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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明代文人与茶[转载]

(2014-09-16 19:10:49) 下一个
    明代的制茶工艺和饮茶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使我国的茶文化达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当时的文人雅士,继承了唐宋以来注重饮茶的传统,普遍具有浓郁而深沉的嗜茶情结,他们组织茶会,编写茶书,积极参与茶事活动,推动茶文化向着更深的层次发展,并为之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时代风尚。



《惠山茶会图》

  朱权著书论茶

  明代以前,饼茶与散茶共存,前者占主流地位,历代宫廷贡茶皆为饼茶。饼茶又称团茶,形状似饼,其制造需要采、蒸、捣、拍、焙、穿、封等七道流程,工序繁琐、造价昂贵,耗费大量民力。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乡闾,关心民众,为避免空耗民力而下诏废除饼茶,改贡散茶,从此散茶成为茶类主流。此举带动了饮茶方式的变革,开辟了茶文化的一片新天地。而真正“开千古茗饮之风”的,则是一位失意的王爷——朱权。

  朱权(1378—1448)是朱元璋的第十七子,13岁时被封为宁王,手据重兵,驻守要镇,名声赫然,春风得意。明成祖朱棣称帝之后,将朱权改封于南昌,夺其兵权,派人严加监视,并欲以巫蛊诽谤之罪置他于死地。为避免朱棣的猜忌,朱权开始不问世事,由叱咤一时的亲王变为归匿山间的隐士,转向了隐逸的文人生活。他鼓琴读书,兼攻释老,耽乐清虚,悉心茶道,在茶饮的世界中寻找寄托。晚年的朱权,将他对茶艺的心得体悟著成《茶谱》一书,成为明代茶书的扛鼎之作。

  《茶谱》全书仅2000余字,但包罗了茶具、用水、煎制、品饮等各方面的内容,对茶艺的阐释颇为详备。书中详细描述了朱权自创的茶道仪式:先由一名侍童摆设香案,安置茶炉。再由另一侍童取出茶具,汲取清泉,碾碎茶末,烧沸泉水。当水烧沸,冒出蟹眼一样的气泡时便注入大茶瓯中点茶。待茶叶泡好后,分置于茶盏之中。此时主人起身,向客人举盏献茶:“为君以泻清臆。”客人随即起身接盏:“非此不足以破孤闷。”然后各自落座,开始品饮。饮茗完毕,主客清谈,话久情长,兼以琴棋消遣。

  朱权的《茶谱》,对后世茶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书中提出不将茶叶压成茶饼,也不加香料,以此来保存茶的本香,这使叶茶成为主流。茶的饮法也由烹煮发展为瀹泡,并由后世继承,延续至今。书中所载朱权自创的茶道,比日本茶圣千利休所创茶道早百余年,两种茶道形式几近相同,可见朱权茶道对日本茶道有着直接的影响。

  文征明丹青绘茶

  明代中叶的苏州地区,文人荟萃、名士辈出。这些文人雅士在热衷于挥毫泼墨的同时也醉心于茶事,他们将自己的书画造诣与茶艺相融合,创造出大量空灵清秀的艺术作品。明代中期最著名的画家,吴门画派的领军人物——文征明,当属个中翘楚。

  文征明(1470—1559),初名璧,字征明,因祖籍衡山而自号衡山居士。他生长于长洲(今江苏苏州),与沈周、唐伯虎、仇英合称“吴门四家”;又与唐伯虎、祝枝山、徐祯卿并称“江南四大才子”。文征明的书画造诣极为全面,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人称“四绝”。在绘画方面,他一专多能,能丹青,亦能水墨;能工笔,亦能写意。山水、人物、花卉、鱼虫,无一不精。

  文征明既是画家,又是茶人,他常与友人一起,在江南的谷雨时节外出采撷新芽,用惠山脚下“天下第二泉”的甘洌泉水煎制汤茶,与友人共饮香茗。兴致所到,便泼洒丹青,将茶会场面绘于画中。

  文征明的茶事绘画作品众多,传世的有《惠山茶会图》、《品茶图》、《汲泉煮品图》、《松下品茗图》、《煮茗图》、《煎茶图》、《茶事图》、《陆羽烹茶图》、《茶具十咏图》等十数幅,其中以《惠山茶会图》最负盛誉。

  《惠山茶会图》描绘了文征明偕同好友蔡羽、汤珍、王守、王宠等人游览无锡惠山,在惠山山麓的“竹炉山房”品茶赋诗的情景。画中好一个悠闲、清静的所在:挺拔的青松,芒砀的山石,松石之间有一素朴的井亭,井亭旁已经架好茶炉,侍童正在布置茶具、烧火烹茶。主人在亭边揖首待客,有的客人已经在亭中落座,或俯身望水,或展卷观书。有的客人还在远方的山路之上,一边叙谈,一边徐徐走来。

  画作描绘了江南的山水美景和明代茶人怡然天趣的生活,体现出文征明对茶的深情厚爱。茂林青松、名泉怪石、茶房亭榭,这些飘逸清幽的景致都是颇具魅力的茶饮意境,最为当时的文人所心醉。

  徐渭妙笔书茶

  徐渭(1521—1593),字文长,号青藤居士,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明朝三大才子”之一,是明代中后期最具传奇色彩的文士。他自幼天才超逸,却考场失意,8次乡试落第,终身未曾中举;他出身官宦世家,却仕途艰涩,只做得他人幕僚;他精通诗书琴画,一派文人风雅,却又胸怀兵甲,屡出奇计,大破倭寇;他学识才智冠绝一时,风光无限,却又一生坎坷,身陷囹圄,数次自杀,晚年落魄。

  晚年的徐渭,彻底诀别仕途,他习书作画,终日与茶为伍。由于爱茶,徐渭的书画作品很多以茶为题材,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书法作品《煎茶七类》。

  《煎茶七类》的原作者是唐人卢仝,徐渭将原作内容加以改写,融入自己对茶道的理解,写成行书、草书各一卷。文章共分七论:人品、品泉、烹点、尝茶、茶宜、茶侣、茶勋。全文不足300字,却言简意赅、意境深远,堪称我国古代茶书中最为精悍的短篇。作为茶人,徐渭十分重视人品与茶品的关系,将“人品”置于七类之首,此为历代茶文茶著所少有。古代茶论之作,多从论茶开始,唯独徐渭的《煎茶七类》却开宗论人,这正是此卷作品卓尔不群之处。徐渭对卢仝非常敬佩,对卢仝这篇茶道之论甚为珍视。他将历代传抄引用而产生的种种疏漏、谬误,一一加以裁补、厘正,对文中谈及的煮饮方法,遇不合时尚者,则“稍改定之”。通览全文,徐渭对“烹点”、“尝茶”、“茶勋”诸论都有不同程度的修改。改后的作品,于茶道的表述更臻妥切,文采斐然,美妙绝伦。

  徐渭自称:“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明末文豪袁宏道谓其“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煎茶七类》行书字帖,字体方圆兼济,运笔萧疏爽逸。徐渭将隶书的笔法融入行书,且行中带草,笔墨纵横,既有黄庭坚一波三折的意趣,又有米芾飘逸超迈的气势。清代收藏家王望霖为这部作品加以尾跋,对其赞誉有加:“书法奇逸超迈,纵横流利,无一点尘浊气,非凡笔也!”


  这部“非凡笔也”的压卷之作,成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是徐渭在去世前一年所写。时年徐渭已经71岁,之后再未有作品面世,《煎茶七类》可以说是他的绝笔之作。但该作犹精神饱满,可以想见徐渭晚年跳掷腾挪的姿态与浑厚雄健的笔力。

  明代文人茶事,充满传奇佳话,俯仰皆拾;明代茶艺技法,一改前代的奢华富丽,开始趋于自然简约,走上返璞归真之路;明代茶文化的品质,随着茶人审美追求的提升而愈发精致高雅,更甚于前代。自然率真而又精深雅致,这是明代茶文化的精神之所在,亦是明代文人的精神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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