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 7。1949 重慶-〉香港-〉大連-〉北京 投身革命

7．  1949 重慶-〉香港-〉大連-〉北京

 

        1949 是中国近代史上大动荡的一年。解放军的神速进展超过了许多人们的预料， 蜀道天堑挡住了日本人却没有挡住解放军进川。1949 年初解放军向重庆快速挺进的消息每天传来。国民党也加紧对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的屠杀和迫害。 那时是抓起来不加审判就成批的屠杀， 没有道理好讲。

 

        年初， 在省政府任职的母亲的幺舅传话给母亲说父亲·的名字在黑名单里， 大舅听到后马上买船票， 给了父亲一笔路费， 父亲悄悄坐船从重庆到武汉又去了香港， 在香港是住在新民报香港分部安排的青年旅行社。 父亲到香港后叫母亲立即去香港会合。

 

       当时由于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城市老百姓民不聊生。母亲变卖了家中所有的东西， 换成了金条。 此时由于战乱， 重庆到武汉的水路已经中断，当时没有民航，也没有铁路， 要想出川只有飞出去，  要飞出去只有靠国民党空军。由于战局的变化， 国民党空军的官兵也都在为自己留退路， “带黄鱼”已成公开的秘密，标价是一根金条一个人。母亲的表弟有几个是共产党， 因是单身小伙子，早早离开了。母亲一个女人 带两个孩子， 小弟还要抱在手里， 无奈之下， 将小弟托给了保姆和家人， 没想到这竟成了终身的憾事。

 

          母亲花了两根金条， 托人买了黄鱼票， 随身只带了个小箱子， 把余下的金条藏在身上，带着我上了飞机。 我 对这次飞行还依稀有些印象。母亲嘱咐我上飞机后不要说话吵闹，一开始我很害怕， 紧紧楼住妈妈，飞行员对我们还客气。飞机飞得不是太高， 开了一会，看看窗户外面好多房子都变得很小。我渐渐不害怕了。  她带了一小篓水果， 给我吃还给飞行员吃，吃完水果后我们就把垃圾从窗户扔出去，我当时很担心问妈妈， 垃圾扔下去砸到人家头上怎么办，妈妈说不会的， 不要担心。

 

         父亲母亲和我在香港会合了。 因为三口人住在青年旅行社不方便， 母亲就通过华西校友找到香港的基督教女青年会， 带我住到女青年会， 父亲仍住在青年旅行社， 这是他们能找到的最便宜的住处。下一步怎么办？ 当时他们是有几个选择的， 母亲的华西校友有在美国留学的， 如果他们愿意， 可以联系去美国， 他们可以留在香港，   新民报在香港有分社， 他们也可以到台湾去。 但是象当年许多热血青年一样 ， 他们毫不犹豫， 义无反顾地要投奔解放区， 他们相信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一定比国民党好， 一定会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因为国内仍在战乱，那时逃难到香港的人很多， 人们从这里中转到美国，欧洲， 南洋， 台湾， 上海， 天津，大连。。。。 父母下面的事情就是要买到往北去的船票。逃往香港的人越来越多， 吃住也越来越困难， 而到各处去的船票也越来越紧张。父亲每天都在外面跑， 打听消息买船票。 大约过了几个星期， 我们终于买到了去上海的船票。那时除了极少数有房间的票， 其余都是大通仓， 什么都没有。 自己带垫的和盖的， 还要带吃的，这就是难民仓。就这样的船票还要费大劲才搞到。我们三人在靠墙根占了一个位置，  带了一箱饼干和一个水壶， 就这样在海上不知漂了多久， 本来说是要到上海， 可到上海后， 上海还在打仗， 船无法靠岸， 就又继续往北开， 这时船上的淡水和食品更加紧张。 每天母亲带着我占着我们的一块宝地， 父亲出去抢购些食品和水， 就这样坚持了一段， 我们的船终于在大连靠岸了。当时真象从监狱里出来一样。

 

         父亲和母亲的目标是北平，新民报在北平也有分社。 我们坐火车从大连先到沈阳， 在那里参观了沈阳的故宫， 再从沈阳到北平， 一路开过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在田野上，在山谷里，我看到 了一些死人， 不知是淹死，饿死还是战争打死。 我很害怕， 妈妈叫我闭上眼睛不要看。

 

         1949 年中， 我们终于到了北平， 一开始是住在陈铭德，邓季星的家中， 我印象中是无量大人胡同中的一个四合院， 中西合璧式的装修非常典雅， 院子很大， 有很多花， 院中有一棵紫藤萝，长得很茂盛。陈铭德当时希望父亲到北平的新民报工作。 北平即将改名北京， 新中国的首都就要设在北京， 北京的新民报将来地位何等重要啊。

 

     父亲的智慧在于他的审时度势， 在于他的远见卓识， 他预见到共产党掌天下后， 私人报纸会衰落，即然是来参加革命，要搞新闻就要到共产党的报纸去干。他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 他放弃了陈铭德 给他的北京的新民报采访部主任的位置。 1949 年 八月由新华日报的胡绩伟介绍到位于香山的 华北新闻学校去上学。当时由于解放军的神速进展， 许多新解放区需要大批干部接手工作， 接手政权， 就办了一些学习班即干部速成学校， 招收一些刚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给他们讲一些马列主义基本原理， 共产党的基本道理， 国际国内形势和现行政策， 就把他们分配到各处去工作。

 

    1949 年 九月 母亲则由梁柯平介绍，到刚刚成立的北京市妇女联合会宣传科工作。就这样，他们参加了革命工作，非常幸运他们参加工作的时间都在是1949 年 10 月 一日以前，算是革命老干部，后来退休时都算是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