在解决公平问题上有探索，资本主义在解决效率问题上有成就。两者必须结合，变成一个新东西，才能建成一个现实的、缺陷最少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实践，一种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掉了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只要能保证公平和正义，还是社会主义；如果丢了公平和正义，就从根本上变质了。我们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谋发展，不丢社会主义旗帜，是要摆脱贫穷社会主义，在更高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上，实现公平和正义，让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我们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只改经济，不改政治，效率上去了，但公平出了问题，导致了权贵集团的孕育、诞生、成长和坐大，他们占有了经济发展的太大的份额，导致改革共识的破裂。这就走到了改革初衷的反面。
未来几年的政治决战是：或者是党内改革派制服权贵集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公平正义，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或者权贵集团制服改革派，在中国建立比现在还要厉害的专制统治。进一步剥夺压榨人民，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引发一场暴力革命。
中国权贵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官倒时期。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利用“双轨制”的漏洞，权贵们通过“官倒”即倒买倒卖，把计划内物资转化为计划外物资，赚取差价；或倒买倒卖进出口物资批文，“空手套白狼”，聚敛起第一桶金。
二、包揽大型工程时期。90年代中期以后，通过包揽大型工程虚报成本、出卖国家和工人权益提高优惠条件吸引外资、在进口大型设备中收取回扣等手法非法牟利。例如：在国家的和省一级工程中，就有高达40～60%的工程款流进了他们的口袋。1998年以来，中国开始兴建高速公路，平均每公里国家支付1亿200多万元，而实际仅需 7000万元，权贵们每公里攫取了3200万元。这样的高速公路共有16000公里，仅此一项，承包工程的权贵就掠夺5120亿元以上。
三、国企改制时期。中共十五大以后国企改革的路子是 “抓大放小”，大企业引进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实行股份制；小企业实行私有化。问题主要出在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后的国企改制中。地方政府认为“经营者持大股”是国有企业推行股份制中“最有效的股权配置方式”。《浙江工人日报》2002 年8月7日发表新华社记者关于国有中小企业改制的调查报告：《“新百万富翁”震荡大江南北》。我们看一位董事长的自述，可知“新百万富翁”是怎样“一夜之间”产生的：具体确定为国家保留22.5%的国有股；董事长占22.5%的股份，即1125万元；职工持股会占20%；外来法人股占35%。这样，我就成为了名义上的“千万富翁”。我的1125万元股份，除自己积累50万、向亲朋好友借200万以外，第一块是经营者才能奖金 100万元，第二块是技术奖励150万元，第三块是职务配股250万元，第四块是政府以期股注入的方式出让375万元，而这375万元期股实际上是以现金分期付款的方式买断国有资产存量，靠分红的钱还。这几年我经常受邀请到上海、山东、四川等地作报告，反复讲经营者持大投，不是千年等一回，而是一万年才有一次机会（注5）。这位董事长交了好运，市政府给了他875万。主事的官员能够统一认识把这笔钱给他而不是给别人，这是幕后交易的结果。他当然要通过巧妙的方式给官员们送钱，把这个人情还回去。国企改制因为没有民主监督，基本上都是由各级政府官员黑箱作业，导致腐败丛生。通常是政府参与设计公司管理机构，寻找经营者，为国企资产作价，甚至承担部分债务。由于较大的国企资本存量大难以卖掉，就干脆由主事的官员将其从“全民所有”“界定”为内部人所有，在内部人中又指定改制后的“经营者持大股”。这种类型的改革被称为“界定”式的改革。所谓“界定”，说穿了就是行政划拨，这就给官商勾结发“改制财”留下了广阔的运作空间。如果主持者是个贪官，为了国企脱困提高经济效益而改制的这本“经”就被彻底念歪了。在巨大的利益唾手可得的诱惑下，官员们很难洁身自好。只要在领导集团内部按权力身份把利益摆平，政府、人大和党委一路绿灯通过，大家既有了资本，又有了政绩；既合乎政策，又合乎法律。于是形成了受现行制度和政策法律保护的所谓“利益集团” 。在这种体制下个别人洁身自好是很难的。假定班子里成员每人200万股份，十个人九个人拿了，就一个人坚持原则不拿，这个人就很难在这里继续混下去。他就成了异类。 “怎么，你准备揭发吗？你准备将来上级查处时当坚持原则的代表吗？”先找个理由把他淘汰出局。这就是所谓逆淘汰制，在整个风气坏了的时候，当清官很难，许多不是很坏甚至比较好的干部是这样下水的。在处理权贵集团的时候要把这部分人分化出来。
现在权贵集团坐大，成了党的心腹之患。他和共产党搞在一起了，穿一样的衣服，在公开场合说一样的话，都念“邓、三、科”这一本经，你很难分清谁是共产党的改革派，谁是权贵集团成员。
四、买官卖官时期。这是权贵集团的恶性发展。2001年6月15日，中纪委、监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揭露了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案件。这个案子的特点是开了买官卖官的先河，有人写成纪实文学《新官场现形记》。在辽宁沈阳查处的慕马案中，涉及16个人是“第一把手”，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长、财政局长、国税局长、土地局长、物价局长、烟草专卖局长、建委主任、国资局长等要害部门的第一把手纷纷落马，新华社记者描述说，“一把手”的腐败行为直接影响了一个地区和一个单位的风气。市长收局长们的钱，局长就收处长们的，处长再收科长的，从而形成了“对上送，对下收”的潜规则。买官卖官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已经司空见惯，“官市”极其火曝（注６）。 黑龙江韩桂芝、马德买官卖官案涉及领导干部900多人，有多名省级干部，上百名地市级干部。在马德任书记的绥化市，有50多个部门领导和70%的县级领导卷入买官卖官生意（注7）。
国家级贫困县河南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把官位像古董一样明码标价，财政局长40万元；人民医院院长30万元；各乡党委书记6万元至10万元不等（注8）。 安徽和县原县委书记杨建国，更是把官帽生意做到了极致，从乡镇到县直机关，大到镇长小到妇联干事全部明码标价出卖（注9）。依靠这些党棍官僚治国安民，建设和谐社会，无异于缘木求鱼。官场商业化，必然导致官员劣质化、流氓化、黑社会化。这些官员身上不仅没有一丝一毫共产党人或国家干部的正气，而且完全丧失了做人的底线。赃官徐其耀，有“教子书”一封，深刻揭示了权贵集团的世界观：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有人现在把这叫腐败。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惟一的目的。你的领导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的下属服从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周围的同僚朋友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别人的你必须给。记住，攫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你就离失败不远了（注10）。
现在揭露出来敛财最多的贪官是广东省政协主席、前公安厅长陈绍基，双规后查出他有20本化名存折，涉案金额总计人民币20亿元（注11）。据揭发，最近被双规的深圳市市长许宗衡亲口讲过：“现在没有关系根本上不去，我到这个地步不知花了多少钱呀！我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当上这个市长(据说为了当这个市长他花了3000万)，我已经投了不少资了，现在已经豁出去了。好多企业家为了我当市长，都愿意豁出老本。这些人出钱帮我当官，我得还债呀。”为了还债，他卖官开出的价格是：“一名区的正职不低于1000万；大集团(企业)正职不低于800万；一般局长在500～600 万之间。”
清末卖官，最大是候补道，地司一级官员，是个社会身份，无俸禄，很少有人能补到实缺。现在卖官是实职，有人花3000万买市长、省长做，居然做成了。在清朝，巡抚这一级官员花多少银子也买不到的。共产党的天下，腐败是没有底线的。脏官们道貌岸然的背后，除了敛财，就是搞女人。
新华社报道，贪官95%都有情妇，60%以上的腐败案与二奶有关。有好事者根据真人真事制作“全国二奶排行榜”在网上传播，有九个“奖项”，揭露了这些赃官的惊人的腐败：“数量奖”授予包养146奶的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就是写“教子书”，把贪污作为当官惟一目的的那位：“素质奖”授予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漂亮未婚本科女大学生17人；“学术奖”授予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记载性爱日记 95本，制作标本236份；“青春奖”授予四川乐山市长李玉书，20个情人年龄都是16到18岁；“管理奖”为安徽宣城市委副书记杨枫夺得，妙用MBA知识有效管理77名情人；“挥金奖”得主深圳沙井银行行长邓宝驹，给他的“五奶”一人，800天挥霍1840 万元，平均每天23000元；“团结奖”得主福建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被称为“三光书记”：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其“团结”事迹是与22名情人举办群芳宴，选出一位芳中之最，颁发佳丽奖，奖金30万元。“和谐奖”得主是海南省临高市城管大队长邓善红，有 6个情人，生了6个孩子，对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干劲奖”得主是湖南省通信局局长曾国华，面对5位情人立誓：保证到60岁时，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3次。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以上这些极坏的典型已不是个别现象。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的贪腐官员已经占了多数。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中纪委会议上说：“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 （注12）
请大家注意这个数字：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两级党委已经变质，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不合格，这是吴官正讲的呀！省市两级党委班子，人数可能就是几千人，但这就是操纵我们国家运转的那只看得见的大手呀！十个指头坏了八九个，这双手还能依靠吗？还能信赖吗？
十七届四中全会上，胡温将领导干部公示财产的阳光法案提交全会，竟然被否决了。这件事给了我极大震动。阳光法案反映了党心民心，如果全党公决，或全民公决，都会通过的。被否决的事说明，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准确地说是他的多数，不能反映党心民心，跟全党已经不是一条心了，跟全国人民已经不是一条心了。这些反对阳光法案的中央委员还是我们的人吗？还是我们选出来的代表吗？作为一个老党员，我动议：十八大选举，凡拒绝向全国人民公布财产者，不能当十八大代表，不能当中央委员、候补中委和纪委委员的候选人。省、市、县换届选举也应该如此。
走笔至此，我这个老党员不由得仰天长叹，为国家腐败至此一哭！为党堕落至此一哭！现在的县委书记们不是焦裕禄了！试问吴邦国委员长，在林龙飞这样的县委书记领导下，这个县怎样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没有三权分立，没有制衡监督，就统一成了周宁县那样一种“三光”的局面，即“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党都这样子了，还奢谈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优越性，还奢谈政治体制改革是党的自我完善，就只能等着被人民推翻了。
权贵资产阶级的人数，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导：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 人，超过1 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亿元以上的90%是高干子女，有2932人，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如果放大一些他们的社会基础，家有千万(人民币)以上的权贵集团人数约有500万人（注13）。 但在13亿中国人民面前，他们是微末的小数。在7000万党员面前，约占7%。
问题积累到今天，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权贵集团的矛盾。权贵集团造成四大恶果：首先是分配不公平，贫富两级分化使社会矛盾尖锐化，从根本上破坏了和谐社会的基础；第二是借助政治权力强势垄断，以发展壮大“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掩护，实行“国进民退”，蚕食和鲸吞民间财富；第三是反对“耕者有其田”，把土地垄断在自己手里，成为压迫、剥削农民的“红色地主”；第四是形成了一个拼命反对民主宪政的特权利益集团，以批判普世价值和两个“绝对”关闭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使政治改革陷入今天的困境和僵局。权贵集团是中国共产党的掘墓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掘墓人。
实行三大新政，完成拉动内需的战略转变？迎接三年内必将深化的经济危机
党和国家领导人，必须亮明旗帜，表明与权贵集团决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才能知所趋处，知所依归。要发动党内93%的健康力量，发动13亿人民的力量，形成绝对的政治优势，治服权贵集团的反抗，用经济和法制手段解决权贵集团的问题。蒋介石败退台湾，政治上第一个大动作是甩掉官僚资产阶级，启用党内和本地才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蒋经国开启报禁和党禁，走民主宪政的道路，为国民党中兴奠定了基础。不摆脱权贵集团的挟制，共产党只能在33万亿GDP的陶醉中灭亡。
一年12万起所谓“群体性事件”，这就是列宁说的那种人民大起义临近的标志。上层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下层广大被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面对烽烟遍地的政治局势，集训县委书记和县公安局长，准备镇压是下下策。上策是平息民愤、化解民怨、挽回民心。没有革命性的改革，就会有比改革更加难以承受的革命。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现在常提康乾盛世，我们看看这两位封建时代的政治家是怎样治国安民，使一个满族政权赢得合法性的，就知道共产党的政权怎样才能够重新取得合法性，得到民心的认可。康熙在位的62年间，不同程度地减免全国的租赋有 500多次，折合白银达1.5亿两，相当于清朝四年多的财政收入。乾隆在位60年，曾先后五次免除过全国所有州县的一年赋税，执政期间免除的赋银超过3 亿两。康乾时代的个人税赋只有当时英国个人税赋的三十分之一（注14）。康乾两朝向人民让利多少呢？朝廷12年的财政收入。如果比照一下，我们一年的财政收入是6万亿，12年就是72万亿的概念。不让百姓富起来，老百姓不会承认你是盛世的。胡温新政有过免除农业税的创举。为了重建政权的合法性，胡温新政的手面要宽些再宽些，小恩小惠，救济性的惠民政策是不够的，要有大手笔，要敢于让全国人民富起来。干了这件事，你们就超过了毛泽东，也超过了邓小平。
对此，子陵贡献三条建议，也可以叫救党三策：
第一、兑现“耕者有其田”，稳住农村，稳住农民。
由于实行土地财政，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空前紧张。所谓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已经完全变质。它为地方诸侯掠夺农民的土地提供了法律保障。卖地的钱，各级政府得90%以上，农民只得5～10%。在土地问题上政府与民争利，已经闹得烽烟四起，民不聊生。2010年1月7日，江苏省邳州市(县级)河湾村，镇政府派出党支部书记带领200多人手持棍棒、砍刀，强行征用该村耕地，与前来护地的百余村民发生冲突，护地村民一个被打死、一人被打成重伤。镇政府用“以租代征”的方式，导致河湾村3000多亩耕地中2500多亩被占用。镇政府要将这块地卖给邳州海天石化公司，这家公司有邳州市政府、人大、政协、财政局、国土局等单位领导的大量股份。地方政府的财政和地方国企的发展，是建立在掠夺农民耕地、损害农民利益的基础上的。
反对耕者有其田，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人,冠冕堂皇的理由是防止农民失地，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是为地方官员霸占农民土地制造理由。在这种名义下已剥夺了四千多万农民的耕地。据民主建国会调查预测，2020年将有一亿农民失去土地。地方政府新领导人一上台，首先要打农民集体所有制耕地的主意，这里头出地方财政﹑出建设资金﹑出个人政绩,出官员别墅﹑出灰色收入，而且阻力最小，成本最少，效益最大。所以,中央政府如不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征地会愈演愈烈，直到逼出李自成、张献忠来为止。
我们听听农民的声音。2007年岁末，黑龙江富锦市72个村4万多农民向全国发表的《公告》说：“中共各级组织和各级政府，应本着当年实现农民‘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理想和承诺，像当年带领农民土改和像改革初期支持农民的土地经营权一样，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支持和保护农民对土地的各项权利。中央多年来关心农村、关心农民的优惠政策为什么总落不实？为什么总不能让农民的处境有大的改观？根子就在‘惠而不政’。把土地彻底给农民，才是最见效、最真实的惠民政策。” “长期以来的所谓集体所有，实际上架空了农民作为土地主人的权利。富锦市各级官员和豪强以国家名义和集体名义不断大肆侵占和私分农民土地，成了实际的‘地主’，农民作为土地的主人，却被迫成为租种‘地主’土地的农奴。（注15）”
陕西农民由七十多岁的马连宝领衔，于2007年12月12日发出的《陕西省原黄河三门峡库区约7 万农民向全国告诉收回土地所有权》的公告说：“我们拥有了土地所有权，如果再争取到自主办教育，自主办医疗的创业权，压在农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就会被推翻，农民的各项社会保障自己就基本解决了。近几年，中央给了农村、农民一些小恩小惠，我们认为农民的土地权、创业权才是大恩大惠，也才能从根子上解决农村问题，农民也才能和城里人平等，才能参加分享现代化的成果。”（注16） 农民是通情达理的，不逼急了他们不愿意铤而走险。为了几十万地方诸侯的私利和九亿农民对着干，待到他们像火山爆发一般地起来“给你个说法”的时候，党就真的没有退路了。
把地分给农民，给农民完整的产权，不是要农民在一亩地上致富，主要是制止地方诸侯抢地卖地的狂潮。实行耕者有其田，简便易行的办法是以农民承包地为基础，把产权给农民。农户分得土地后，可以像承包时那样继续单干，可以按市场价格出卖自己的份地，可以自愿联合起来组织土地私有﹑入股分红的家庭农场，都是合法的，都是光荣的。党和政府在宣传上不要带倾向性，在政策上要一视同仁。
那样，自己推举领头人，自己选举董事会，政府只给政策，不派干部。这种以土地私有﹑入股分红为基本制度的家庭农场，与合作化、公社化根本不同之处是把私有制原则坚持到底，任何时候，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许“动员教育”农民放弃土地私有权。农民的土地私有权受《宪法》和《物权法》的保护。凭这个私有权，农民每年可以获取25%至37.5%的地租收入。必须防止的更坏的结果是，在实现土地私有化的过程中，出现大规模的官商勾结，兼并鲸吞大片土地，一方面造成巧取豪夺田连阡陌的大地主，一方面造成数量庞大的赤贫阶层，这将导致农村社会极大的不稳定，甚至引发土地革命。要允许组织农民协会掌握分配土地的实权。干部的任务是掌握政策，保证分配的公平，只当裁判，不下场踢球。在土改辖区有家族亲友的干部，实行回避制度。这是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一定要万无一失。
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土地问题上，我们绝不能犯不可改正的历史性错误，遗祸子孙后代。一定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这条红线。”1996年以来，中央曾两次提出必守的耕地总量红线，又两次失守。地方和中央博弈的结果总是地方胜利，红线被突破。守住18亿亩红线最根本的办法，是实行耕者有其田﹑土地私有化的大政策。三门峡库区失地农民说得好：“我们在农村非常清楚，不管政府用什么法律什么政策都很难管住土地。土地权利重新回到农民手中，那些利欲熏心的坏势力就不敢再轻举妄动，因为你侵占的不再是什么集体土地，而是老子的土地,是老子的命根子，老子就要拚命。农民的力量调动起来了，政府保护土地的包袱就卸下来了。”（注17）国家建设需用农民的土地，地价形成要靠市场机制。农民要成为有法人资格的卖方，行使参与权﹑要价权和谈判权。除法定的税收外，卖地的钱全部归农民。政府要考虑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安置失地农民为前置原则。
土地私有化会使农民富起来。如果一亩地能卖100万元，一家有七亩地的农户就有了700万元财产。实行土地私有化的大政策,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让农民富起来，建立起中国的内需市场。对此，城里人要多想想农民的牺牲和贡献，不应该有意见。经过土地私有制改革，农民会找回土改后合作化前那种翻身解放的喜悦。
第二、要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在工资、住房、医疗、教育及各项社会保障上，大幅度地向民生倾斜，要占到财政总开支的60%。
2007年中国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而在美国，2006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政府财政总开支的61%。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公共领域。三分之一就是33%，也比我国高一倍。
既然标榜社会主义，那么，我们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资本主义美国。它占财政支出的 61%，我们也应当占到。前年我们是60%就是36000亿，而不是6000亿元。有了上规模的全民福利，失业农民工、失业工人、低收入者和贫困农民的窘迫境遇可立竿见影地缓解。
据2007年4月5日南方某媒体报导，湖北的一对农民夫妻因负担不起万余元的医疗费投长江自尽。不久，福建的一对农民夫妻也因1859元的医疗费，在闽江上演了同样的一幕悲剧。这两起事件代表性的反映出包括大多数农民工在内的底层人民悲惨的生存境况。外电评论：触目惊心的现实，宣告当局所鼓吹的农村合作医疗阶段性的失败。其条件之苛刻和保额之低，不具备社会保障功能。就像地方政府为显示政绩一样，这是中国当局为应付舆论和国际社会所搞得世界级形象工程。（注18）
一位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说过，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真实反映了该国的意识形态。领导人到底信奉什么？到底是人民的政府，还是特权阶层的政府，看看财政支出，可以一目了然。6 万亿财政收入怎么切割？是先切下60%留给人民，再安排其它支出？还是倒过来？拿官员用车来说，10年前开支3000亿元，说要试点改革，试点了10年，车更多了，现在的开支是5000亿元了。我们对官员的管理，就缺少意大利法律那个狠劲。意大利法律规定，禁止公务员公车私用。西西里岛墨西拿市市长朱塞佩·布赞卡，曾经让公务车司机开车将他和妻子送到巴里市港口，回来时又让司机接他们回家。2002年2月，当地法庭以“侵吞公款”罪判处布赞卡13个月徒刑。布赞卡以自己支付了往返汽油费为由，提出上诉。2003年10月21日，意大利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布赞卡因私与夫人乘坐公务车，被判六个月监禁，即日起在狱中服刑（注19 ）。人家的司法很公正，你付了费了，减刑七个月，但公车私用就犯法，还得判半年。共产党这也能，那也能，“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就是管不住公务车。事关党的生死存亡，不能再搞形象工程，必须动真的了。如果立下规矩，形成传统，用在百姓工资福利方面的财政开支占到60%，那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那才有真正的和谐社会。人民会对共产党刮目相看。
第三、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和十七大精神，全民所有制企业要落实实名股份制。必须从理论上统一认识，公民没有股权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不是公有制经济，是打着公有制旗号的权贵资本主义经济。“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大骗局。名为公有制、国有制、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一较真，一落实，实际上蜕化成一种“官有制”。在这种体制下就产生了前中石化总经理陈同海那样的官员。作为中国第一大企业的掌门人，他自命为“共和国长子”，贪污2个亿，生活极尽奢华，每日挥霍4万元，他每月的交际费是200万元。公然说：“作为共和国长子，我们不垄断谁垄断？”从贪污劣迹、生活方式和精神理念来观察，他都是个权贵集团的典型人物。
我非常赞赏陈志武先生的主张，把国有企业股权分到公民个人身上，实现民有化。在理论上和法律上，国有企业本来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不是政府所有的企业，政府是受托方，是代理公民在管理这些企业和国有资产。差别在于，以前没有把“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的名字具体落实，所有者是虚的、缺位的，通过设立公民权益基金、把基金股份均分到公民个人手里，也就是把所有者真正具体落实（注20）。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这是非常好的政策，但需要落实。把国有资产通过公民权益基金的形式民有化，就是落实十七大的政策主张，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建议从2008年国企总资产的 42.55万亿元（注21）。中划出20万亿为公民权益基金，分期分批地进行股权改革，将股票分发给约4亿城镇居民。
第一批发给国有企事业单位在职和退休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正处级(含)以下的党政干部，每人5 万元股票。未分地的农民工享受城镇工人同等待遇。
第二批发给党政机关在职和离退休正处级(含)以下干部，教育文化机关局级副职和退休副教授(含)、副研究员以下人员，每人5万元股票。
第三批发给在役和复转的军队正团级(含)以下官兵，每人5万元股票。
第四批发给未参加过工作的城镇居民，每人3万元股票。
地方副市级(原地委专区一级副职，含)、军队副师级以上干部暂不参加全民所有制股权改革，以缩小中高级干部与广大群众的收入差距。
经过国企股权制度改革，城镇居民每个家庭有了二三十万元的固定资产，每年可有三五千元的红利收入，真正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会真正找到当家做主的感觉。将国有企业通过股票形式量化给个人，资本主义美国又走在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面。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在1968年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这带来了一笔巨大的公共财富。在公众的推动下，1977年议会设立阿拉斯加州的资源权益基金，全名叫阿拉斯加永久基金(The Alaska Permanent Fund)。政府建立经营石油和天然气的企业，企业的收入给所有阿拉斯加州居民发放等额的现金分红。1982年全州40多万居民每人都收到了第一张价值 1000美元支票的社会分红。从那时起直到2005年，阿拉斯加州已经连续24年给全州公民分红了（注22）。美国就是这样悄无声息地做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事情。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中国，理应比美国做得更好。
实行这三项新政，将从根本上改善广大工农群众与党和政府的关系，重建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重建执政合法性的社会基础。如果胡锦涛、温家宝有胆略、有魄力实行之，他们就占据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道义的制高点，在中共执政史上做出前人没有做过的伟大贡献。他们就一定能够走出困局，改变形象，得到13亿人民的衷心拥护。中国的内需马上会出现汪洋大海般的市场，漂亮地、稳当地渡过世界经济危机。“胡温新政”将要与“罗斯福新政”一样青史留名，胡锦涛、温家宝会成为中国的罗斯福。
这种改变利益格局的大兴大革，必然会遇到城乡权贵集团的强烈抵抗。胡温如果下决心挽救党、挽救国家，要制定一个团结多数干部的政策，向社会公布，这是消解权贵集团的关键性一着。除买官卖官者坚决打击外，由于经济政策界限不清渎职者，说清问题一律宽大处理。子女打着父母的名义在社会得到的好处，要和他们父母本人划开。一位CEO,他掌控的资产与他贪污的资产不是一回事，这是两个容易混淆但必须分清的概念。只要他们不化公为私，不向国外和境外转移财产，守护好、经营好所掌控的资产，一律宽大处理，承认他们的经营能力，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各级领导干部，只要把自己和家庭问题说清楚，带头执行阳光法案，拥护和执行三项新政，一律团结使用。
三项新政必须在公开、透明，接受群众和媒体监督的情况下实施。要防止权贵集团在推行新政中谋私，防止各级领导人成为权贵集团的工具，办法只有一条：
民主。落实宪法第35条，把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给公民社会，开放报禁，给群众结社自由，执行三大新政的中央及地方领导人和人民的结合才有互动的途径和纽带，才具有可操作性，这是推行新政的关键。中央权力和权威的强化取决于新政的得人心和支持新政的社会力量的强大。推行新政的领导人对这一点要看明白，想清楚。作为一名老军人，以我对人民解放军的传统和素质的了解，这支军队人民子弟兵的本质没有变，他们在抗洪、抗震救灾中为黎民百姓的献身精神证明了这一点。在关键时刻，他们会站在代表和维护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一边的，绝不会去为权贵集团看家护院。
赵紫阳生前提出对权贵资本主义必须有一种政策来进行遏制，三大新政就是遏制权贵资本主义，和平地化解权贵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的最好的办法。赵紫阳用“遏制”这个词，而不用“打倒”、“消灭”一类的词，表现了他主张用解决党内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方法，解决权贵集团的问题。
权贵集团应该看明白，想清楚，三大新政不动你们先富的这一块，不动由于政策界限不清，你们半合法、半非法得到的财富，将来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弄清是非解决问题，条件是你们不能反对、抗拒新政，一反对就由内部矛盾变成敌我矛盾了，谁跳出来反对，先解决谁的问题。我建议实行这样的政策，是希望达到赵紫阳设想的结局：“官僚资本家暴发了，但广大人民生活也还改善了，生活过得去，于是人民容忍了，以后这矛盾淡化了。（注23）”
？但是，买官卖官这一块要从严，这不是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要以毒蛇噬手壮士断腕的精神，把买官卖官分子从党和政府的机体中剥离出去。一个镇长10万，一个县医院院长30万，这个风不刹住，这一条潜规则不破，这样的人不清除，党就死定了。
重新建党建政，向民主化转型
如果做了前述三件大事，在世界性经济危机中，救黎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会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在党的威信极大地提高中，就可以放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用不着顾虑普选，多少个党出来竞选，多数选民还是会投共产党的票。随着报禁、党禁的开放，贪污腐败会得到根治，这是一种自然的良性互动。在全民皆大欢喜的政治气氛中，妥善解决重新评毛、为“六四”平反、为“法轮功”平反等问题，实现全民大和解。在民主宪政中，党以新的面貌和新的政绩，像瑞典社会民主党那样，连选连任，出现在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当然，也要有由于政策失误出现政党轮替的思想准备，更要有修改政策重新赢得大选的信心。无论在朝在野，这个在转型中新生的政党都是民主宪政的支柱，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
中国共产党还清历史旧债，卸掉了历史包袱，必须改变党的名称，对党进行脱胎换骨地改造。入了党做了官的，许多人成了贪官。追求入党的人们，很多是为了做官发财。共产党这个名称，已经完全失去了道义的含量。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代表民主、自由、平等，吸引了全国追求解放的民众和要求进步的青年。建国以后，党逐渐变质了，前30年是专制独裁，饿死3755万人，后30年经济搞上去了，出现了严重的、大面积的、不可遏止的贪污腐败。“共产党”这件衣服上沾满了血泪和污秽。它不代表工人农民，也不代表资产阶级，成为权贵集团自利性的组织，可以说已经人心丧尽。要坚决清理开除腐败分子。共产主义这种乌托邦理论，恩格斯晚年已明确否定。共产党的名称在理论上也失去了根据。邓小平提出改名人民党或社会党，我支持邓公的意见。改变名称是党自救，自赎。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与空想社会主义告别，与暴力社会主义告别，与封建社会主义告别，与权贵社会主义告别，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在党的改造过程中，可以允许毛派分裂出去单独组党。保留一个左翼政党对照顾弱势群体利益，保持社会利益的相对平衡和稳定有好处。中国的两党制只能从中共分裂中产生。只有像毛派这样的在野党才能对执政党起监督和制衡作用。要相信毛派会进步成熟起来，使自己在民主宪政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即使有了上台执政的机会，也不会胡来；如果真的胡来，很快会被选民抛弃。赵紫阳曾提出建立反对党的问题。这是民主宪政的基本建设。有了反对党，执政党发生重大错误时，才有替补队员，不会出现不管犯多大错误还得让它执政下去的无可奈何状态。
民主社会主义超越了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百年争论，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点捏合在一起，并消除了各自的弊端，兼顾了公平和效率，是被实际生活证明行得通的办法、政策和道路，是积极的中性化。人类的前途不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而是两者的结合、交融，成为一种新制度，这个新制度就是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就在这里。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正在成为人类共同认可的道路，将人类带入一个和平发展的新世纪。
来源：华夏文摘 作者：辛子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